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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的底气
北魏太武帝.时，崔浩因修北魏《国书》被夷五族。高允与崔浩同修《国书》，太武帝命对其追责。高允当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太子便想带高允面见太武帝请求赦免其死罪。
拓跋晃进宫后对太武帝说：“高允在东宫教我读书尽职尽责，《国书》主要由崔浩负责，高允人微言轻没有做什么，请赦免其罪”。
于是，太武帝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先帝纪》《今纪》等篇，是崔浩与臣共同撰写，但崔浩政务繁多，不可能投入精力太多，注疏考订的工作臣做得比崔浩多。”
太武帝大怒，说：“这人罪过甚于崔浩，怎能饶他性命！”拓跋晃连忙为高允辩解说：“高允定是见到皇帝昏了头脑、语无伦次。我刚才问他，还说是崔浩所撰。”
太武帝又问高允：“太子所言到底是不是事实？”高允凛然回答：“微臣参与修撰《国书》，误犯天威，罪应灭族，怎敢再欺瞒皇上？太子是为师言情，但是确实不曾以此事问臣，臣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微臣所言，句句属实。”
太武帝听后感叹道：“朕宁可失掉一个有罪之人不罚，也舍不得杀掉一个难得的忠贞之臣。”遂免高允及家人一死。
太武帝从要杀高允到赞叹其“忠贞之臣”、高允能够逃过生死劫绝非偶然。究其根本，是高允在大事面前不辩解不推诿，勇于担当。在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这种担当精神，发轫于日常的底蕴，是有深厚底气的。
首先，能够担当是因为身正。高允担任从事中郎时，曾经与中郎将吕熙等三十余人奉朝廷之命分赴各州断决陈年积案。不久，吕熙等人皆因贪赃枉法获罪，只有高允一人因为清廉守职、断狱公允而获奖赏。可以想象，如果高允不干不净、为恶多端，太武帝随便就能找个借口杀了他，况且此次牵扯的案情本身就是杀头之罪。
其次，能够担当是因为磊落。辽东公翟黑子得到千匹绢帛贿赂，不久事发。黑子讨教于高允说：“主上问我，是汇报真实情况还是说假话？”高允说：“回答时可据实以报。”中书侍郎崔览等人都说自首后罪不可测。黑子以崔览等人为知己，反而对高允发脾气说：“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于是与高允断交。黑子在皇帝面前说了假话，终被世祖疏远，最终获罪被杀。高允的磊落是一种行动自觉，初心不是苟且偷生，却“投之亡地然后存，陷入死地而后生”。可以设想，如果高允像黑子那般行苟且之事，编造谎言、推卸责任，案情水落石出之日，定是高允身首分家之时。
再次，能够担当是因为无畏。太武帝因修北魏《国书》事严厉责问崔浩、宗钦、高允等人时，曾评论高允“所乏者娇娇风节耳”的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宗钦伏地流汗、面无人色。唯有高允坦诚相告，声音洪亮，武勇刚烈的气节风骨令左右官吏刮目相看。无畏才能无所保留，无畏才能对答如常。如果见个皇帝就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焉能辩解得有利有节，更何谈以情感人？
最后，高允能够担当是因为太武帝信任。高允对皇帝忠心耿耿，敢于直言进谏，无所回避，素有“笔匡国家”之美誉。魏世祖召高允一起议政，高允的言论总是得到世宗赏识。帝曾问高允说：“第一位的政事是什么？”当时，魏朝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辟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世祖很赞同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它们交给老百姓。如果没有帝对高允的日常信任，高允纵然敢于担当，结局也是送死。
高允敢于担当之作为固然值得标榜，太武帝对敢于担当的忠臣给予的理解和宽容，同样值得赞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