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安何处？王赓武的异域之眼
在王赓武看来，华夏文明很大程度上是黄土文明。我们的祖先在驯化了土地的时候也被土地所驯化。这一被土地所束缚的文明，倾向于安土重迁，习惯于因循守旧。
新世纪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对学者作家的学思历程与生命历程一直充满兴趣。不论是齐邦媛的《巨流河》，还是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抑或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上班级》，出版之后都有巨大的反响。与这些回忆录相比，历史学家王赓武在《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这两部回忆录中所呈现出来的世界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让人唏嘘不已。
几乎所有的回忆录，都会提到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怀，王赓武也是如此。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又可以看到他以异域之眼对故土的反思与审视。可以说，王赓武的一生，一方面纠结于家国认同，另一方面，又用海洋性思维来审视他所眷念的中国文化。
家国情怀与情迷中国
1930年，王赓武出生于荷属泗水，母亲丁俨出自名门望族，父亲王宓文毕业于中央大学，大学毕业后受朋友鼓励来到东南亚，以教授南洋华侨子弟的中文为业。由于出生于异国他乡，王赓武的父母一直致力于让他尽可能地认识中国。母亲把王氏家族与丁氏家族的亲人逐一向他讲述，这种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宗法制社会，让人想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差序格局”的概念。
童年的王赓武在英属马来亚的怡保看到清真寺、庙宇和教堂时，好奇父母为何不进去参拜，母亲的回答是她不相信这些，她相信的是祖先崇拜。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也是儒家思想的行事作风。如果说母亲丁俨是从家族与信仰的层面让王赓武认同于中国的话，那么，父亲王宓文则是从教育层面让其认同中国。在王赓武的青少年时代，身处英属马来亚的父亲既教授他四书五经，又教授他古典文学。于是，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再到唐诗，从《大学》到《中庸》再到《史记》，都成了他学习的内容。这种经典的文史教育给他打下了坚守的国学根底，为他将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的王赓武，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文化认同，都坚信自己是中国人——虽然落脚于英国的殖民地，但始终坚信他们一家三口终将叶落归根。诚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等待回到中国以及重返马来亚，这两者形塑了我的人生，影响远比我意识到的还要深刻。”
《王赓武回忆录（上、下卷）》
王赓武 林娉婷 /著
林纹沛 夏沛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8月
1947年，王赓武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国，并幸运地进入中央大学英文系就读。可惜，朝代的革故鼎新与时代的天翻地覆让王氏一家在1948年再一次离开中国，并回到了英属马来亚。18岁的王赓武，在回到马来亚之后，必须重新寻找自己的家国认同。为此，他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试图让自己认同于即将解除殖民统治的马来亚，他来到新加坡的马来亚国立大学就读，重新结识了新朋友，并遇见了自己的妻子林娉婷。他在大学里写诗、辩论、思考，并由此建立了他对他心目中大马来亚的家国认同。这种认同，不仅体现为他在这里成长恋爱学习，更体现为对马来亚历史文化的认知。
可以说，1950年代的王赓武，心中既有对中国的文化情怀，又有对马来亚的热切期盼。这两点，具体体现在他学术研究的两大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关于中国的历史研究。1950年代，王赓武在英国致力于中国五代十国这段历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心理动因，源于他对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的疑惑。在王赓武看来，辛亥革命后，一个新的国家已经屹立在东方，却为何又遭遇了军阀混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赓武对五代十国的历史研究，恰恰投射了他对当时中国鹦鹉救火般的情怀。
第二个方向，是他对马来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同样是在1950年代，他对马来亚的历史研究兴致盎然，当他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很快便来到新首都吉隆坡的马来亚大学，致力于推进马来亚地区的历史研究。这又投射了他对新的马来亚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认同。饶有趣味的是，这两个学术方向还有重合的一面，那就是海外华人的移民史与定居史。就这样，王赓武的学术研究，就像社会学家项飚所主张的“以自己为方法”。他对海外华人的迁徙史、贸易史、生活史、以及情感上的国家认同的研究，完全是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所出发的。历史学家王赓武的历史研究，可谓是从自己出发的全球史。
1965年，对王赓武而言，可能是最难过的一年。一方面，他所认同的大马来亚排斥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口是华人，如果加上新加坡，整个马来亚的华人人口就占据了48%，再加上外来的印度裔，外来人口在马来亚的总人口远超50%，这样马来人就成为了大马来亚的少数人口。基于这一点，新加坡被排斥在马来亚之外。对此，王赓武是不能认同的。可以说，此时此刻的王赓武，在情感上遭受了三重冲击。第一，他在青少年时认同的中国文化迎来文化的破坏与毁灭；第二，他的出生地印度尼西亚发生了惨烈的排华运动，大量的华人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背井离乡；第三，他既不认同于排除了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又不太认同新加坡。在种种因素的叠加之下，王赓武选择了离开，他前往了澳大利亚教书，并在澳大利亚教书十多年之后，加入了澳籍。此后，王赓武还担任过香港大学的校长，在香港生活多年。
如今，90岁高龄的王赓武生活在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到底何处是家园呢？对于这个答案，王赓武的答案是心安即是家。这一苏东坡式的回答是柔情似水式的。与他相比，另一位海外华人学者所说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则是金刚怒目式的。不论是柔情似水还是金刚怒目，他们都展现了家国情怀的一面。
不过这一面向，不同于飞蛾扑火式的爱国热情，更多了一份理性审视下的人生抉择。这不仅让人想起了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关于“Obsession with China”的论断。在翻译这本文学史著作时，有学者将之翻译成了感时忧国。对此，香港文学史家陈国球并不赞同。他说：“‘Obsession’一词在英文中包含有比较复杂的感情，但‘感时忧国’就完全是歌颂爱国精神的正面意思了。这就启发我重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史》。
我发现，在夏志清那里，‘obsession’显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讲‘Obsession with China’，有一种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把自己的感情过于陷溺在对于中国的迷思中的意思。而在他的整个论述中，得到更高评价的明显是那些可以从对于民族国家的迷思中超越出来的作家。他认为这种对于中国的迷思，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包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国球将夏志清的这一论断翻译成了“情迷中国”。按照这一概念，王赓武的家国情怀，其重心更侧重于家，而非国，这就无疑摆脱了“情迷家国”背后的梦魇。
大陆性思维与海洋性思维
出生于海外的王赓武，一方面沉迷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则又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王赓武大学读的是英文系，绝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东南亚的南洋世界。这种远距离眺望中国的方式，让他有了以独特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域外之眼。他并非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于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经常以海洋性思维来审视中国的大陆性思维。
在王赓武看来，华夏文明很大程度上是黄土文明。我们的祖先在驯化了土地的时候也被土地所驯化。这一被土地所束缚的文明，倾向于安土重迁，习惯于因循守旧。于是，漫长的古代中国，战争基本上都来自于陆上。这一陆上战争，概而言之，基本上是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不外乎中原的胜利或者失败。不过，即使中原失败了，被少数民族征服了，但很快就会迎来文化上的反征服。满族征服了中国，但正黄旗的满人纳兰性德用汉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饮水词》，正白旗的满人曹雪芹用汉语写下了绝世无双的《红楼梦》。
“军事上的被征服与文化上的反征服”相得益彰，正是“以夏变夷”的策略。问题是，近代以降，当强敌从海上来的时候，在面对西方船坚炮利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裹脚、辫子、男尊女卑、三纲五常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在王赓武看来，中国应摆脱土地的束缚，发展海洋性思维。在他看来，古代中国南方的海外贸易一度非常发达，也曾初步孕育出海洋性思维。但是这一思维却因为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而停滞了。那些在过去岁月中为了生活而下南洋的中国人，无形中被过去的专制王朝所忽略了。海权的概念，在传统的认知中也就可有可无。
因此，在王赓武看来，中国的发展，一方面要有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大陆性思维，另一方面也要有包容多样面对世界的海洋性思维。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巨大成绩，也印证了王赓武这一学术命题。当然，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审视与反思，也是王赓武家国情怀的一面。
面对故国，发思古之幽情固然不错，但批评与反思不也是一种深沉的情感表达？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