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中国的低生育率研究：现状与问题

宋健郑航婚姻家庭研究 202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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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自1992年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迄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总和生育率只有1.3，与2.1的更替水平渐行渐远；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迫在眉睫。近十年来，国家不断进行生育政策的宽松化调整，从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到2016年的“全面两孩”政策，直至2021年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新的人口形势和政策环境对人口学科提出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新挑战。近年来，中国生育研究围绕着低生育水平状况、低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生育水平的有效提升途径三个核心问题开展。人口学的定量传统使目前这些问题的研究方法主要偏于定量分析，定性方法使用不足，既产生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也存在许多争议和困惑。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随着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和人口问题不断趋于复杂而多元，两种方法的结合势在必行。文章基于2016～2021年国内与生育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从方法视角总结和梳理中国生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核心问题一：生育水平有多低？

出生人口数虽然是耳熟能详的人口指标，但它并不能准确反映生育水平，只能反映出生事件对人口总量和队列规模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因为这个指标受到太多因素干扰，比如育龄女性的规模、育龄女性的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水平等。总和生育率（TFR）是目前较为常用的反映客观生育水平的主要指标，这个指标是对女性终身生育水平的近似和模拟，假设一个女性出生队列按照某年实际人群中女性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整个育龄期，可以计算得到这个队列平均每个女性终身可能生育几个孩子。

总和生育率有两个值比较有代表性，一是2.1的更替水平，代表父母一代和子女一代的新陈代谢情况，大于2.1的话下一代人口会增加，小于2.1未来人口将趋于缩减。二是1.5的警戒水平，因为按照欧洲学者的判断，生育率低于1.5将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难以脱身的危险。

中国学者围绕总和生育率是否低于1.5，存在两种争议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总和生育率处于1.5以上的适度低水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总和生育率已低于1.5的警戒水平。产生争论的原因是自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后，国家很长时期内不再公布官方数据，而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数据和方法进行修正和计算，产生了不同的答案，导致对真实生育水平判断的分歧。

在无法得到客观生育水平的情况下，人们转向生育意愿相关研究。生育意愿是育龄人群生育孩子的主观想法，其作为生育水平的预测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生育水平的提升潜能。深化生育意愿研究带来了对传统生育研究方法的挑战。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与生育行为不同，生育意愿是主观性变量，更可能受主观性因素的干扰，也会直接影响定量统计方法的有效性。生育意愿具有内在意涵丰富（如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呈现为期望、打算、计划等）、会随着生命历程和生育经历而变动，以及受文化和政策直接或潜移默化影响的特点，需要更具新意的方法数据和分析思路推进相关研究。

核心问题二：生育水平为什么低？

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多子多福”，当下的低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长期实施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究其根源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计划生育不过是加速了中国由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随着生育政策的宽松化调整，生育数量的政策性限制逐步解除，生育自主权开始回归家庭和个人，生育水平却仍然较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热点和难点。

相关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分析直接影响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变量，例如，从人口内部要素出发，把年轻人群的婚育推迟效应强劲、一孩总和生育率降低和政策放宽后年长人群的生育补偿效应微弱、二孩总和生育率提升有限视为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是在人口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口内部要素与外部经济社会因素的关系，寻找解决低生育难题的社会方案，因而产生了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类生育研究通常是在某一种理论预设下，依托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影响低生育率的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类研究涉及变量众多，理论观点庞杂，而对作为核心的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问题，理解不够清晰。

主要使用的理论解释包括了生育成本-效益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制度-文化理论，各种理论进行的低生育水平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此外，各种生育理论缺乏深入对话、相互借鉴，生育机制的分析多停留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未能深入。

核心问题三：如何提振生育水平？

提振生育水平是世界遭遇低生育挑战的诸多国家共同欲解的难题，但迄今仍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可供借鉴。学界主要结合政策文本和数据分析，综合评估国内外各种相关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整出台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依据。但是，对于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构建怎样的政策体系，仍然存在分歧。他国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国情、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也难以仅靠个别数据来准确评估。提升生育率的路径，根源在于准确把握生育率的影响机制。然而，由于对低生育水平的内在机制理解尚不清晰，政策宽松化调整后能否有效实施、能否切实提高生育率、国外相关生育支持措施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等问题还有待实践检验。对政策与生育关系的机制性分析，成为低生育水平应用性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瓶颈”。

其他问题：定性研究在做什么？

中国生育研究主要围绕上述3个核心问题展开，多遵循人口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定量取向方法为主导，尚未呈现出国际生育研究中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探讨不足，对这些学科中广泛使用的定性方法少有涉及。

近年来，定性取向的生育研究对中国生育文化的特点、个体生育观念与决策过程、特殊群体的生育困境等主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当前的低生育率，对构建本土化的生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生育研究。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在人口学、经济学理论基础上补充了文化理论，在以育龄人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基础上关注了特殊人口、部分族群的亚人口研究，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

生育文化研究与生育意愿研究息息相关，可视为对生育研究的拓展。在这一领域，文本分析、深入访谈、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定性方法得到更多的使用。然而，生育文化研究未能与当前主流的低生育率研究契合，未能有效回答“低生育率与中国的文化特色存在何种关系”这一关键性问题，对生育文化影响机制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生育决策研究中引入了案例分析，研究生育主体如何做出较为复杂的生育决策，如何在微观个体层面实现生育观念的转变，这是理解宏观生育转变的另一个拓展。然而，定性研究的理论视野多局限于生育制度与文化的讨论，对于在主流研究中更受关注的生育成本的变化、育龄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等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

特殊人群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政策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少数群体，解决他们的生育困难是应用性生育研究的责任。由于特殊人群的数据资料缺乏，对特殊人群的生育研究目前更多依赖于定性方法。然而，当前的定性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特殊人群的生育困难，与普遍性生育问题研究缺乏呼应。

一些建议

从方法视角观察，近年来定量取向的生育研究更为普遍，发表论文数量更多，涉及的问题更加多元；定性取向的生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围绕几个特定的问题展开，存在明显的边缘化特点。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缺乏有效互补。定量研究主要聚焦低生育率的描述、解释、应对策略等，注重数据估计、因素分析和政策评估，对主观态度类问题探讨不足、理论创新不够、政策建议较笼统；定性研究聚焦生育文化、生育过程、特殊人群的生育困境等，注重文化理解和实地调查，对低生育问题关注不够、理论视角单一、研究主题边缘化。

在持续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进行方法融合，取长补短，有助于生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具体建议：第一，结合生育观念、态度和文化，进一步拓展生育意愿相关研究；第二，在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内在机制的深度解读；第三，兼顾普遍性特征和异质性表现，全方位展示生育变迁图景。

文章来源

宋健,郑航.中国生育研究现状与问题——基于方法视角的观察[J].中国人口科学,2021(05):114-125.

作者

宋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郑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轮值主编：宋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审核：罗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辑：赵冬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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