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us｜羊绒与沙尘暴

今年春天，北方的窗外时常不见阳光，干燥的空中透出一种陈旧的黄色。车上、窗台上、行人的头发上蒙着一层薄薄的土。乍暖还寒的天气里，羊绒衫仍是许多人出行的必备，当沙尘落在轻暖的羊绒上时，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两者之间隐秘的联系。

中国的沙尘暴来自西北荒漠和蒙古戈壁。蒙古国地广人稀，拥有数千年的游牧传统，随着国际市场对羊绒的需求水涨船高，羊群数猛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蒙古国的牲畜数量翻了三倍，远远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

过度的放牧正是导致土地退化，沙尘天气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羊绒生产的产业链短，以原绒出口为主，牧民追求产量，脆弱的半干旱草场不堪重负。索性，随着牧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和相关机构的介入，通过更好地追踪羊绒产地与行业管理，处于荒漠化边缘的草场有恢复的可能。

干燥、大风、昏黄，当地表的干燥沙尘被卷到空中，遇到持续强风，便可能形成沙尘天气。

沙尘暴属于较为严重的沙尘天气。依据能见度和风力大小，沙尘天气被分为五个等级，前两个等级为浮沉和扬沙，沙尘暴处于第三级，指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沙尘天气。如果能见度小于500米，则为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是最严重的沙尘天气，空气极度浑浊，水平能见度不足50米。

除了影响视野，沙尘会切实地损害人体健康。直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被称为可吸入颗粒物（PM10），附着在人的呼吸道黏膜后可能引发哮喘、气管炎、肺炎等呼吸系统疾病，并增加细菌感染的可能。而直径更大的颗粒虽无法被吸入人体，但可刺激人的皮肤、眼睛等外在器官，导致结膜炎等疾病。

对于影响我国的沙尘暴，境内源地主要在新疆南部、甘肃河西走廊、内蒙古中西部等地，而境外的蒙古高原是东亚沙尘暴的重要沙源地。

冬春季节，蒙古气旋与冷空气叠加后将黄沙送出，富含磷、铁的黄沙飘向大海，成为海洋生物的营养盛宴。作为自然循环的一部分，在人类定居之前，扬沙已然存在。

但对人类来说，沙尘是残酷的灾害。2021年春天，蒙古国受强沙尘暴和暴风雪影响，上百处房屋或蒙古包被摧毁，多名牧民死亡。这场沙尘暴继而辐射东亚，对我国的影响南至湖北、江苏等地。

与沙尘暴相伴出现的是蒙古当地气候环境的急剧变化。过去70年里，蒙古国的年平均气温升高了2摄氏度，降水量减少了7%，导致蒙古干旱和荒漠化加剧，向干热发展。除此之外，采矿与过度放牧是蒙古土地退化与荒漠化的两大人为原因。

令人担忧的是，采矿与农牧恰恰为蒙古两大支柱产业。蒙古自然资源丰富，煤、金、铜等矿产储量巨大，大部分矿址位于与我国毗邻的南部戈壁地区，当地气候干旱，采矿需要大量的水，让本就脆弱的当地生态雪上加霜。

相比于开矿，放牧的影响范围更广。在当代蒙古，畜牧仍是最主要的职业，每四个雇佣劳动力中就有一个牧民。截至2022年，蒙古国有牲畜约7200万，人均拥有超过20头家畜。而在1992年，蒙古牲畜数目仅为2200万，这个数字在过去三十年里翻了三倍，远远超过了土地承载力。

茫茫牲畜中羊占了一大半，绵羊产毛和肉，而价值更高的绒仅来自山羊。

蒙古国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羊绒生产国。每年冬天，山羊在御寒的粗毛下会长出第一层细绒，相比于羊毛，绒的直径更细，触感更软，保暖性更好。一只绵羊的毛可以织成五件毛衣，而四只山羊的绒才能做成一件羊毛衫，这让羊绒成为了珍贵纤维。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国际市场羊绒价格上涨了60%。

与绵羊不同的是，山羊觅食时会将草连根拽起，让草场更难恢复生态。按照传统的土地使用方法，山羊数量应控制为绵羊的三分之一，但受羊绒利益驱使，现在山羊近乎与绵羊一样多。

到2019年，这个国家约有2700万头山羊，已经超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全国牲口数。

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蒙古过度放牧引发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将导致沙尘暴，进而影响健康、损害经济。沙尘暴不仅威胁当地，也会波及邻近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虽然蒙古政府已经颁布国家牲畜项目，目的在于用草场承载力限制牲口数量，但实施效果有限，实际的牲口数是要求的两倍。

放牧依赖自然，没有牧民想看到草原变成荒漠，留下牲畜嗷嗷待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师范大学2022年对内蒙锡林郭勒的研究发现，虽然牧民大多能从植物多样性下降、植被高度下降中察觉到草场退化，但并没有意识到过度放牧是导致退化重要原因。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牧民们优先追求经济效益，把牲口数维持在高位。

当羊绒价格高时，牧民倾向饲养更多山羊获得高收入；当羊绒价格低时，牧民仍倾向饲养更多山羊以维持总体收入；遇到寒冷的冬天，羊群冻死得多，牧民更会倾向于养更多山羊保障生计。在种种不确定因素之下，羊群是一种有保障的、稳定的收入来源。

不过，当退化的草场难以喂养过多牲畜时，牧民又需要投入更多成本买饲料喂羊，造成自然与牧民的双输。

居住在蒙古东方省的牧民巴特蒙赫（Batmunkh）拥有约一千头牲畜，其中约300头为绒山羊。在2020年的采访中，他告诉BBC的记者，他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草更高、雨水更丰沛。

随着环境恶化，放牧越来越缺乏保障。

巴特蒙赫甚至担心，在长远的未来，羊绒产业能否在这个国家持续下去，“一想到我们祖先的知识和遗产会随着我们死去，我很难过。但另一方面，我不想让孩子活在风险与不确定性之中。”他表示会尽力用卖羊绒的钱把所有孩子送去上学，这样就给了他们另一条路。

另一方面，许多人并不像巴特蒙赫这样悲观。

相比于采矿，羊绒产业被看作草原人的一条可持续发展产业。因为矿有挖完的一天，但草与牛羊生生不息，但如果维护得当，数千年历史的畜牧传统可以世代延续下去。

在就业上，从牧场上的山羊，到原绒加工、成衣制造、运输供应等产业链条上，羊绒业比采矿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对于环境来说，放牧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更有限。植物地下根系发达，即使地面部分被牲口啃掉，一场雨水能让植物重新焕发生机，而采矿则可对植物地下部分彻底摧毁。

为了避免对采矿业的依赖，蒙古政府与联合国都希望减少过度放牧，提高羊绒价格，用可持续性的畜牧业促进多元发展。

他们提出了两个计划，一是引入羊绒产地追踪系统，牧民们可以通过手机App给羊绒登记标签，以此来限制过度放牧地区出产的羊绒。不过，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蒙古专家Troy Sternberg指出，此举并不能覆盖全产业链，他也不排除有人会去除原标签并对羊绒重新贴标的可能。

第二个计划是延长羊绒产业链。蒙古羊绒的产业链很短，产品以原绒为主，80%对外出口，中国是最大的买家。如果更多的羊绒能在本地工厂进行加工，单只羊创造的价值就会得到提升，从而控制羊的数量。

一个生产可持续性羊绒的当地范例是蒙古羊绒企业GOBI。该公司创立于1981年，在疫情前拥有超过2800名员工，总部位于乌兰巴托。GOBI通过直接从牧民手中购买羊绒并提供培训以确保质量，再进行处理、制作成衣并销往世界。

GOBI也是非营利机构可持续羊绒联盟（SFA，The Sustainable Fibre Alliance ）的一员。该机构致力于构建可持续性的羊绒产业链并提供标准，目前拥有LVMH、COLOMBO在内的全球超过50个羊绒制造商、品牌和零售商会员，我国的鄂尔多斯、康赛妮等企业也在会员之列。在机构标准中，负责任的羊绒产品应实现有效管理、体面劳动、生态多样性与土地使用、动物福利、羊绒质量提高这五个原则。

如果可持续标准下生产的高质量羊绒能获得认证，也许能扭转牧民以量取胜的放牧方式，用更少的羊维持收入。

这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可持续性在实践中的定义是什么？散落在产业链另一端的牧民要如何达到相应的标准？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蒙古政府已开展多个项目致力于此。产业全链条间的沟通与信任至关重要。

减少浪费是另一个支持可持续羊绒的思路。包括鄂尔多斯、Patagonia、Everlane、Stella McCartney在内的品牌相继推出了再生羊绒（Recycled Cashmere），他们通过回收羊绒面料加以分类并重新纺纱，用旧料制作新衣。

不可持续的、失控的羊绒生产最终会波及全行业和消费者。失控的后果之一我们已经体会过了——蒙古高原的羊啃食着草，沙尘四起，吹向远方的每一个路人。

撰文：Vicko

编辑：yidan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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