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大土缸，一具破车壳，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何以让一众浙商大佬纷纷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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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浙商大咖冬日齐归精神家园，为何而来？

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是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43岁创业的见证；一口制作液体皂的大土缸，是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与父亲徐传化的发轫之始；缺了一个轮子的摩托车是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拥抱蓝天梦的起点……

浙商博物馆近六千馆藏背后，是无数浙商的创业掠影，馆长杨轶清说：“每一件都是镇馆之宝，因为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都见证了其主人艰苦的创业史。”

十年时光凝作胶囊，12月13日，浙商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举行。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盘石集团董事局主席田宁、力高控股集团董事长陈晓军等逾百位标杆浙商、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炉论道，共忆浙商博物馆十年与浙商文化传承发展，共话浙商更高质量“走出去”的过去与未来。

红色玻璃钢车壳与温州人叶文贵

或许，温州人叶文贵的名字在如今已鲜为人知。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研发电动轿车，被称为“中国民间造车第一人”。博物馆一隅，一具破旧的红色玻璃钢车壳无言，却讲述着一段属于温州人叶文贵的，失意却值得尊敬的故事。

叶文贵是苍南金乡人，曾有着“温州第一能人”的美誉。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万元户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时，他已坐拥千万元资产。

1969年，19岁的叶文贵到黑龙江七台河市插队，发现关内和关外土特产差价很大。国家号召致富时，就顺便做起了生意，和几名老乡办起了锹柄厂。到1978年回乡时，他已经是万元户了。回乡之后先后创办了轧铝厂、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包装材料厂、蓄电池厂、微机仪器厂等6个厂，而且办一个火一个。

1988年，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叶文贵，开始实践自己在东北当知青时的造车梦，那时的叶文贵不像是一名商人，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当时，汽车离普通百姓非常遥远，然而叶文贵敏锐地意识到，汽油将会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他开始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造车。

1993年，他研制出首辆混合动力小轿车样车，这在中国是第一辆。这辆车一次充电可以行驶200公里，最高时速每小时80公里，并且还可以用汽油做动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车95%以上的配件都来自温州本地，可谓是拥有全部知识产权的一辆车。

但最终因为财力、配套设施以及市场等多方面原因，1995年他的造车梦破灭，项目中止。千万财富散尽，只留下一台红色电动轿车，如今依然摆放在浙商博物馆，诉说着这个始于激情终于悲情的感人故事。

创新难免有失败，但创新精神永远不死。在浙商博物馆里，不仅留存着一代浙商风云人物起于微末的见证，也珍藏着无数属于浙商的曲折。或许是浙商博物馆存在最大的意义！

杨轶清说的：“这时代的节奏很快，有时如果不记录，十年前的事情也会变得模糊，甚至被遗忘。我们记录下来、保存下来，争取再提炼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

浙商从前有本事赚全国的钱

未来也有本事赚全球的钱

浙商创业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浙商高质量“走出去”的过去与未来。

“浙江省民营企业外贸占比稳步提升，民企出口总额占浙江省出口总额比重从2001年的6.93%到2022年的80.7%，对浙江出口总额年增长贡献率达到88.9%，而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省比重也达到78.3%。”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潘毅刚在浙商博物馆开馆十周年现场，秀了一排数据，他谈到，民营企业是浙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力军，国际化发展也在助推民营企业蝶变升级，“越来越多企业因为国际化，正在向更高产业层次、更广市场空间、更优管理制度、更强综合实力、更亮品牌形象跃迁。”

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对此很认可，他坦言自己是第一代浙商中最年轻的，而今也已年过花甲，“从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到加入WTO，再进入如今的新时期，我认为，我所经历的是一个大周期。因此，我也对很多事情愈加有感悟。”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外向型经济大省，浙江有超80%的出口额都来自浙商。但是，绝大部分浙商在过去的外向型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中国制造、全球销售’的模式。”他坦言，这种模式在过去没有问题，甚至以出口创汇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是很值得肯定的，“但现在，世界变了。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秩序正在重构，对应的经济合作秩序也正在重构。”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真正的高速发展是在中国加入WTO，参加全球经济分工之后。因为彼时的中国既没有大市场，也没有多少资源，但有着足够廉价充足的生产要素，所以全世界的产业链都在向中国转移，中国也因此变成了世界工厂。”汪力成表示，如今，因为大国博弈、客观经济规律，全球化大分工正在被区域式、分布式的生产体系和供应链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傻傻地等待是不行的，如果还想着一成不变地拿到订单，可能会亏本，这也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道路。”

“我认为，我们应该主动应变。”汪力成将外向型企业分成两类，“第一类企业，是所处产业在国内具有完整产业链且具备竞争力的，应当降低对大批发商订单的依赖，逐渐建立一套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跨洲物流体系，布局目标市场本地仓、海外仓，以及“最后一公里”配送，从过去面向大B（批发商、大企业），转而面向小B（小公司、小商店）甚至直接面向C端。我们做过调查，美国增加关税对其终端市场零售价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只是批发商的毛利减少了。批发商损失了他的利益，所以要求中国企业移出去，但事实上，欧美大众没有人关注这个事情，他们购买商品也只考虑性价比。而我们的痛点在于，我们没有能直达小B与C端，我们很多企业没品牌，没有自己的物流仓储体系，我们掌控不了终端。我们把这一课补上，一大半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类企业身处国际供应链合作体系内，例如苹果供应链、特斯拉供应链企业，只能听从品牌，随着其终端企业变化而就近设厂。”对此，汪力成再次重申其说过许多次的观点，“我认为，这也是好事情。这意味着中国创造、全球制造的时代的到来。中国人不可能天天窝在中国，而应该如地瓜藤蔓延伸出去。我们的‘地瓜经济’不是‘南瓜经济’，浙商沿着地瓜藤蔓生长，在每个地方都生根，吸收阳光雨露，地瓜自然越长越大。”

“新时代的浙商、未来的浙商，一定要胸怀全球，站在月亮看地球，不要总站在家门口看着眼前一亩三分地，否则，我们自己就会血流成河、一片红海。我们有大量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但海外还有大量地区和国家在这些产业上是空白的。他们甚至愿意用市场换产能。”汪力成坦言，有许多国家向他提出，希望组织一批企业到当地设厂，他们愿意给出市场与优惠，“像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连最基本的装修材料生产商都没有，一位做瓷砖的温州企业把他们最落后、最旧的设备搬过去，依然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了下年底。”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调整会很艰难，加上该开放到现在有大量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所以市场有一个出清的过程。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如果我们从5年、10年回头看今天，越过这些阻碍，一定是好事情。在此过程中，也一定会产生一批总部在浙江的，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汪力成笑言，其实，此阶段对部分明智的企业家而言蕴含着巨大机遇，例如之于进口替代企业而言，就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想，我们浙商从前有本事赚全国的钱，未来也有本事赚全球的钱。”汪力成至今记得，上世纪90年代，浙商开会时大多讲方言，彼此之间最多听懂一半；而今，绝大部分浙商都说普通话，“讲方言时，我们只是浙江的浙商；讲普通话时，我们是全国的浙商；未来，我相信我们有一批浙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都能讲的66的（流利的），那我们就是世界的浙商了。”

现场，还举行了浙商新时代“时间胶囊”封藏仪式，要求与会嘉宾将自己对未来五年的梦想和愿望写下来，分别装入单独信封，统一封藏在特制的“时间胶囊”里。相约五年以后，也就是改革开放50周年时由本人开启“时间胶囊”。

汪力成没有说他信里的具体内容，“但我的中心思想就是，祝愿浙江的浙商成为中国的浙商、世界的浙商。”

万丰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爱莲也分享了万丰“走出去”“引进来”的故事。她谈到，万丰10年前就走出去了，“2013年，我们跟随‘一带一路’的步伐，在印度、捷克、奥地利等国家布局产业。以印度生产基地为例，它现在效益不错，也占据了印度细分市场50%的份额，2022年还被印度一所大学商学院选为案例教材，进行宣讲。”

“明年，万丰集团就将迎来30周年。30年，年轻的我们都老了，万丰也成长为了大交通领域的国际化集团公司。刚刚，汪力成汪总我们距离真正的国际化跨国公司还有距离，但我相信，再困难的路，一步步走，总能走到。”陈爱莲说，“我们只需要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一心一意做好主业，做到‘专精特新’，我想，我们的前途将一片光明，企业可持续发展也必将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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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浙商》全媒体中心 李艳霄 徐燕娜

编辑丨徐燕娜

审核｜余广珠、徐燕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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