“隐身的”的寒门学子
我想对那些身处逆境中的孩子们说，要坚信教育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必须突破我们现有的格局、拓宽我们的眼界。
2017年，一个名叫庞众望的“寒门学子”以当年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故事，曾被当作励志故事广为传播。有人感佩于他的自强和善良：母亲高位截肢、父亲患有精神类疾病、姥姥和姥爷体弱多病，自己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但他一边照顾母亲、挣钱补贴家用，还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自己小学和中学的学业。有人有感于他的坦诚和自信：面对记者都有顾虑的问题，他却坦然回答：“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哪里拿不出手的，我的妈妈那么好，我的姥姥姥爷那么好，我家里每一个人都那么好，我觉得别人应该羡慕我才对。”有最新的消息说，庞众望已经留校直接攻读精密仪器方向的博士学位。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的是，换一个角度看，庞众望还算是“幸运”的：他考上的是全国瞩目的清华大学，有名校的光环做背景，还有清华大学校长亲自登门送录取通知书的美谈加持，所以他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他有了表达自己的机会，他的未来之路同样应该会有阳光照耀。但是，假如他考上的不是清华大学，而是一个偏远省份农业地区的二本甚至三本院校呢？他还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关注吗？他还可以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吗？他的未来之路还会有阳光照耀吗？
黑龙江绥化学院教授、作家艾苓2022年出版的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从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群体所做的近20年的追踪记录中，选取56个人的口述，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我和艾苓教授聊了聊。
一
张健康：低收入家庭下一代向上流动问题，最近几年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已经出版的相关书籍、发表的相关文章相比，从立意、选题和写作方式上，你决定写作本书时，有哪些独特的考虑？就是出于共情，想记录下一群人的真实情况，还是希望总结、反思一些什么？
艾苓：我平时没有太关注图书市场的动态，只知道2011年诗人王小妮出版过一本《上课记》，后来又出版了《上课记2》，和广东一所二本院校的老师黄灯2020年出版过一本《我的二本学生》，两本书里面都涉及到相关问题。两本书的作者都是以高校教师的身份来写学生的故事，书写视角是老师的视角，记录的故事主要是学生课堂上下的故事。与王小妮和黄灯两位的书最大的不同是，《我教过的苦孩子》中的故事全部是关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而且我刻意隐去了我作为他们老师的角色，以纯粹旁观者的立场，记录他们学校之外的故事。
2016年我曾出版过一本从高校教师的视角记录学生课堂上下的故事的书，书名叫《咱们学生》。当时我的写作主要依靠的是我的日记本，还有我的教学笔记。我的日记本记录了我对课堂上下同学们表现的观察以及同他们进行校内外交流所产生的随感。但书稿写完，准备交付出版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书稿缺少一块内容。问题是我爱人提出来的，他和我都毕业于绥化学院，我们是同学。读书的时候，大多数家庭都不富裕，而他的家境比我们绝大多数同学的家境又要贫寒一些，这使得自卑心理伴随了他很多年。他告诉我，如果要写绥化学院的学生，就不能让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缺席，因为绥化学院的一大特点就是这样的学生占比较高。他的话给了我一个提示，必须补上这块内容。我当时了解了一些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零零星星的，缺乏面上的数据，而我当时又忙于教学和科研工作，根本抽不出整块的时间来做社会调查。我爱人建议我利用社交平台做一个小型的社会调查。我认为可行，但收集上来的各种信息很复杂，远远超出预期。当时我就确定了下一本书的写作对象，而且只记录和梳理，不去做总结和反思——记录和梳理学生们成长的故事，总结和反思的事情就交给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政府部门去做。
张健康：你为什么会选择一群二本大学的寒门学子生作为观察对象？
艾苓：我曾经想过扩大调查范围，至少扩大到黑龙江全省，多选择几组样本，比如省会城市的“985”、“211”、一本、二本、三本大学各选择一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大学选择几组，经济比较落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城市的大学选择几组。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量太大，远非我个人力量所能及；二是我发现我们学校就是很好的样本库。我们绥化学院是中国边疆省份农业地区的一所二本院校，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2004年由绥化师范专科学校升为二本院校以后，终于可以面向全国招生了，但外省的学生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每当新生开学季，校园里随处可见黑色和红色面孔的学生家长。虽然我没有确切的数据，但大致可以确认，我们学校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占比是远远高出内地省份的。我从2005年回母校担任写作老师，从教17年以来，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而他们中至少有1/3生活困难。因此，我教过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样本足够多样化、数量足够庞大的样本库。我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手边现成的样本库，而要去舍近求远筛选别的样本库呢？
于是，我通过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QQ、微博——发布了《贫困生调查说明》。我最初还担心能不能得到反馈，会有多少人做出反馈，但结果表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不仅我的同事、朋友和学生们纷纷转发我的《调查说明》，他们还帮我找到了他们的同学、学生。最终我得到了一个由好几百人组成的数据库。我选择了2000年以后毕业的学生作为采访对象，因为从2000年起，高校毕业生完全不再包分配；同时又优先选择了留在黑龙江工作的毕业生进行面对面采访。对黑龙江省外的毕业生的采访，多数是利用出差、陪老娘参加省外活动的间隙进行的，少数是通过线上完成的。从2017年暑假开始，我陆陆续续采访了200多名毕业生。
张健康：根据你的采访和观察，你认为同重点大学中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相比，二三本院校的中，同样成长环境的孩子们身上存在哪些问题？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艾苓：和那些可以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相比，后者身上是存在明显的短板的。因为前者很容易被当作“寒门骄子”，受到社会和当地政府的关注，上大学前就可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资助，包括经济上和心理上的；但是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如果只考上二本、三本院校，没有名校的光环加持，几乎得不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更不要说经济上和心理上的资助。
还有，重点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业，因为有母校的名头背书，更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二本、三本院校学生，因为社会对他们的母校认可度不高，可选择的空间相对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重点大学一般位于省会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甚至全国性中心城市，加上学校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要明显强于二本、三本院校，因此重点大学的学生读书期间接受的信息比地处偏远城市、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相对薄弱的二本、三本院校的学生要丰富得多，接触的事物要前沿得多，处理的事务要复杂得多，他们的眼界自然会宽得多，格局会大得多。
从我对我们绥化学院低收入家庭学生的长期观察可以看到，他们不仅上大学前几乎没有得到过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更不用说资助，毕业后如果选择创业，同样没有得到过关照。如果选择就业，他们遇到的第一堵玻璃墙就是，用人单位没听说过他们毕业的院校。我们的一些学生去面试时，经常会被问到诸如“你们学校在哪里”、“是二本还是三本”此类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就需要花很多时间给对方解释说明。比如我有一个从河南偏远农村考进来的学生，毕业后去了江苏昆山，然后他又去了上海应聘。最后一轮面试的时候，面试官问他毕业的是哪个学校。他估计面试官不知道“绥化”的“绥”怎么读，便告诉对方是绥化学院。面试官直截了当地说：“上一回大学，怎么不读一个像样的大学？”类似的情况不止他一个人遇到，我们的很多毕业生都遇到过。
我现在每次应邀去校外参加活动，我总会自我介绍说我是黑龙江绥化学院的写作老师。有学生问我，为什么会特意强调自己的身份。我就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以后他们找工作的时候，少花时间去向用人单位介绍他们的母校。比别人不了解、不接纳更严重的是，学生们的眼界和格局严重限制了他们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很多学生毕业后，能想到的就业去向，除了考公务员，就是考事业编。一些学生去了南方才发现，还有很多比公务员和事业编更好的职业可以从事。
二
张健康：我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上大学的，当时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一种信念：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用大白话说就是，考上大学就好了。你书中的很多受访者，的确通过上大学改变了命运，但是同样有不少受访者，表面上看他们摆脱贫困是因为上了大学，但仔细看就会发现，上大学期间学的专业跟他们后来的技能，基本没有什么关系。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上大学未必能改变命运，改变命运未必要上大学？
艾苓：我始终坚信，教育一直是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民族命运的最好投资。的确，我们的学生受制于没有人脉资源、没有名校光环、没有原始资本，毕业后没能立即实现社会阶层跃升，被迫接受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甚至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几年之后仍然囊中空空，但是他们发展的天花板一定比没有上过大学的要高。因为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可以学到一项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比如突破现有的格局、开阔自己的眼界、提升自身的判断力。
我有一个学生，他是从山东西部农村考进绥化学院中文系的，毕业后辗转去了广州，先是给人打工，两年后自己创业，做轿车外观改装，后又抓住时机做起了越野车防护加装。他家世代没有经商背景，学的专业跟经商和汽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已经做到了“国内改装界里小有名气的人”。采访中他告诉我：“我接受的学校教育让我相信：好的品质，周到的服务，一定可以赢得市场认可。”比如几年前，一位台湾客户从他那里采购了一套保时捷行李架，货到以后，客户试装时发现，行李架长度与实际需要有一厘米的偏差。那是各批次铝材密度不同造成的。客户提出换一套，存在偏差的一套给他返回来。但是他告诉客户，直接给他发一套新的，原来的那套不用返回来，留着做样品就可以了。客户对他的处理方式很满意，最后成了他的忠实客户。前一段时间，我和他联系问他近况，他说受疫情影响，业务下滑很大。如果换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怎么应对？他告诉我，他开始认真看书，已经写出一本长篇小说，还想继续写小说。
张健康：观察从苦难里走出来的人，有两个常见的误区：一个是从外部视角看，报以赞美苦难的态度，认为正是曾经的苦难锻炼了他，为他后来的成长甚至成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另一个是从内部视角看，讲述者会用过去的艰难困苦来为自己现在的成长、成功贴金。你的书，事实上兼有外部和内部两个视角：对讲述者来说是内部视角，对你来说是外部视角。那么，你认为你的写作避免了上述两个误区吗？如果避免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艾苓：苦难本身是不值得赞美的，值得赞美的应该是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苦难、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苦难、能从苦难中学会成长的行为。而一些经历苦难获得成功的人，用曾经的苦难来为自己增加光环，则完全可以归入心灵鸡汤一类。当我决定要专门给苦孩子们写一本书的时候，就想要尽量避免上述两个倾向。
写苦孩子们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有心理包袱的，因为关于贫困的话题很敏感，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提及。现在要他们重新讲述一遍自己的过去，相当于要把他们已经愈合的伤疤再揭开一次，太残忍了。所以，每次采访，听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时，我都会问自己：还要不要问下去？但我始终确信，我应该给苦孩子们写一部传记。他们没有表达自己的渠道，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外人眼中他们就是一个个灰色的沉默的影子，我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表达自己的机会，让外界看到他们实际上是一群鲜活的人，他们的个性千差万别、生活丰富多彩。
但是，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呈现。当我完成对第二个人的采访后，就基本明确了：他们说，我记录。由受访者自述，可以尽量避免信息流失；我隐身于文字背后，只是作为一个记录者、传达者，不参与他们的讲述，尽量做到态度中立。当然，要做到完全中立是几乎不可能的。他们讲述的时候，不可能不带有情绪，讲到伤心处会潸然泪下；尽管我听的时候不录音，只是记下一些细节和关键词，但我对他们提到的一些痛彻心扉的往事，不可能无动于衷。
比如有一个女生，个子还不到一米五零，毕业前她告诉我，她用勤工俭学赚到的钱还清了所有的助学贷款。我很为她高兴，还拥抱了她。后来有一次我去北京，和同学们聚会时聊到了她，同学告诉我，她还清贷款后还剩点钱，非要拉着闺蜜去逛商场，经过高档的品牌鞋货架时，她没有做任何停留，直接奔里面的货架，花四五十块钱买了一双布鞋。穿上鞋那一刻，她表现得非常满足，说长那么大，还是第一次穿那么合脚的鞋。听到这些，我就没忍住掉下了眼泪。不过，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我要尽可能客观地记录他们的故事。
张健康：写完本书，你想对社会、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或对家境优渥的孩子说点什么？
艾苓：我没有对家境优渥的孩子做过调查，所以不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对社会，我能说的是，除了关注名校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二本三本院校中，这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另外我想对那些身处逆境中的孩子们说，要坚信教育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但必须突破我们现有的格局、拓宽我们的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