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光、张洁 || 唐代长安女性消费研究
消费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和劳务的生产和生活中，对物质产品和劳动力的消耗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整个过程。唐朝首都长安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不但居住着众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而且还聚居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人口。长安作为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全国城市消费的中心，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其城市消费活跃程度也没有减退。据《唐国史补》载：“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各有所蔽也。”①奢侈消费之风在唐后期的长安十分盛行，文化娱乐消费异常活跃，表明长安城市消费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女性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妇女得到了后代难以想象的一些权利。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妇女，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当中。在长安的城市居民中，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她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异常活跃，深入地介入进了社会生产和消费，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商品消费领域，长安女性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女性消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由于长安女性消费是促进商品生产的一种巨大推动力，因而对长安女性消费的探索就成为我们研究唐代长安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同时对唐代女性研究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选取长安女性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来探索长安女性消费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长安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学者认为长安城内人口至少有80万，最多时可能接近100万。②粗略推测，如果男女各占一半，那么城内女性达40—50万。这么众多的女性生活在城市内，必然形成巨大的消费需求，要求有大量的商品供应。
与男性相同，衣食住行是女性的基本物质消费，但在显示性别特征方面的用品女性的消费需求比男性更加强烈，而文化精神方面的消费比重在不断增加。
1.女性饮食消费
长安城内的饮食供应，主要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长安有粮市，四郊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③在长安西市有专门出售面粉的“麸行”。④杜甫在大病初愈后，友人王倚“遣人向市赊香稉，唤妇出房亲自馔”，⑤说明主妇在厨房内烧煮的东西在市场上随时都可以买到。长安有一贾人之妻，“夫亡十年，旗亭之内，尚有旧业。朝肆暮家，日赢钱三百，则可支矣”。⑥其家“丰俭得所”，每日买食米肉，且有财力雇买奴仆。这是一则反映女性商贾之家日常收入和消费较详细的记载，显然其消费已经达到了衣食无忧的温饱水平。
唐代的女性也有不少喜欢喝酒的。《全唐诗》卷5武则天《早春夜宴》云：“送酒惟须满，流杯不用稀。”唐代风气开放，所以在喝酒风俗上女性与男性一样，十分豪爽。杨贵妃也喜欢喝酒：“贵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热，尝凌晨独游后苑，傍花树，以手攀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润于肺也。”有钱的人家，不仅在家里设宴，还要将宴席搬到名胜之地：“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⑦《全唐书》卷280卢纶《春词》中的少女还喝醉倒在树下花丛中：“北苑罗裙带，尘衢锦绣鞋。醉眠芳树下，半被落花埋。”长安女性也有入酒店喝酒。同书卷695韦庄《延兴门外作》云：“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犊车。……马足倦游客，鸟声欢酒家。”
2.女性衣饰消费
长安居民对衣物的消费主要是从市场上购得布料，然后缝制成衣。社会上层人士及他们的妻女大多身着绫罗、丝绵等细致精美的丝织品，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⑧宫中的女人衣服消费如此昂贵，而达贵官僚家里的女人也是身着罗、纱等丝织品，轻盈剔透，展示身材之美。元载的妻子天晴时晒衣服，用“青紫丝绦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纨绮绣之饰”。其爱妾瑶英，“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抟之不盈一握。”⑨因为是高官的妻妾，所以对衣服要求很高。唐代中后期，社会对衣服的追求更是有了新要求：“风流薄梳洗，时世宽装束。袖软异文绫，裾轻单丝縠。裙腰银线压，梳掌金筐蹙。带缬紫蒲萄，袴花红石竹。”⑩服饰开始加宽加大，其后果是带来布匹、用料和劳动力上的巨大浪费，显示出日渐奢侈的消费风气。当然，生活水平一般的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妻女，则大多服布、麻之类的衣服，只求保暖和得体。如长安坊内有母女以缝纫为业，但“衣装蓝缕”，只能勉强维持生活。(11)
唐代长安女性十分看重妆饰。《唐诗纪事》卷3《徐贤妃》云：“长安崇圣寺有贤妃妆殿，太宗曾召妃，久不至，怒之，因进诗曰：朝来临镜台，妆罢暂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贤妃徐惠对唐太宗解释耽搁时间的原因是在化妆，这使我们可以看到从初唐时起，女性在妆饰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无限的。最讲究妆饰的当然是宫中的皇后和妃子们，玄宗时，“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12)玄宗的江妃有诗云：“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13)《旧唐书》卷17《文宗本纪》记录大和二年文宗给公主们下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或许觉得满头的钗梳太奢华，就加以限制。上行下效，一般的女性自然是以宫中的美女们作为标准，化在妆饰上的钱财不计其数了。就连平民百姓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追求。《全唐诗》卷670秦韬玉《贫女》云：“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偏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诗虽写的是贫女经济条件不允许，不能用绮罗绸缎以及脂粉香料来装扮自己，但贫女内心在说她并不是不会梳妆打扮。
长安女性的化妆品消费十分普遍，而且特别高档。玄宗时，特令每月给贵妃三姐妹韩国、虢国、秦国夫人钱千贯，专作脂粉钱。(14)诗人郑遨曾慨叹：“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15)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唐语林》卷6载有：“妇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横约于目上下，谓之‘血晕妆’。”就连尼姑也对自己的脸大加修饰，长安上东门有二尼经过，“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倡人之妇”。(16)妆饰消费在长安城中异常活跃，成为唐代女性消费与以往不同的一大特色。
3.女性居住消费
长安这样的大城市中，房屋的建造或更换买卖是相当频繁的，一些富裕女性对房屋消费也有着特殊的爱好。中宗安乐公主的园林十分壮丽。《全唐诗》卷71刘宪《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云：“主家别墅帝城隈，无劳海上觅蓬莱。沓石悬流平地起，危楼曲阁半天开。”将别墅比喻成蓬莱仙境，内中有假山瀑布、危楼曲阁，这是公主耗费了巨资制成的人造景观。同书卷96沈合期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述说了太平公主的别墅：“买地铺金曾作埒，寻河取石旧支机。云间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卷344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显然是一个有山有水种植着大量花草的十分奢华的园林。《明皇杂录》卷下谈到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宅第。栋宇之华盛，举无与比。……虢国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偿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说天宝时杨氏姐妹“甲第洞开，僭拟宫掖”，“每构一堂，岁逾千万计，见制度宏壮于己者，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功，不舍昼夜”。
长安女性注重居住环境。玄宗时，“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17)她们非常着重生活质量，重视美化生活，因而花卉消费是生活中的一笔重要开支。《云仙杂记》卷4《偷花》云：“霍定与友生游曲江，以千金募人窃贵侯这榭中兰花插帽，兼自持往绮罗丛中卖之，士女争买。”所谓的“绮罗丛中”，当是富人扎堆的地方，富裕的女性购买花卉以美化环境。
女性显贵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奢侈消费的倾向十分明显，所造家具器物花费颇多。武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18)可谓奢华至极。
4.女性交通消费
长安人出行往往使用代步工具如车、马、驴等，女性在交通工具的追求上也不弱于男性。唐文宗时曾说：“妇人本合乘车。”不过这肯定只有贵族、官员有钱人的妻子、女儿才能做得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没有财力的。玄宗时期，妇女盛行骑马。杨贵妃姊妹就曾“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组乡为障泥”，(19)可以说对女性骑马消费起了典范作用。长安城内居民出行频繁，使得交通工具的租借行业发展起来，而富裕女性是租用这些交通工具的重要群体。马震在长安平康坊居住，一日有人敲门，开门“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20)可见长安东市中有专门出租驴的称为赁驴小儿，而这位贵妇人是出钱租驴回家。
除了畜力类的交通工具外，女性常常使用人力类的交通工具。在史籍记载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皇后、妃子、公主们坐辇来往。《唐语林》卷1载唐德宗时李晟生日，其女为吏部侍郎崔枢夫人，也前来祝贺，因为家中婆婆生病，被李晟大骂一通，“遽遣走檐子归”。这是一种数人抬的类似后代轿子的交通工具。唐文宗时规定商人和庶民妻女不能乘檐子，只能坐兜笼，担的人不能超过二人。(21)这些女性使用交通工具，绝对是要摸口袋掏钱的。
5.女性医疗消费
唐代长安有“宝货药肆”，东市有药行。《华严经传记》卷5记载了调露二年五月一日染患死亡的居士康阿禄山游地府死而复生：“尝时见东市药行人阿容师。师去调露元年患死。为生时煮鸡子，与七百人入镬汤地狱……又往东市卖药阿家。”(22)这则离奇故事提到的“东市药行”和“东市卖药阿家”，应该有一定的真实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5会昌五年正月道士求仙用药，“敕令于市药行觅，尽称无”。可知长安东市的药行是当时医药消费的重要地方。《全唐诗》卷386张籍《赠任道人》说：“长安多病无生计，药铺医人乱索钱。”医疗消费成为市民生活消费的一部分。
重视女性医疗，必然使医药消费在整个女性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特别重视妇、幼两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23)将妇人医方和小儿婴孺方置于书首。再如王焘的《外台秘要》中，同样有大量妇产方，有大量的医治例子是女性。有学者研究认为唐代有十四种医书是专题讨论妇科和产科的，在妇女求孕、妊娠恶阻、胎动不安、妊娠期间的生活调养等方面比前人都有了突破。(24)在长安市中经常会有一些专治某种疑难杂症的游医，“京城及诸州郡闤
6.女性婚姻消费
唐代婚姻礼仪沿袭前代传统，“士庶亲迎之仪，备诸六礼”。(27)女性为了自己婚后在夫家中的地位，要求男方送采礼至女方，这里说的六礼中的纳采、纳吉、纳征，就是要往女方家送聘财礼物。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有唐朝纳采时所送的礼物：“合欢、嘉禾、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28)现实中，作为财礼的远远不止这些。官僚士大夫阶层，其婚姻讲求门第观念，更需要花费与门望相配的财礼。大历中，卢氏为甲族，“嫁女于他门，聘财必以百万为约，不满此数，义在不行”。(29)这些采礼虽不能完全算是女性消费，但至少可以说是为了女性而产生的消费。
皇家和贵族、官僚讲究门第，所以嫁女时讲究厚备嫁妆资财，这纯粹是女性的个人消费了。唐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遭到魏徵的反对，(30)说明皇帝女儿所陪的嫁妆都是有数量限限制，而且常会突破相关规定。显庆四年，高宗颁诏：“仍定天下嫁女受财之数，毋得受陪门财。”(31)陪门财即女家门望不高，夫家令其纳财以陪门望。这时政府明文禁止，可以说明社会上是盛行嫁女纳财之风的。代宗女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儿子，有脂粉喂两轮，(32)应该是代宗给女儿的嫁妆。李敏求梦醒后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其兄宰，方货城南一庄，得钱一千贯，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33)长兄为父，伊慎诸子要承担起五个妹妹的嫁妆。而正因为约为婚姻时，“郎来傍门户，满口索钱财”，(34)使得许多贫家女拿不出丰厚的嫁妆而只能终身不嫁。
7.女性宗教信仰消费
玄奘取经回到长安时，“京城士女迎之，填城隘郭”，(35)说明长安女性在唐初就对佛教充满了兴趣。武则天时提高了佛教的地位，令佛教居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也许是一个女性大力提倡了佛教，所以此后女性对佛教特别崇敬。长安女性宗教生活较为自由，对宗教的热情不亚于男人们，她们中有许多人笃信佛教，并不吝钱财投入到施舍建寺、修经造像等佛教信仰消费当中，她们在经济上的施舍和消费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有权有势的一些女性往往会建造寺庙，有的会舍宅为寺，如安乐公主，“用钱数百万”修安乐寺。(36)汾阳王郭子仪妻霍国夫人王氏“舍京城西别业，奏置法雄寺”。(37)普通人家的妇女主要是修造佛像和印制经文。《文林郎夫人张氏墓志铭》中亦载：永徽年间，家住义城里的张氏信仰佛教，平日里“崇经造像，纵草筹之岂穷；设会修檀，类尘数之无尽”(38)。自高宗起，唐朝帝王先后七次从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供奉、礼拜。每次迎佛骨时，“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39)“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40)
8.女性文化娱乐、教育消费
唐代妇女崇尚自由，因而广泛地参与到各种娱乐活动当中。舞蹈、唱歌是她们最喜爱和擅长的传统项目，比如众多官、私艺妓们以其精湛的技艺点缀着唐人的精神生活。《太平广记》卷342“华州参军”条载长安一女子崔氏，自言从小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此外，在各类球戏、棋类、杂技、游玩等活动中也处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唐人酷爱打马球，妇女也有骑驴打球的运动，《新唐书》卷133《郭英父传》载天宝年间，郭英父曾在家中教女伎乘驴打球。民间也有妇女踢球，如《剧谈录》卷上《潘将军失珠》条载长安胜业坊北街“有三鬟女子，年可十七八……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足见妇女踢球技艺的高超。棋类游戏比较文雅，很适合养在深闺中的富家少女们。
长安女性经常参加体育娱乐活动，也产生不少消费。《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载玄宗喜好斗鸡，“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为了斗鸡，女性也加入到买鸡、养鸡的队伍，花费自然不少。《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云：“长安士女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天宝年间为了斗花，追求名花名草在数量上的优势，所以都出了大价格买来后种在自己的庭苑中。长安女性常会戴插花朵穿上漂亮衣服外出游玩，而且在游玩时还性格张扬，希望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无端自向春园里，笑搞青梅叫阿侯。”(41)
七夕是传说中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唐代七夕盛行“乞巧”活动，“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42)林杰有《乞巧》诗云：“七夕今宵看碧宵，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43)妇女们在对吉祥、富贵等美好祝福的祈祷中伴随着的是对“几万条红丝”的消费。
唐代对女性教育已有充分的认识，李华写给外孙女的信中说：“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他让外孙女“汝等当学《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44)女性要知书达理，才不会做错什么事情。唐代出现了不少针对女性教育的教材，女性要接受教育这一观念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女性在教育上必然有不少花费。《元稹集》卷7《闺晚》云：“调弦不成曲，学书徒弄笔。”官宦家的女子不仅要学习弹琴，而且还得练字读书。《全唐诗》卷539李商隐《无题》也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女性不但需要学习生活知识，还得学习音乐知识。《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令狐建传》载，德宗时令狐建诬告其妻子与佣教生邢士伦通奸，(45)这里的“佣教生”可能就是被请来家中教授她或者子弟的家庭教师。既然是受雇佣，必然会得到佣金，也就是官宦妻女子弟在家中受教育所付的学费。
社会对花钱进行女性教育有了充分认识，但常常还是从男性的角度来考量对女性的培养。白居易谈到张仆射“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46)张仆射尽管用黄金买来的是家妓，但还是教她们歌舞，目的是为了男人们的欣赏。白居易诗云：“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马肥快行走，妓长能歌舞；三年五岁间，已闻换一主。”(47)小妓女教会歌舞后转手易主就有了条件。
9.女性经济活动消费
宁欣先生在《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文中认为由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工商业发达，使娱乐业和娼妓业的发展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妇女由于自身的特点，在娱乐和娼妓两个行业中从业人数较多。歌妓、舞妓、酒妓、乐伎、艺伎、官妓、私娼或官私兼顾者都异常活跃”。(48)长安城中，大量妇女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他们进行生产活动，必然会有一定的成本消费。
欧阳炯《花间集叙》说：“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绝；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唐代长安城内娼妓兴盛，平康坊是风流薮泽，住着许多妓女，她们为了自己营生兴隆，必需在自己的教育、衣饰、居室方面下足本钱，才能更多地吸引有钱人和文人的消费。《绿窗新话》卷上《任生娶天上书仙》云“曹文姬，本长安娼女也，生四五岁，好文字戏，每读一卷，能通大义，人疑其夙习也，及笄，姿艳绝伦，尤工翰墨，自笺素外，至于罗绮窗户，可书之处，必书之，日数千字……人号为书仙，笔力为关中第一。”这段话虽是一则故事，但我们看到不少长安的妓女才艺卓著，从小就要学习，长大了才有做妓女的资质。《北里志·颜令宾》条说到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风雅”，“事笔砚，有词句”，“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是个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性工作者。妓女的外表打扮是吸引男性的重要因素，因而人人妆饰成花枝招展。白居易曾在平康坊的妓院中寻乐，他说：“时世高梳髻，风流淡作妆。戴花红石竹，帔晕紫槟榔。鬓动悬蝉翼，钗垂小凤行。拂胸轻粉絮，煖手小香囊。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妓女的发型头饰、衣服和妓院的环境、饮食等，都是妓女们的工作成本，只有这样，才能“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49)做成生意赚到钱。《全唐诗》卷802赵鸾鸾《纤指》也云：“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昨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猩红。”同书卷551卢肇《戏题》说：“神女初离碧玉阶，彤云犹拥牡丹鞋。知道相公怜玉腕，强将纤手整金钗。”妓生为了谋生不得不从头到脚精心装扮自己，处心积虑地满足嫖客的需要。妓院里还得备有酒菜招待客人：“可怜锦瑟筝琵琶，玉壶清酒就倡家。”(50)不但要有音乐演出，还得侍候佳酿。
一些长安女性开设商铺摊拉，需要进货购买物品。《北里志·张住住》云：“张住住者……为小铺，席货草锉姜果之类。”长安女性从事饮食服务行业的较多。《朝野佥载》卷5谈到张松寿为长安令时，昆明池侧“见一老婆树下卖食，至以从骑驮来入县，供以酒食”。《太平广记》卷224“卖
10.女性劳动力消费
长安女性也存在着对劳动力的消费，其中对奴婢的消费是最为常见的。如《旧唐书》卷183《太平公主传》谈到公主“侍儿披罗绮者常数百人，苍头监妪必盈数千人”。对奴婢的占有，一般是通过市场买卖进行的。太平公主有可能因为皇帝女儿的关系，是帝王赐给的官奴婢，但毕竟一般女性使用奴婢都是通过奴婢市场获得的。富商邹凤炽嫁女时，“侍婢围绕”，“艳丽者至数百人”，(54)他女儿使用的奴婢就全是自己家里的消费品了。《资治通鉴考异》引《唐历》谈到天宝六年，户部侍郎杨慎矜“怒婢春草，将杖杀之”。术者史敬思对杨慎矜说：“何须虚杀却十头壮牛？”慎矜不解，敬思说：“卖却买牛，每年耕田十顷。”于是史敬思受杨慎矜委托带了春草，“明旦至市，卖与太真柳氏姐，得钱百二十千文，买牛以归”。柳氏买进春草后，“数将春草来往宫中”，当作劳动力使唤。(55)
1.女性消费与市场紧密相连
学者曾指出，唐代消费经济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商品性消费，“商品性消费在唐代的异军突起，则是前所未有的”。(56)我们也曾经提出：“唐代市民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消费，到文化娱乐的精神文化消费以及对劳动力的劳务消费等等，方方面面无不与商品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城市消费基本属于依靠市场完成的商品性消费。”(57)都城长安，商品经济发展，生活在其中的女性，她们的消费大多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
领导女性消费潮流的往往是宫中公主、嫔妃和宫女，以及一些贵族和官员的妻女。就宫中的女性来说，尽管她们消费中的一部分是各地上贡的物品和宫中手工作坊的生产物，是不需要和市场发生任何联系的，但唐代的皇宫内还是有很大一部分消费品是从市场上采购来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宫内消费量的巨大，内廷对市场的需求量不断增长，因而政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中唐开始出现的宫市，实际上就是政府面对市场的积极运作。宁欣先生曾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经济文化的繁荣，使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与市场的联系更加广泛，内廷人数的增加，更加大了对市场的需求量。与这种大趋势相适应的是，官府供给系统中市场采购比重逐渐增加。”(58)可以明确地说，穿在公主妃嫔身上的很多衣服、妆饰都是从市场上直接购买得来的，有的经过加工、组合，成为女性梦寐以求的物品。
至于长安的普通女性，她们的消费品一般都直接从市场上购得。如女性插在头上的簪、钗等金银首饰，有的是玉制的饰物，市场上都能见到。《太平广记》载霍小玉曾“令侍婢浣沙，将紫玉钗一双，诣景先家货之”。(59)既然妇女们会把簪钗等首饰拿到市肆中寄卖，那么也就会有人从市肆中买得这些首饰。也有在市场上购得原材料，然后拿到专门的工匠处打造的，如霍小玉的钗就是由一玉工打造的，曾酬值万钱。王仙客为其舅母生日“市新奇以献，雕镂犀玉，以为首饰”。(60)曹邺诗云：“长安高盖多，健马东西街。尽说蒿簪古，将钱买金钗。”(61)生动描述了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嫌弃簪子太古老，宁愿买金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时尚。
2.长安女性性别消费凸现
长安女性在服饰、化妆等体现女性特征的消费上异常活跃，并且紧跟时尚潮流，日渐奢靡，不断崇尚胡风，女性的性别消费十分主动、进取。
长安女性在家庭经济尚可的条件下，大多身穿妖艳的丝绸衣服。《全唐诗》卷367张仲素《春游曲》云：“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濛濛百里花，罗绮竞秋千。”年轻女性身穿罗绮荡秋千，青春活泼。女性的衣服上常常是绣着各种图案：“双飞鹧鸪春影斜，美人盘金衣上花。”(62)如果是贵族家庭，对丝绸衣服的图案质地更是有所讲究，而且衣服要不断更新。《全唐诗》卷186韦应物《杂体五首》之三云：“春罗双鸳鸯，出自寒夜女。心精烟雾色，指历千万绪。长安贵豪家，妖艳不可数，裁此百日功，唯将一朝舞。舞罢复裁新，岂思劳者苦？”贵豪家女性的穿着十分妖艳新型。
在妇女衣服的式样上，唐代前期还保持着窄袖衫襦的风尚，“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但从中唐以后，服饰逐渐加肥，广衣博袖的风格开始出现，不久即盛行起来。早在高宗时，女子颇喜着长裙，“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63)最能体现女子的窈窕身姿。但是过长的裙裾无疑是一种奢华，唐高宗就曾指出：“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64)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奢侈华丽的风气。但事实上长安妇女这种追求宽大的服饰消费风气，直至唐末都未能停息。
长安妇女对装饰品的消费同样也有着一个由俭到繁，日渐奢侈的过程。唐代前期，妇女装束较为朴素，头上和身上所插带的珠翠等装饰品并不多。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中的妇女，虽然头发的样式不同，但是均没有耳环、手镯及金翠首饰等物。但到唐代中后期，长安妇女们所用的首饰越来越多，有各种钗、步摇、翠翘等。如《唐语林》记载：“长庆中，京城妇人首饰，有以金碧珠翠；笄栉步摇，无不具美，谓之‘百不知’。”(65)这是当时新流行的一种首饰。王建有诗云：“玉蝉金雀三层插。”又云：“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66)薛能亦有诗云：“拥头珠翠重，萦步绮罗长。”(67)都描绘了妇女们在头上插满饰物的情景，这种奢侈浪费的消费风气同她们在衣服上的消费观念是一致的。
长安妇女酷爱化妆，使用化妆品就如同使用日用品一样平常，因而消费需求量很大。唐初，妇女化妆还比较朴素，仅涂粉、画眉而已。盛唐开始，化妆之风大兴，尤其是着胡装时流行贴花钿、涂面靨等，须与胡服配套。元和以后，化妆更为夸张，出现乌膏注唇，脸涂黄粉的啼妆、泪妆等。白居易《时世妆》有详细描写：“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68)元和以后盛行的这种追求怪异的妆饰完全出自异域风气，这些妆饰所需的化妆品有许多都需要从外国进口，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胡风文化对长安妇女服饰消费的巨大影响。《全唐诗》卷494施肩吾《收妆词》说：“斜月胧胧照半床，茕茕孤妾懒收妆。灯前再览青铜镜，枉插金钗十二行。”长安的女性精心打扮着自己。与前代相比，处在商旅经济熏染下的长安女性，更爱打扮自己，不惜工本地追求新颖时尚。
3.女性对舶来品的嗜好
唐人特别喜爱舶来品，对外来商品的消费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长安城的消费领域中，掀起了一股追捧胡风，胡食、胡服、胡乐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唐末。向达先生指出：“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极盛。”(69)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也说：“唐朝人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了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式各样的家庭用具上，都出现了伊朗、印度以及突厥人的画像和装饰式样。虽然说只是在八世纪时才是胡服、胡食、胡乐特别流行的时期，但实际上整个唐代都没有从崇尚外来物品的社会风气中解脱出来。”(70)《旧唐书》记载了长安男女对胡品的喜爱：“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71)《新唐书》卷26《车服志》云：“初，妇人施冪蘺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冪蘺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也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帷帽是一种胡帽，在唐前期盛行，此后胡服、胡鞋又流行开来。这种胡化的装束，在绘画、雕塑以及考古中随处可见。在喜爱舶来品的浪潮中，女性其实是消费的主力，胡商主要经营的受人追捧的物品有很都多与女性相关。如元稹曾有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72)我们可以看到，受西域胡风的影响，女性的妆饰、衣服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女性推崇的时尚物品不少是舶来品。
唐人对舶来品的嗜好还特别表现在对香料的钟爱上，社会上层的男男女女都生活在香云缭绕的环境当中，无论是人们的身体上还是所居住的卧室内都是芳香袭人，因而他们对香料的消费是异常奢侈。香药是大食、波斯商人最重要的经营内容，包括檀香、龙脑香、乳香、没药、胡椒、丁香、沉香、木香、安息香、苏合香等。香药中有一部分是养颜美容的，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是十分适宜男女爱美者使用的。(73)贵族官宦等有钱人家的妇女、商女们对香料的消费很多，唐人所谓的“金钏越溪女，罗衣胡粉香”，(74)就是表明全国的女性普遍的喜爱香料的一种倾向。我们可以看一下长安时尚女性们对香料的爱好，如“都中名姬楚莲香者，国色无双。时贵门子弟争相诣之。莲香每出处之间，则蜂蝶相随，盖慕其香也”。(75)妓女们需要用香料来增加风月场所的情趣，而楚莲香就是做得令人难忘的一位。
4.女性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的比重大大增加
在春暖花开时分，在各种佳节之日，长安女性盛行外出游玩，嬉戏饮宴。《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其奢逸如此也。”女性文化娱乐消费的盛行正说明了唐代城市妇女生活质量上的提升。
必须承认，唐代女性消费的活跃和兴盛，直接促使市场上女性需要的商品大大增加，从日常生活用品到娱乐用的乐器等，应有尽有。如娱乐消费的兴盛，带动了对乐器等商品的需求。《唐两京城坊考》中引《乐府杂录》云：“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76)说明在长安崇仁坊有许多修造乐器的店，而其中二赵家技术最为精妙。乐器的主要消费群体一般来说就是女性，足见唐代女性消费对城市手工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女子在教育上的消费，在唐代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太平广记》中有一则故事，说唐吏部尚书李元恭的外孙女崔氏见到少年胡郎，胡郎对她说：“人生不可不学。”于是安排一位老人教崔氏经史，“前后三载，颇通诸家大义。又引一人教之书，涉一载，又以工书著称”。胡郎又云：“妇人何不会音声、箜篌、琵琶，此故凡乐不如学琴。”又引一位博士“悉教诸曲，备尽其妙，及他名曲不可胜纪”。(77)虽是一则故事，不能信以为真，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当时官宦家里，往往聘请多个各有专长的教师来教育女子，学习的知识面很广，从经史大义到书法，写字作文都是女性的基本教育内容。此外，女子还要学习音乐知识，弹琴唱歌最好样样都要精通。女子的教育期，长的要达数年之久。这段培育期，官宦家里要花费巨额的费用了。当然官宦之家可能要求较高，一般有点文化知识的家庭实际上对女儿的教育学习也有一定的要求。如《白居易集》卷12《简简吟》云：“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普通的士人家庭，要求女子从小学习化妆、女红。对女性在文化上的这些要求，在以前各朝是很少见到的，显然是唐朝的时代特色。
5.女性奢侈消费的活跃
中、盛唐以后，社会渐渐富裕，城市风气尚奢靡，表现在消费上往往追求富丽。
奢侈消费大多是由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带动的。《新唐书》卷83《长宁公主传》谈到长宁公主出嫁后“造第东都，使杨务廉营总。第成，府财几竭，……又取西京高士廉第、左金吾卫故营合为宅，右属都城，左頫大道，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又并坊西隙地广鞠场。”韦皇后事败，公主长安的房子卖出，“评木石直，为钱二十亿万”。有钱有地位的女性建造起了豪宅园林，堆山造园，还为自己娱乐建造球场。不过虽是公主，但家里却是花费巨大，“府财几竭”，差不多用完了全部钱财。中宗安乐公主更是“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78)《新唐书》卷83《安乐公主传》对这件事有详细记述：“尝请昆明池为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与人者。’主不悦，自凿定昆池，延袤数里。定，言可抗订之也。司农卿赵履温为缮治，累石肖华山，墱彴横邪，回渊九折，以石瀵水。”书中又云：“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旁徹民庐，怨声嚣然。第成，禁藏空殚。”两位公主在建造房屋和园林上花费巨大，虽是比较特别的例子，但使我们看到了社会最上层女性是如何强力地推动着奢侈消费的。
安乐公主的衣服也十分奢侈，她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79)《资治通鉴》卷209谈到她有一条织成裙，“直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安乐公主价值连城的织成裙着实是影响了许多女性，她们也想占有一条相仿的裙子，以能体现自己的价值，满足自己的虚荣：“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物，于是采捕乃止。”(80)在这些公主的引领下，贵族官员和一些有钱人的妻女马上会跟风效仿，社会奢侈消费就蔓延开来了。
普通女性的消费也日见奢华，多少可以表明长安城内的富裕程度。杜甫《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訇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极稳称身。”(81)长安三月三日是青年男女恋爱春游的节日，这诗后半部分是讽刺杨贵妃和秦、虢国夫人的，但前面十句谈的是三月三日到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边游春的女子的美丽，这里谈到了女性的外表美貌，也谈到了女性服色的华丽。《全唐诗》卷492殷尧藩《上巳日赠都上人》也描写了三月三日都城游春时女性的服色：“鞍马皆争丽，笙笙歌竞斗奢”，“绮罗人走马，遗落凤凰钗。”开元二年七月，针对以长安为首的城市的奢靡风俗，玄宗下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82)专门命令后妃以下应怎样，这主要是针对女性奢侈消费而说的，说明当时情况已是十分严重，女性消费的奢侈之风在开天年间是最为突出的。
女性消费的兴盛，消费商品数量的增多，必然与长安特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因素有关。大体而言，有这样几个方面：
1.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女性消费兴盛的前提条件是长安城内商品经济的兴盛。
唐都长安，市场交易活跃，邸店林立，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物品琳琅满目，东西两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史念海、张荣禄、薛平拴等先生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长安东西两市接近宫城皇城，位于人口密集之处，交易十分方便。《长安志》卷8《东市》说：“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西市与东市相仿。东西两市内部有两条东西走向和两条南北走向的大街，形成井字型，顺着二市的围墙还有一条宽十多米的平行街道。两市之内都临街设店，在小的曲巷中还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考古工作者揭示，西市南北长1031米，东西长927米，东市与西市大体相近，南北长1000米，东西长924米。两市各有八个门，以方便人员的往来和货物的装卸。长安的商业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期，且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市内的交通、店铺设置等方面十分方便经营。长安市内商业繁荣，如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不过西市的商业可能超过东市，《长安志》卷8《东市》又云：“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西市有口焉……自此之外，繁杂稍劣于西市矣。”薛平拴先生认为长安二市工商店铺达到8万家左右，工商从业人人口在30万，市内店铺林立，商品众多。他将长安市场上的商品按经营划分为23个大类，有粮食、纺织品、食品、衣服鞋帽、皮革、蔬菜花果、水产品、调料、饮料、燃料、肉品等。(83)在这些商品中，相当一部分的主要消费对象其实是女性。长安市场的商品品种的丰富多彩，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可能。
如女性喜欢金银首饰，而长安城里就有许多技艺较高、专业化极强的个体的金银工匠。《南楚新闻》载：“(薛)昭纬经巢贼之乱，流离道途，往来绝粮，遇一旧识银工，邀昭纬食甚丰。作诗谢之曰：一碟膻羹数十根，破盘中更有红鳞。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当初学治银。”(84)金银物品要经鉴定后才能交换，牵涉到原材料的纯色和器物的精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而长安城中有这样的专门人员。《太平广记》卷35“王四郎”载“唐元和中，琚因常调，自郑入京”，在东都碰见王四郎，给他一块金子，重五两左右，“色如鸡冠”，并且对他说：“此不可与常者等价也。到京，但于金市访张蓬子付之，当得二百千”。因此，在长安市场上女性想得到自己喜欢的金银首饰，当然有着十分方便的条件。
再如商业的发展，一些商人为了生意东奔西跑，守在家里的商妇们就十分担心丈夫，盼望丈夫及早回家，由此他们往往用问卜方式来猜测他们的归期，求佛求神保佑他们的平安。《全唐文》卷301王建《江南三叠词》云：“扬州城里小妇，长安城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诗虽写的是夫在长安经商，妻留守在扬州，两人所处地点互换一下，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他们只能通过宗教信仰来换取内心的平衡。
可以这么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女性消费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同时也促使女性的消费更加兴盛。
2.与中外交流和民族融合紧密相关
长安城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及中外友好交往活动的中心，“京邑所居，五方辐凑”。(85)长安不但是国内交通的中心，同时也是通往国外各地海陆交通的中心。长安向西沿河西走廊，出敦煌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通道，就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唐朝，我国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与唐朝中央政府之间的交往，都是通过长安为中心而进行活动的。从唐太宗开始就十分重视发展与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对入朝前来长安的少数民族首领或使者，皇帝都要亲自召见赐宴，厚加赏赐，对少数民族首领及其上层人物常加以封赠，有的还留职长安，带刀宿卫。由于各族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出使、经商、质子、传教，留居长安的人数十分众多。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不少少数民族居住在长安城中，至唐代，少数民族内附的人更多，其首领和部众入居长安十分常见。如贞观四年，突厥颉利可汗归降，其部众入居长安者将近万家。贞观十三年，各国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86)相信这其中既有慕华夏之风自愿来求学的，也有各国的质子宿卫者之流为唐政府服务的。天宝初年，整个京兆府有户三十余万，但唐德宗时，关中地区十余州内附的少数民族“已数十万家”，(87)此话虽然有夸大的成分，但说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民族还是可以相信的，说明长安城内外已经彻底具备了胡化的氛围。
长安城在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与我国多民族的融合中，成为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陈鸿祖《东城老父传》中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少数民族的一些生活习尚对长安汉人影响极大，胡衫、胡帽、胡饼、胡酒等在长安特别受人喜爱。再加上唐代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朝代，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听其商贾往来”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大量外国商品涌入，在唐人极强的吸收、融化能力中这些商品往往成为长安城中的抢手货。韩愈曾叹息：“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数。”(88)唐代喜爱舶来品，尤其是喜爱这类商品中的珠宝、香药等，他们追求这些奢侈物品。谢弗说：“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89)崇尚舶来品风气虽不一定全是从宫廷中开始，但有了这样一个深受胡风影响的环境，全社会崇尚胡物也就是十分自然的。我们曾经提出：“作为一种文化，胡风传到唐代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对已有的文化文明成果占有、享用和消化的过程。因而胡文化在唐朝实际上成了一种‘消费型文化’，它给唐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满足人们一些现实的、直接的需要上，比如服饰、食物、音乐等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和享受。它在社会消费领域形成一种流行时尚，在欲望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从皇亲贵族至士庶百姓都大胆地追求这种时尚，从而促进了唐代城市消费需求的异常活跃，也促进了唐代中后期消费风尚世俗化的进程。”(90)长安女性当然脱不了时代的熏染，在这股流行的胡风影响下，她们也是想尽办法追求胡物，从服饰、饮食到礼仪风俗和宗教信仰，潜移默化之间，她们见证了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3.皇宫、贵族妇女成为消费活跃的先锋
长安城中的上层妇女，主要是宫廷，向外延伸的消费风气往往成为平民百姓竞相仿效的对象。宫中的女性生活尊贵、悠闲，她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她们常常是以母仪天下的面貌出现在广大妇女面前。高世瑜先生曾说唐代的后妃：“富贵、荣显、悠闲、舒适——她们占尽了人世间的风光，在万千唐代妇女中不能不说是幸运者。”(91)因此这些女性的穿戴装饰自然是全体长安女性的楷模。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数千人都浓妆艳抹，“衣罗绮，曳锦绣”(92)，在灯轮下轻歌曼舞，“经月余日”(93)。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作百枝灯树，高达八丈，灯树置于高山之上，入夜点灯，“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94)。他们甚至借过节之机来炫耀富贵，互相攀比，以重金宝珠装饰车马出行，造成“香车宝辇隘通衢”(95)。《大唐新语》载：“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96)上至“贵游戚属”下及“下隶工贾”，佳节的欢乐气氛让市民普遍都融入到节日消费的热潮当中。宫女们只要衣着华丽走出宫门，他们的装饰和衣服马上遭到宫外女性的模仿。
如前已论及，安乐公主的奢侈生活，“使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一般家庭条件允许的女性都会在穿衣、妆饰方面向其学习。玄宗时，“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穆宗长庆年间，襄阳公主“纵恣不法，常游行市里”，(97)说明公主经常进入市场购买消费品。
唐代的内外命妇们在女性消费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唐书》卷45《舆服志》说女命妇们“即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使“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在衣服料子上，这些命妇不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而是越穿越奢华，丝绸绵绣，使其他的女性看得十分眼红，一时大为流行。长安富贵人家士女还有游春的习俗，“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随行时“载以油幕，或遇阴雨，以幕覆之，尽欢而归”，游春的同时多进行宴饮，所费颇多。
4.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首都长安是开放的中心，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以前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提高。例如宫廷妇女参政在唐代尤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女政治家，武则天是其中最有才华和权术的典型代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唐朝的妇女中，盛行重文习诗的风气，产生了众多的女性诗人，即使连众多娼妓、女冠女尼也有许多名篇名诗保存至今。唐代普通的妇女濡染翰墨者为数甚多，遍及各个阶层，诗文题材十分广泛，吟诗作赋蔚然成风气。妇女在音乐、舞蹈上的成就自不待多言，而在书法与绘画上也颇有其人。唐代由于重视教育，女教著述较前代增加不少，基本精神主要是节操礼法、诗书笔札、教习女工等。唐代的妇女较少受礼教束缚，社会交往与活动场所比较宽泛，因而女性外出经商、重视经济活动者有之，外出游玩、相互宴饮聚观者有之。女性们可以经常外出活动，抛头露而到长安的郊外、两市、寺庙道观和各种娱乐场所，“簇锦攒花斗胜游，万人行处最风流”。(98)唐代的女性可以公开或单独地与异性结识交游，同席宴饮论诗文，可以诗词相赠。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有敕云：“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祸福妄陈。”(99)女性之所以能与和尚、道士自由地接触，完全与当时社会的习俗相关，是妇女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
可以看到，处于经济和政治中心的长安，女性更是以思想开放、大胆前卫的个性受人瞩目，长安的女性能够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去。宁欣先生曾对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发现妇女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个体佣工，自产自卖的小生产者兼小贩，个体手工业者，以旅店、餐饮为主的服务业和以小商贩为主的商业，娱乐和娼妓业，此外还有婚媒中介、女巫、占卜、经纪人等。(100)唐代女性参加经济活动有的虽然是为了生计而无奈的被迫的，但毕竟是社会活动空间广阔和人身自由的标志，她们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由经营，实现其人生价值，完全是社会地位较高的表现。女性能自由地驰骋于经济活动中，她们的消费欲望被自由地释放了出来。
不可否认，女性消费兴盛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众多，我们在这里只是拣其主要者进行一些阐述。
四 余论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既是终点又是起点，消费的结果又带动了社会需求的扩大，重新刺激社会生产的发展。长安女性消费的活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直接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唐都长安近百万人口，如果推测女性是其中的一半，我们今天就可以想象单由这些女性形成的巨大消费需求，需要各地大量运进各式各样的商品来供应城市女性的需要。唐代各地的商人，包括众多的胡商，了解长安城市场的巨大，前来经营生意的络绎不绝。通过这样的经济循环运动，长安市场不断地繁荣，商品种类不断增加。长安女性消费对唐代商品流通的规模、结构、范围和速度都有很大程度的影响，对推进长安商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也看到，在长安女性消费的刺激下，庞大的消费需求为长安城郊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因而造成了农副产品不断商品化的倾向，甚至有一部分人直接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进入商品生产和经营领域。如女性喜欢花卉装饰美化生活，因而长安城郊出现了专门的花农，“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101)挑着担子入城销售。司空图有位邻叟善艺卉木，常常“鬻于都下，未尝不亟售而返”。这人卖花还有一套理论：“鬻植之道，虽本于天时，亦且诊于人情耳。盖视其人，夸其居侈，则所玩者必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实矣。彼或以劲正自处，所植必慕贤良吾皆揣之。各炫其所欲，焉有曝滞之患哉。”(102)他的卖花技巧之高，揣摩顾客心理的诀窍，令人赞叹不绝。
女性的特殊消费促使了少数民族商和外商在长安的聚集。众多胡商不远万里来到长安，因为他们发觉长安的钱很好赚。《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四年谈到回纥商人在长“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胡商们经营的主要是珠宝、绢帛、香药、药材、茶叶、酒店等，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针对女性消费的。
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使女性形象大大改变。《大唐新语》卷10云：“士流之妻，或衣丈夫之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矣。”长安女性常以戎服、男装为美，“男女穿一样的衣服，内外无别，倒真有点平等味道了”。(103)女性衣男装，实质是女性社会地位的要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在唐代一定程度上男女能够接近平等。此外，女性打扮后，女性的外貌形象大为改观，她们出门前往往是“新妆宜面下朱楼”，(104)想把最好的形象留给世人，女性对自己的外貌形象特别重视。
总之，长安女性消费的兴盛，是唐朝开放风气的结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成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斑斓多彩。女性消费的兴盛，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风气更为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愈益有所提高。
注释：①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薛平拴：《古都西安·长安商业》，西安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长安人口，说法不一，可参薛平拴介绍。
③《唐会要》卷90《和籴》，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④李复言：《续玄怪录》卷4“驴言”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⑤杜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3《病后遇王倚饮赠歌》，四部丛刊本。
⑥《太平广记》卷196“贾人妻”条，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⑦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探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⑧张鷟：《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⑨《太平广记》卷237“芸辉堂”条。
⑩《白居易集》卷14《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1)《太平广记》卷196“潘将军”条。
(12)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泪妆”条。
(13)《全唐诗》卷5江妃《谢赐珍珠》，中华书局1960年版。
(14)《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全唐诗》卷855郑遨《富贵曲》。
(16)《太平广记》卷373“贾耽”条。
(17)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斗花”条。
(18)张鷟：《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19)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0)《太平广记》卷346“马震”条。
(21)《唐会要》卷31《杂录》。
(22)《大正新修大蔵经》，东京大蔵经刊行会1924-1934年版，第51册，第171—172页。
(23)孙思邈：《千金要方》卷5“小儿婴孺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马大正：《中国妇产科发展史》，陕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41页。
(25)《太平广记》卷219“颜燧”条。
(26)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天咫》，中华书局1981年版。
(27)《旧唐书》卷45《舆服志》。
(28)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礼异》。
(29)《太平广记》卷487《霍小玉传》。
(30)《旧唐书》卷51《皇后长孙氏传》。
(31)《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十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
(32)《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33)《太平广记》卷157“李敏求”条。
(34)《全唐诗》卷301王建《新嫁娘词三首》。
(35)刘肃：《大唐新语》卷13，中华书局1984年版。
(36)张鷟：《朝野佥载》卷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37)《全唐文》卷331杨绾《汾阳王妻霍国夫人王氏神道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永徽127《文林郎夫人张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页。
(39)《旧唐书》卷160《韩愈传》。
(40)《旧唐书》卷19《懿宗本纪》。
(41)《全唐诗》卷494施肩吾《少妇游春词》。
(42)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乞巧楼”。
(43)《全唐诗》卷472林杰《乞巧》。
(44)《全唐文》卷315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45)《旧唐书》卷124《令狐彰附令狐建传》。
(46)《白居易集》卷13《感故张仆射诸妓》。
(47)《白居易集》卷21《有感三首》。
(48)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记〉为中心》，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49)《全唐诗》卷462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
(50)《全唐诗》卷130崔灏《渭城少年行》。
(51)《全唐诗》卷199《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
(52)《全唐诗》卷162李白《前有酒樽行》。
(53)《全唐诗》卷117贺朝《赠酒店胡姬》。
(54)《太平广记》卷495“邹凤炽”条。
(55)《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六载十一月条。
(56)陈衍德：《唐代消费经济的几个发展趋势》，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57)张剑光、张洁：《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吉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8)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59)《太平广记》卷487《霍小玉传》。
(60)《太平广记》卷486《无双传》。
(61)《全唐诗》卷593曹邺《寄贾驰先辈》。
(62)《全唐诗》卷487鲍溶《东邻女》。
(63)《全唐诗》卷160孟浩然《春情》。
(64)《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
(65)王谠：《唐语林》卷6，中华书局1987年版。
(66)《全唐诗》卷302王建《宫词》；卷298王建《秋千词》。
(67)《全唐诗》卷558薛能《戏题》。
(68)《白居易集》卷4《时世妆》。
(6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70)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71)《旧唐书》卷45《舆服志》。
(72)《元稹集》卷24《法曲》，中华书局1982年版。
(73)傅京亮：《中国香文化》，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58、第66页。
(74)《全唐诗》卷114徐延寿《南州行》。
(75)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蜂蝶相随”条。
(76)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3，中华书局1985年版。
(77)《太平广记》卷449《李元恭》。
(78)张鷟：《朝野佥载》卷5，《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79)《新唐书》卷34《五行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
(80)张鷟：《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81)杜甫：《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3，四部丛刊本。
(82)《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七月条。
(83)薛平拴：《古都西安—长安商业》，第125—143页。
(84)尉迟枢：《南楚新闻》，《笔记小说大观》十三编，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8年版。
(85)《隋书》卷2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86)《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二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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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送郑尚书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9)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第51页。
(90)张洁：《唐代城市消费经济研究》，2006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74页。
(91)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92)张鷟：《朝野佥载》卷3，《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93)《旧唐书》卷99《严挺之传》。
(94)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百枝灯树”条。
(95)《全唐诗》卷541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
(96)刘肃：《大唐新语》卷8《文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
(97)《旧唐书》卷142《李元本传》。
(98)《全唐诗》卷494施肩吾《少妇游春词》。
(99)《唐会要》卷49《杂录》。
(100)宁欣：《唐代妇女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太平广纪〉为中心》，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101)《全唐诗》卷685吴融《卖花翁》。
(102)《全唐文》卷807司空图《与台丞书》。
(103)高世瑜：《唐代妇女》，第167页
(104)《刘禹锡集》卷31《和乐天春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宜面”一作“粉面”。
作者简介：张剑光，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洁，洛阳师范学院图书馆。
文章来源：《史林》2008年第5期。（感谢『史学研究』公众号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