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译介 | 《蜂蜜之地》 - “落后”的糖衣
作者：Dina Iordanova
译者：李伟杰/沙皮狗
校对：沙皮狗
DOCALOGUE. 1 June 2020
译者按：
《蜂蜜之地》漂亮得不像部纪录片，更像是精心设计的电影，也因此广受好评。然而这篇影评发出了些不同的声音，其观点是中国观众乃至非巴尔干地区的人们少有思考的。作者认为两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电影人将纪录片对象Hatidže包装为一位自然的圣徒，并强化了这一印象，这在纪录片里是不应该的。这部精心包装的纪录片迎合了主流电影市场，而忽视了当地地区的落后问题。
本文作者是出生于保加利亚的教授Dina Iordanova，并且也是巴尔干地区电影研究的权威。虽然，你也可以做出批评，例如“落后”是放在进步主义的语境下的，而我们目前就是要反思这种进步主义。但如果你将自己共情至“血与蜜之地”的历史中，共情当地人要摆脱的并不是什么进步主义，而是实实在在艰难的生活条件，或许就能理解Dina的“愤怒”了。有时候我们也要反思自己是否带着过多对原始的想象滤镜去看问题。
把“落后”描述为一个迷人的道德故事是不对的。自从一个世纪前罗伯特·弗莱厄蒂（Robert Flaherty）制作“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以来，它就一直是错误的。某种程度上，《蜂蜜之地》（Honeyland, Tamara Kotevska & Ljubo Stefanov, 2019 年）就是21 世纪纳努克：用现代包装弗莱厄蒂的方法，甚至让不会说当地语言的电影人来拍摄他们。
在这里，一名 50 岁的土耳其族妇女Hatidže生活在北马其顿原始的偏远山村Bekirlija。在那里，她坚强地照顾年迈的母亲，并通过饲养野蜂来维持生计。两位年轻的当地电影人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都是斯拉夫人（Slavs）。
影片观察Hatidže与人类和自然复杂的互动过程，逐渐将她塑造成一个遵循自然世界智慧的圣人。Hatidže被引导行动，并融入她自己生活的某个面向。是基于事实，但被电影人以诗意的方式所构筑。导演们说他们“缝合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觉叙事”，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Hatidže的话。《蜂蜜之地》，是一部真正由弗莱厄蒂重新制作的纪录片，人们也可以称其为“假纪录片”。
蜂蜜之地是当时中获奖最多、发行范围最广的电影之一。2019 年从圣丹斯凯旋，到年底获得两项奥斯卡提名：最佳国际故事片和最佳长篇纪录片——对各种现象的判断，证实了这部纪录片与任何故事片一样，都属于高度构建的作品。《蜂蜜之地》的广泛赞誉，对于两位来自与世隔绝小国的年轻电影人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这个双重提名也给我揭示了：《蜂蜜之地》太虚构了，不能被视为纪录片。或者，换一种说法，这部电影太做作了，不能作为“现实的代表”。在展示“被上帝遗忘”的巴尔干地区一个贫穷的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时，它被作为道德故事的愿望所驱动。《蜂蜜之地》不记录，它宣扬。
这部电影为Hatidže的贫困和奉献精神，以及她接受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投下了金色的光芒，赋予了她道德上的优越，并将她的生活方式描绘成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确实，简单的定居生活，贴近人的根源并尊重自然的温和方式，是当今的道德要求。Hatidže的孝心比移民家庭带来的混乱要好得多——他们匆忙、肮脏、吵闹，他们不尊重、暴力。他们的小儿子反叛，迟早会逃跑，与他压力大、衣冠不整的父亲断绝关系。通过他，这部电影展示了理想的下一代如何倾向于Hatidže的生活方式。确实，这部电影似乎在说，如果我们关心地球和人类的生存，这就是我们都应该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放弃高攀时尚潮流，停止做高消耗的高端成功人士，放慢速度。仰望天空，拥抱大地。把蜜蜂带回来。冥思，赎罪。
对于这鼓舞人心和迷人的“告诫”，《蜂蜜之地》为“落后”包上糖衣。另一部纪录片可以用同样的材料，在同一个地方制作。但这将显示出当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极端孤立和忽视，他们生活赤贫，他们只有有限的生活机会，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以及他们缺乏教育和医疗保健。
我们看到Hatidže去斯科普里（Skopje）的市场出售几罐她的神奇蜂蜜；当你抬头看这个地方时，就会发现它距离她居住的地方有 60 公里——所以这真的是一段旅程，而不是像电影中一样她随意可以去其他城市。她可能会以 15 欧元一瓶的价格出售几罐蜂蜜。但在一个大家都没钱的地方，她能卖多少？就算她能卖出十罐，也就是150欧元——她整个季节的收入……
Hatidže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像世界上许多此类地区的边缘人一样——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缺乏选择”。孤立、管理不善和腐败的政治现实迫使她成为这样养蜂人——从大自然中寻找营养，和母亲一起躲在破败的犁沟里。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而不是卢梭式的回归自然。
但如果制片人只是单纯地展示现实，那么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们也不会在这里谈论它。来自偏僻国家的电影人——巴尔干半岛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除非诉诸自身的异国情调，否则无法获得关注。以某种方式缝合叙事，并要求他们的主题重新改编，在某些方面强化迷人的道德叙事，这是一种对市场需求的简单回应。这是电影节的卖点，也是国际发行的需求，所以这就是像Tamara Kotevska和Ljubo Stefanov这类年轻导演从一开始就学会兜售的东西。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几十年来，这类型的市场需求一直在推动巴尔干地区一些最成功的电影制作——比如著名的超现实大师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作品马上映入脑海。
这些年轻一代也有好的作品，而且比野蜂蜂蜜卖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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