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火车请愿的地下党，后半生为什么那么惨！
1947年，面对反动政府害怕学生请愿而拆掉铁轨的情形，上海交大学生边铺铁轨边开火车去南京请愿的事迹，成为知识分子反抗的典型，被历史记载、后人传诵。
最近，山西晋安化工厂原总工程师方维吾的回忆录由家传出品。作为当年的事件当事人，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尤其是领导和参与事件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的遭遇，更是令人感到世事悲凉。
1947年春，教育部拨给交大的经费仅为学校实际需要的1/5，教职工工资一再拖欠，公费生每日生活费只够买2根半油条。
大家不但是吃不饱穿不暖，加上国民党政府迫于内战的财政压力，要求交通大停办航运和轮机两系，并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
交大学生轰轰烈烈的护校运动由此引发。
当然，这场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党的领导，发起者和重要参与者均是地下党。
起初，时任校长吴保丰和学生代表周盼吾等人赴南京请愿，却遭到当时主持战时教育复员工作的朱家骅的训斥。
（1947年5月，赴京谈判的15名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的合影）
在多次呈报、派代表交涉被申斥后，同学们忍无可忍，决定全体学生坐火车到南京去请愿。”
这时时任地下党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吴学谦也赶到了真如，他传达指示：为保护群众要适可而止。1949年以后，吴主要从事外事工作。
护校请愿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这时已将近黎明，我们分乘公用局调来的28辆公车浩浩荡荡开回了学校。”
大学期间，特别是入党后和学运中，我结识了许多人。
火车司机付家帮1949年后从上海支援太原，在太原重机当一名工程师。在5吨液压锤试车时，锤子发生了裂痕，上级将技术事故当成了政治事故，付家帮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当成典型上了报纸，入狱二十来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平反。
（后排右一为付家帮）
出来后第一年到我家时，已是五十多岁，还单身一人。所幸他是有知识的人，在上海金山石化当总经理的李家镐知道情况后，将他调回上海。
另一位与我相处较多的是钱存学。其实我们在学校时相处的时间不多，1947年他任交大青年会长，团结了一批同学，很活跃。“5·30”大逮捕黑名单中有他，因此离校到布拉格当国际学联青委去了。1949年后在国防工业系统工作时，因讨论发展飞机还是导弹，被作为方向问题并“严重右倾”，将工作由北京迁到了太原。20世纪80年代平反后，他又返回北京，并担任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代表(后来的副总理钱其琛是正代表)，后又到外交学院任教。
最接近的同学是汤寿梁，既在同一党小组，又是同班同社团。我和他一同参加各种运动，最后他策划送我到解放区。他后来在上海有机所担任办公室主任，威信不错，在文革中因遭到迫害而自杀身亡。
学生领袖中我比较佩服的是周寿昌和胡国定。周寿昌和我同系、高一届，他生活清贫但成绩极好，当自治会主席为全校学生操劳，不屈服强权。1949年，他到清华大学电子系任总支书记，但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得癌症英年早逝。
胡国定在学生自治会党组，他的家庭很传奇，父亲就是共产党员，哥哥是富通公司的负责人。
富通是进步印刷厂，很多进步刊物都在富通印刷，包括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刊物。国民党查封了富通印刷厂，还捉走了去印刷或取报的工人。
他本人于1945年加入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47年毕业后由当时负责中央研究院的陈省身先生介绍到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任教，同时担任地下党天津交通站负责人，转送大批学生、干部去华北解放区，我们到解放区就是他给办理的。
后来他到莫斯科留学，念信息论，工作也做得很出色，在苏联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国后开创了数学信息论的方向。据胡国定在南开的同事王梓坤回忆说，文革时期南开大学数学系有个“三家村”，就是系里的胡国定、邓汉英和他，“老胡敢说敢做，认准了一件事非干到底不可，他是挨整的重点对象，还关进牛棚劳改了一阵。”
因为胡有很好的学术成就，常常出国学术交流，文革后当了南开大学副校长、数学所所长。他和杨菊、知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关系很好，后来陈省身回国就定居在南开。”
至于我自己，夫妻两人也均被关进牛棚，幸而活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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