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今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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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随着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联，红卫兵运动进入了高潮。
而作为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他们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耳熟能详。
第一位当属聂元梓。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联名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
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6月1日晚向全国广播了这张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大的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从此“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1966年12月，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上作了讲话，给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造反运动”加了一把火。
1969年11月，聂元梓当选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进入人生顶峰。
1983年3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认定聂元梓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聂元梓1986年被假释。
晚年的聂元梓，生活清苦且患有心脏病。
第二位是蒯大富。
蒯大富，江苏省滨海县人，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
蒯大富看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
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
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
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
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
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
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要他们听从指挥。
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
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韩爱晶，江苏省涟水县人，原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
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
后又成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韩爱晶为了扩大影响，先后派出数百人，以“调查组”、“联络站”等名义，在全国35处插手当地运动。他还成立了专门对付部队的“全国动态组”。
1967年4月，北航“红旗”赴武汉调查组。搜集整理上百页的黑材料交给当时“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为王力一伙诬陷武汉军区，制造震动全国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弹。
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叶群、戚本禹先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韩爱晶，授意他“打倒”几位老帅。
韩爱晶自然是心领神会，他说：“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
韩爱晶曾主持了逼供和毒打彭德怀的“审斗会”，同时，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
在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强制实行联合复课闹革命。
从此，韩爱晶走下了政治舞台，同年底，他被羁押，交待问题；1969年11月被分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工作。
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1983年3月16日，韩爱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1987年，韩爱晶在狱中接到“通知”：他仍然按照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并要求单位对其“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中要妥善安排”。
出狱之后的韩爱晶被分配至湖南株洲兵工厂工作，后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参股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2003年内退，后在一公司担任顾问等职务。
除了“天派领袖”韩爱晶，还有两位“地派领袖”：
谭厚兰，湖南望城县人，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
1966年谭厚兰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
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966年，康生找来谭厚兰，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率两百多人杀到山东曲阜，发动疯狂的“砸孔庙”运动，制造了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场浩劫，毁坏文物超过6000件。
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她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
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她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
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
1982年11月，谭厚兰去世，年仅45岁，一生未婚。
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临行前，周恩来特意抽空接见了王大宾，嘱咐他下去后多学技术，少出头露面，不可介入四川"天""地"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
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
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
后经中国地质大学教授张国榉鼎力推荐，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2019年6月26日凌晨，在成都华西医院上锦分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刚刚做过脑瘤手术一个多月的王大宾，平静地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