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其实只是几届世界杯

Original 孤灯书生李叔幺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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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窗外万籁俱寂，我一个人坐在漆黑一团的深夜里，等待着世界杯比赛。

我居住在美国这座最富裕城市的一条街巷里，街巷里有十几户人家，却只有我一个人喜欢足球。每年的欧冠半决赛和决赛，全球最激烈的足球比赛，巷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的电视在播放。按照很多年的传统，我在茶几上摆放着泡面和啤酒，为每一次进球机会而欢呼和遗憾，为每一个进球而尖叫和捶胸……激动过后，总是感到深深的失落。

整条巷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喜欢足球。他们可能都是很多年的老美，和每一个美国人一样，喜欢的是棒球、篮球、橄榄球。

我显得孤独而孤立，像一株飘荡在茫茫大海中的浮萍。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杯的时候，已经到了1990年，那时候我上大学。

那一年，是意大利世界杯，满大街都播放着《意大利之夏》的歌曲。但是，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这首歌曲代表的是什么，只是觉得很好听。

同宿舍有我最好的一个朋友。这小子总是晚上早早就睡觉了，而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的时候，还在蒙头大睡。

我喊他起床，他说：“老师点名的时候，你替我喊到就行了。”

于是，我天天早晨上课的时候，老师拿出花名册点名，都替他喊“到”。

全班同学都看穿了，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没有一个人说破。

连续几天，都骗过了老师，那天，是班主任老师的《古典文学》课，班主任老师认识全班每个人，也能够听出来全班所有人的声音。

班主任老师叫到他的名字，我又喊“到”。班主任老师听见声音不对，就抬起来头，问道：“谁刚才喊到？站出来。”然后指着我：“是不是你？”

我没办法，只好像俘虏一样低着头站出来。

全班同学看到我的窘态，全都哈哈大笑。

班主任老师是个固执的老头，他知识渊博，为人口碑极佳，但做事一板一眼，从不迁就应付，他一定要让我把这个没来的同学找出来。

没办法，我只好把最好的朋友从被窝里拎出来。

结果，我们被每人罚写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在全班同学面前态度诚恳地作检讨。

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总是早晨睡懒觉？

他这才说，他每天半夜，和历史系的两个同学，翻墙出去，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工厂里看世界杯。那家工厂的饭厅里放着一架大彩电，有很多人看。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杯。我曾经跟着他去看了一次，我们像做贼一样偷偷地溜出宿舍，沿着墙角，躲避着巡夜老师的手电筒，来到臭气熏天的厕所边，然后攀上墙头，顺着墙外的电线杆，溜到马路上……然后装着上夜班的工人，大摇大摆地走进那家工厂的饭厅里，谁也不看……

饭厅里足足有上百人，围着一架焊在铁栏杆里的彩电。那时候的彩色电视是奢侈品，一台彩电卖2000元，而普通人的月工资还不到100元。

那小子现在是陕西省某厅的厅长。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西北一座县城的高中任教。

那座偏远的西北县城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县城几乎所有的单位都在那条街道上。到了晚上，因为要省电，连路灯都熄灭了。县城里黑暗寂静，像一座巨大的坟茔。

突然从城市分配到这里，我有些不适应。感到很孤独，很郁闷。

和我一起分配来的，还有一名女大学生，四年的大学生活让她彻底脱胎换骨，她的言谈举止、衣着气质都和县城的人不一样。高中的对面是县种子公司。种子公司的高音喇叭经常播放《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我至今记得她听着歌曲，流着眼泪，说道：我太怀念我的大学生活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那时候，我想着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年后，她和在县粮食局上班的丈夫真的离开了，去了北京。几年前，我和她取得联系，他们都在外企上班，在北京买了三套房。

那时候，县城仅有的大学生，都集中在县城高中。县城高中是全县的最高学府。

县城里，知道世界杯的，可能就只有我们几个从城市回来的大学生。

1994年的世界杯，我的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每天到黄昏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今晚去哪里看世界杯，我们一个个着急上火，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每天黄昏都在研究，今晚去哪里？

那时候，电视在县城很少，只有结婚了的双职工家庭里，一般才会有电视机。像我们这种没结婚的，买台电视，连想都不敢想。电视可是奢侈品。

半夜时分，我们一个个走出房间，站在校园凄冷的小路上，盼望着能够看到一闪明亮的窗口。如果这时候房间里还亮着灯光，就有可能在看世界杯。

然而，我们总是失望，那些结婚了的教师，基本上都不喜欢看球赛；就是喜欢看球赛，也会在妻子的唠叨声中关掉电视。

后来，我们翻门出去，来到了县城的大街上。

那时候是夏天，夏天的夜晚依然炎热，粮食局的大门口亮着灯光，守大门的老头一手拿着蒲扇，一手端着茶杯，正在津津有味地看着九英寸黑白电视上的《西游记》。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知道六小龄童的《西游记》。

我们对老头说：“大爷，世界杯开始了。”

老头说：“世界杯是个啥？是瓷杯子还是铁杯子？”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世界杯，他认为世界杯就是一个喝水杯子。

我们给他解释，世界杯就是踢足球，我们兴致勃勃地用手脚比划着，希望能够打动他，而且还满腔热诚地掏出香烟递给他。

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接过我们的香烟，美滋滋地吸上了，却不满意地说：“我当是个啥，原来是踢球的，踢球哪里有孙悟空好看。”

我们无可奈何，只好转身离开，一路都在抱怨着：你不让我们看电视，干嘛还抽我们的烟，这人真是没品行！

1994年的世界杯，我们看得断断续续，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孩子，奔走在寒冬呼啸的大风中，饥一顿饱一顿地活着，吃完了上一顿，还不知道下一顿在哪里。

那年的世界杯，我们辗转了好多地方，只要打听到谁家有电视，下午就早早去套近乎。在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死缠烂打下，有人终于答应了半夜陪着我们看世界杯，可是，第一场比赛还没结束，老婆就很不满地嘟嘟囔囔，嫌打扰她睡觉——县城的男人普遍都怕老婆，县城的女人普遍不看足球——那个的脸马上就拉长了，我们只好识趣地走出来，走在午夜过后的街道上，心一点点地从看球的狂热中坠落，像晾晒在沙滩上的鱼，大海就在近处，而我们却无法回归。

1994年，我们在跌跌撞撞中看了断断续续的世界杯，至今留给我的记忆，只有贝贝托进球后，在场边和两名队友庆祝的场景，那天，贝贝托的儿子出生了。

现在，贝贝托的儿子28岁了。

都28岁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当年那个如同丧家之犬一样到处寻找电视看世界杯的大学毕业生，如今已经来到了万里之外的大洋彼岸，一个人孤独地怀想着当年的往事。

而当年那两个和他一起看世界杯的同事，也早早离开了那座西北县城高中，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是仗剑天涯，还是流落海角。但相信，无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们此刻也在等待着2022年世界杯的开幕式。

君为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也许，永远都不会有这一天。

1998年，我还在县城工作。

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充斥着手扶拖拉机高亢的声音，还有车头喷涂的浓郁的黑烟。人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土灰，像影子一样在街道上无声地行走着。店铺的门敞开着，家家的货物都堆在门口的床板上，店老板坐在凳子上嗑瓜子，瓜子皮凌乱地洒落了一地。

这一年，又是世界杯。

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同学在县广播电视局当副局长。广播电视局的演播室里，放着一台大彩电，现在想起来，那台电视足有29寸，估计是全县最大的电视。

每天晚上，我们三个昔日的同学，就提着方便面和啤酒，来到演播室看世界杯。演播室有桌子有凳子，坐卧由我，俯仰自在。而在足球比赛的间歇，我们围在一起斗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