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性别越平等生育率越高？
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探索低生育的原因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生育政策已经不再成为生育子女数的主要限制，那么造成生育低迷的原因会有哪些？在“如何提高生育率”的回答中，我们总能看到对“推进性别平等”的推崇，那么推进性别平等会是解决低生育问题的良药吗？社会性别平等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高吗？
基于此，本文介绍Kolk Martin于2019年在《Demographic Research》期刊发表的文章《Weak support for a U-shaped pattern between societal gender equality and fertility when comparing societies across time》。文章从生育-平等逆转理论切入，使用多来源数据对35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性别平等程度和总和生育率关系进行分析，本推文首先介绍该文章的核心内容，之后简要评述该研究对我国生育研究的启示。
01
性别平等与生育率的关系
家庭人口学中的生育-平等逆转理论（fertility-equality reversal theories）从宏观层面预测生育将如何回应社会中性别平等的变化。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内性别平等的变化会导致生育率上升，虽然起初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生育率水平也在下降，但在较高的生育率水平下，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因此，社会中的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呈U形。当我们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当前和未来的生育趋势时，探讨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格外值得重视。
图1性别平等与生育率呈U型关系
来源：Esping-Andersen, Gøsta, and Francesco C. Billari. 2015. Re-Theorizing Family Demographic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1 (1): 1–31.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国家的性别平等程度都在经历转变。在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会降低生育率，但随着性别平等程度的提高，相应的制度也会发展，进而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导致生育率和性别平等之间存在U型关系（Peter McDonald，2000a, 2000b；Esping-Andersen、Billari，2015）。然而，在一些公共领域性别较为平等的社会中，生育率却处于较低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公私领域间性别平等的不均衡，在这些社会中，妇女在公领域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平等，但在家庭中的平等程度较低。只有当私人领域的性别平等增加时，生育率才会增加。生育-平等逆转理论只预测了生育率和性别平等之间在社会宏观层面的关联，而非家庭夫妇层面的性别平等衡量标准。
大量研究也关注到生育与家庭内部性别平等的相关关系，例如研究对性别平等持不同态度的男性是否有不同的生育偏好、个人层面的性别平等机制如何影响生育率等，与社会层面的关系相比，这些机制可能有很大不同，这篇文章暂且只讨论社会层面性别平等与生育率的关系。
02
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
（1）研究数据和方法
作者使用两个主要数据源：人类生育率数据库（the Human Fertility Database , 2018）和民主数据库（the Varieties of Democracy data set）。除了人类生育率数据库中的29个国家之外，还使用世界银行数据添加了澳大利亚、比利时、丹麦、爱尔兰、新西兰和韩国的总生育率。作者选用女性政治赋权指数这一指标作为性别平等的衡量标准，这一指标以年度信息为基础，是衡量世界各地女性公民自由、民间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多面尺度。这一指标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文章利用35个国家1960-2015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TFR与WPEI的关联性，并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部分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研究结果
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生育率和性别平等之间没有明确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家间的横截面比较中发现了曲线关系，但当关注一段时间国家内部的变化时，这种曲线关系就消失了。对这种趋势的解释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而言，性别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大多在欧洲西北部）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有稳定的高生育率，因此生育率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与性别平等相应的二者关系也就无法凸显。
生育-平等逆转理论预测了一个社会中生育率和性别平等水平（以及家庭友好型制度）之间的U型模式，社会中的生育率首先会对性别平等的增加做出负面反应，但在更高的性别平等水平上，这种关系将是相反的。但是这篇文章的研究发现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理论，尤其是在较为发达的国家中。
该研究中对性别平等衡量标准（女性政治赋权指数）的选择可能无法全面涵盖性别平等的其他重要方面，但是这一指标同样具有合理性。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北欧国家为促进性别平等而对家庭政策进行重新调整的努力尤为显著，例如日托中心的发展、慷慨的育儿假以及男性育儿假等福利措施落地，这些举措都同时增强了女性的政治权能，也推动了性别平等在家庭领域的进步。文章对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主要停留在国家层面，对家庭领域和个人层次的研究暂不适用。
03
反思与启示
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生育-平等逆转理论的适用性会遇到哪些挑战？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二者之间的确切关系，但是这一议题面临的挑战却值得思考。挑战之一便是对性别平等的理解，性别平等的具体概念及其测量指标是什么？特别是当讨论它与生育率的关系时，应该侧重性别平等概念中的哪一部分？这些都是需要在具体研究中深入思考的部分。挑战之二是生育率走向。如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在面临生育转变，人们尚不知生育率会走向何处，是持续下降还是缓慢回稳？因此，在这样的人口背景下，即使性别平等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也无法为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挑战之三是如何预测性别平等与生育率的关系？在非常高的性别平等水平下，生育率会持续上升还是会遇到天花板？一些北欧国家的性别发展程度很高，但是他们的生育率在接近更替水平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
需要特别指出，分析性别平等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加强性别对立，而是希望借此讨论低生育背景下性别平等机制可能发挥的作用。不同研究带来的结论仍然有所差异，例如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是显著的、U型的甚至是微弱的，尽管研究结论不同，但我们仍在坚持探索改变低生育趋势的路径，性别平等作为其中的一种可能路径，值得为此做出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作者
李灵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轮值主编：宋 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审 核：罗 艳（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编 辑：赵冬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
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公众号
微信号｜marriage-famliy
投稿邮箱｜marriage_famliy@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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