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
对于自己，梁漱溟的定位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
手中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起码有两个难得。
它是美国艾恺（Guy S．Alitto）博士在1980年代初期对梁漱溟的访问纪——其实就是一个录音访谈的文字版。难得的是，这是原始版，几乎未经编辑裁剪，连续且无修饰，这种纯对话没有机锋性，属于童叟无欺的“现挂”，不装不改落子无悔，使每个读者都能有其身在侧的亲切；更难得的，受访者梁漱溟是中国儒释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访谈者却是一个外国人。与其他国外人士对国人的访谈不同的是，艾恺本人精通中文，对中国历史典故、古文及现代口语异常纯熟，全部对话流畅自然，全然没有一般访谈中浓烈的书面感。全书都是对话形式，场景逼真。双方都是高手，一个是对访谈对象的研究精深，一个是访谈对象本人，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我看到的这个版本是三联书店2015年8月的，之前东方（2006年）和外研社（2010年）都出版过此书，也都是用的这个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是一个极具哲学况味的命题，这本书之所以卖得还不错，从一个不了解梁漱溟的普通买书人的角度，这个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几乎就完全不能拒绝。书名的命名者就是艾恺本人，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对应的英文是“Has Man a Future?”直译出来的意思是：人有未来吗？——无论中外人等，这种问题都是在人性层面的棒喝，人类是无法抵御这样的黑洞的，因为它击中人性。艾氏的书名能如此切中肯綮，说明他了然这种人类共情，同时也说明他具备打通中西的学术功力。
这个名字是一句话，一个问句，同时也是一段公案。
此语并非艾恺也并非梁漱溟所创，而是梁漱溟父亲的遗言。梁氏的父亲梁巨川是晚清遗老，在民国七年十一月初十投净业湖自尽，彼时刚过大雪节气两天，离他68岁生日还有三天。在自尽前三天的那个清晨，他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身为北大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这句天问是梁巨川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在遗书中，梁巨川说“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尽管他这份表明无疑昭示他就是爱这个世界，后人还是以为他是爱清朝，他的死是殉清，甚至清末帝溥仪也这么认为，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不无揶揄地说“著名的绰号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
大清固然不值得殉，但时令在彼也毕竟是个参照，梁巨川殉的乃是他自己的“道”，这是对自己心中的世界终极真理的执着。在他的殡仪上，有一副不知具名的挽联说“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用中国古典文学形式对中国古典士大夫的这句“这个世界会好吗？”做出了终极诠释。
这样看来，这句天问的书名，链接了梁氏父子所处的两个朝代，既隐喻了梁漱溟事业的其来有自，又隐喻了子承父业——都对这方红尘世界有着莲花般若般的慈悲，非深知深会者所不能道。一个外国人，何以对中国对梁漱溟有着如此深的了然神会呢？艾恺自己说：“我只能总结，身处天涯海角的我们能有幸见面，实在是命运的安排。”
一
艾恺博士是意大利人，后来辗转到美国定居生活，现在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科学部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副教授。他在芝大是有终身教职的，穷其一生所研究的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他的芝大个人简介中，探究的具体领域甚至大都和梁漱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村、县和地区层面的地方史（山东邹平县、河南西南部的皖西地区）——而这些地方都是梁氏主要的工作和活动地域；家族史（桂林的梁氏家族）——桂林梁氏就是梁漱溟的郡望……艾恺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化，而梁漱溟就是研究的抓手。艾恺的博士论文《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的现代性困境），经成书出版后，在美国亚洲研究学术界和华人知识界形成一股关注中国的热潮。这也是他和梁漱溟能直接面对面而形成本书的缘起。
有意思的，在一个从学生的学习到学者的研究过程中，艾恺是怎么从欧美的环境挣脱出来，把目光投向亚洲的中国，又是怎么遍历了中国几千年浩繁的人事，聚焦到梁漱溟身上呢？因缘自然千丝万缕，但仅从方法论上说，似乎是注定的。
好史是一切的基础，艾恺好史。大学时代学习的历史课程都是西方史，诸如德、法、西班牙史等，学习中确定自己毕业后继续就读史学研究所，巧的是这时美国历史老师恰好建议他“向东看”——大道归一，这跟默罕默德的圣训极其吻合（“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伊本•阿底<圣训全书>（穆罕默德言行录））。于是，他就把所有能找到的亚洲历史读物都看了一遍，包括中国、日本、印度等，看后自然形成一个大的历史观背景，而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自然就凸显出一个问题：人类有记录的文明中，有一个奇怪处——每个文明或国家都有经致命性变革或断裂后的格局更张自尊灭失，唯独中国没有，且数千年连续到现在——一个是百折不挠极具稳定性，二是薪尽火传极具持续性，而这其中任何一性在世界都是唯一的，遑论两性俱备？
而无限放大中国史，即使是其中一个molecule式的小细分也璀璨无匹，比如科举制度——“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直至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为止，都是由一个世袭的武士阶层所统治，并常由教士/神职阶层辅助，但该神职阶层臣属于武士阶层。中国则大异其趣，这群非世袭的、依靠学识而非军事或武力获致权力的群体，早早引起我内心的疑问与好奇，并至少在我早期的阅读经验中无法求解。”
学问追究的是以所见而见无所见，是一种另眼。艾恺的另眼张开，发现了中国，并确定以中国史作为毕生学术追求，但这还需要一个入口，而这个入口的寻找则是锱铢米粒般的偶然。
写作周谷城批判运动的硕士论文时，艾恺第一次看到梁漱溟的名字，而后，在哈佛大学为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再次看到——当时如见故人，同时有了审视的惊讶，确切地说是震惊——“这样一位具备思想和道德天赋的人竟被历史研究所完全忽略！”何谓“完全”？据当时艾恺所能搜集的资料——研究所需资料篇目都是海量，而落实在论文上则浓缩之至，所谓“十万分之一”——梁漱溟只存在于区区两篇论文之中，且还是一笔带过。
艾恺激赏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但发现无人研究；中国乡村建设，梁漱溟是惟一的高级知识分子，但研究领域却偏偏躲开了；梁氏其他身份如民盟的创立者、国共和谈调停人、《光明报》创始人以及他和陈独秀毛泽东等同时代人的交往，均无人问津。即使从大轮廓讲，“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这些也都是空白。问题所集，空白所在，即是学问津逮。基于此，艾恺锁定了梁漱溟并研究至今。
二
梁漱溟是佛教徒，或者说他的理念是“儒为体，佛为用”的。艾恺从中外的比较中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迥异于欧美的，就现代学术规范（西方制订）而言，一个人不可能既是儒家同时又是马列信徒。而恰恰，能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梁漱溟就可作为代表。
《汉书·叙传下》给纯儒下过的定义是：“谠言访对，为世纯儒。”意思是正言直语、不曲不阿就是纯儒，也就是纯粹的儒家。在会晤梁漱溟之前，艾恺对梁氏的定义就有纯儒的意思，而晤面之后，这个印象就升格为圣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身作则殒身不恤，非但思想而且践行。而事实上，梁漱溟只承认自己是佛教徒，佛教徒并不是世俗眼中的暮鼓晨钟皓首穷经，相反，他不仅要修，更重要的还在于实修，即所谓的“行”，修行各异是远算不得佛家弟子的——这和儒家特别是大儒王阳明派主张的“知与行”理法互通。人都是以自身为尺度的，故而梁氏对蒋介石也好，对康有为也好，都是不认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一点信义没有，说话不算话”，就是“一方面尽说假话，一方面自高自大，简直可以说要不得”。一行有亏而万行湮弊，始终如一才算本来。
金庸《天龙八部》中，大理皇帝有避位为僧的传承，典型的如段正明。但这在梁漱溟看来，是小乘，算不得大乘佛徒的。佛修分为小乘和大乘，小乘为自身，强调出世，避位为僧就是出世的一种，佛家所谓“自了汉”；大乘则为众生，强调入世，“普度众生”就是说的大乘。相对的，春秋战国之交，百家争鸣，孟子总结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学派即相当于佛家的“自了汉”，最典型的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相对的墨家则“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这两种旗帜鲜明的主张对比就能明显看出，杨、墨分野与大小乘相类。这既说明中国文化中儒、释的融合有其必然性，也说明要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纯粹分开哪个是儒家哪个是佛家是徒劳的。梁漱溟说自己行的是菩萨道，“不舍众生，不住涅槃”，而菩萨道就是大乘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就是大乘，她体现的就是和众生打成一片，而从梁氏所述所为看，他终其一生心行合一。
梁漱溟的行述，不难见到这种心行合一。这可以说是纯粹的实事求是，而这个实事求是，却高于这个词语本身的蕴含。一般意义上，实事求是是建立在西方科学定义上的，换言之，不符合西方科学的，则被否认。梁漱溟则始终遵循“眼处心生”，不惟上，不惟妄，这是极为难得的，他之外的人根本无法做到。
从民国到文革，梁漱溟所经的在一般人眼中都是惊涛骇浪，但他本人都是一句“没什么”，几乎对一切都清心寡欲。对世风的剧变，他认为总还是好的，“事情发展到今天，自然如此。这个不足怪，也不必责备。实际上，可以说是动摇不了根本。”对辱骂、叱责和抄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愉快”；对耳口鼻舌身意都无可无不可，只投身于谋求世界问题的解决，舍此无他。像一只比特犬，只管合口去咬，本身没有痛感细胞，无论何种遍体鳞伤都浑然不觉，无意成猛士而自有一种威风凛凛。典型的，艾恺用记者式诱导问他，如果他现在到他父亲投湖自尽的地方，会有什么感慨，他也坦然说“也没有什么。我要说的一句话……我是一个佛教徒，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什么都没有什么。”……这些应该不是一句“不在乎”所涵盖的了的，而是类似《倚天屠龙记》里九阳真经所说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本身就是修行极高的表现。
建国初期，梁漱溟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学者丁东和邢小群曾判定说，他在参政议政上至少有四次发言可以载入史册，这里仅举一例。
1974年2月22日、25日在政协学习组，梁漱溟发言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孔子？……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如果因为我们）不负责、考虑太少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与孔子倒无损，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全国上下批林批孔。这种大道直行谠言无忌，是只人单枪迎面千军万马，是几乎所有人都不能做到的，这就是有大勇，在知行合一上的大勇，就是大智慧的一种。大智慧并非“大事不糊涂”，它没有大小之分，比如他对佛家生命轮回“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的细节描述说：“人不是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流传下来的……死亡不会断灭，不像有些个人就以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那说此话的背景是什么呢？无论是他说这话还是一直到现在，都是西方科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什么是大行其道？就是非其所说即为封建迷信，即为异端。但梁漱溟认为对，证到正确就说了就做了，异端不异端，才不关他的事。
对于自己，梁漱溟的定位既是佛家的也是儒家的，“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我的程度只是这么一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