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红墙的钟朋荣
人生百态
《〈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刊发始末》日前在笔者公众号推出后引起热烈反响。当年报社总编室负责一版的梅绍华,见到文章当即加了微信。他告诉我,当年,理论部编发的 《社会主义也应搞市场经济》一文,是由他亲手在一版安排见报的,文章刊发后的反响至今记忆犹新。他还告诉我,和钟朋荣是湖北老乡,至今还有联系。就这样,通过梅绍华,我和近三十年未见面的钟朋荣也联系上了。大家很高兴,商定尽快约个地方见面好好聊聊。
冒着霏霏细雨,我来到健德门附近的一家餐厅包间时,钟朋荣和梅绍华已经先到了。大家握手相顾的瞬间,情不自禁地笑了:当年一头乌发的钟朋荣,如今已是“乡音无改鬓毛衰”,毕竟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当年二十几岁青春潇洒的小梅,依然阳光的脸庞也有了风霜洗礼的痕迹。真可谓,岁月悠长,山河无恙,但你我都不复当年模样!
寒暄之后,少不了各自介绍一番三十年忙些什么。梅绍华后来离开报社总编室,到报社下属证券日报担任副社长,2016年,他离开发展势头挺好的报社,下海和几个朋友一起创建了一家航空科技公司。从他的满面春风,足以让我相信这个理工科毕业的老板把公司搞得风生水起。
我知道, 1992年在经济日报发表了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后,钟朋荣很快就离开中办调研室下海了,但是对他做出这一人生重大抉择的动因却不很清楚。他说,市场经济大潮的推动是首要因素,否则我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勇气;其次,我也想在市场打拼一下,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最后,也是想让自己日子过得松快一点,否则请朋友吃个饭都有点难为情。能讲些官员和百姓都认同的道理,觉得他在市场打拼了这些年,并没有变得油腻圆滑,依然是原来那个老实人。
他用浓重的湖北浠水口音告诉我们,走出红墙,身份变了,一切都要靠自己,起步时有些不适应,公司的每一点成效,都是靠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地方和企业服务打拼出来的。近三十年来,工作生活丰富多彩,有欢乐也有压力,有顺利也有挫折。
下海后,他没有选择利用政界关系做房地产开发等赚大钱的行业,而是选择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做战略咨询。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已经做了十多年、又很有兴趣的研究工作仍然有用武之地。
1997年,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一家互联网公司聘请钟朋荣做顾问。为了使顾问名副其实,他足足花了一年多时间专门研究大家都还陌生的互联网,并对网络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钻了进去,完成了专著《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
因此,在继续做战略咨询的同时,他又迈出了另外一步:成立远程教育公司,并在全国建立了200多个教学网点,对企业家开展远程培训。这个堪称中国远程教育最初探索的一步,今天看来十分简单,在当时来讲其难度却超出想象。结果,苦苦坚持了两年多,草草收场。
梅绍华不愧搞技术公司的,一听就听出了门道:“当时互联网还没有这么发达,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4G、5G,只能靠卫星进行信号传送。受当时技术的局限,听课人接收的音频视频信号时断时续,效果怎么可能好?”钟朋荣点头认可。
“但我始终坚信远程教育是未来的方向。”钟朋荣讲这话时眼中透着坚毅。虽然远程教育没有成功,但他1999年出版的《网络经济,重构中国经济》一书,却成了国内较早研究网络经济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他不仅预见了远程教育的未来,而且对网络将改变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做了预测,比如,数字货币、电子书、快递行业快速发展已经在十几年后得到证实。
1994年开始,钟朋荣作为咨询专家,足迹遍布郑州、安阳、驻马店、温州、绍兴、榆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延边、石嘴山、土鲁番等几十个地级市,上百个县市区,上千个乡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量身定制策划方案。
钟朋荣的咨询理念有些独特。他常说,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成为咨询专家,利用你的知识、经验甚至常识,长期专注于某一个领域,都可以为别人提供咨询服务。
在温州平阳县调研咨询时,钟朋荣结识了县委书记董希华。当了5年县委书记的董希华,在咨询工作将要收摊时对钟朋荣说,我不当官了,加入你的公司。董希华在团队一干就是十二年,由一位县官变成了县域经济专家,所到之处,人们皆称其为“董教授”。
2000年,钟朋荣团队经过深入调研,撰写了《浙南闽北中心城市建设方案》。
《方案》认为,温州至福州300多公里,沿途没有一座具有规模的城市,经济辐射作用难以发挥;浙江南部区域规划分散、行政配套落后、事业发展缓慢,对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形成掣肘;温州龙港镇以及周边方圆几公里内,城镇人口已经超过50万,具备建立城市的基本条件。据此,他们在明确提出建立龙港市,并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作了汇报。但是,由于当时有些条件不成熟,《方案》暂时搁置了。
2019年8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复函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撤销苍南县龙港镇,设立县级龙港市,由浙江省直辖。19年前的大胆理论设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1988年到2005年,河南中部山区的济源从隶属于焦作的封闭落后的县级市,发展成为全国瞩目的地级市。实现这个跨越,除了中央和省里持续不断的强力政策支持,钟朋荣团队在这里的咨询策划也功不可没。
1995年,钟朋荣利用到这里给当地干部作报告的机会,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他发现,济源及其周边地区有黄河小浪底等几个大工程正在集中建设,总投资近千亿元。千亿元投资集于一县,钟朋荣据此断定“济源将成中国经济新热点”。
这一判断既有理论支持,也有实践验证。深圳、海口、三峡赢得快速发展机会,其共同特征就是短期内集聚巨大投资。他建议当时的市委领导,既要传承锲而不舍的愚公精神(这里是传说中的愚公的故里),又要勇于抓住千载难逢的绝佳机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对外经济交往。
这些观点,引起经济理论界和新闻媒体的重视和关注。于光远、厉以宁、刘国光等著名经济学家纷纷发表看法表示支持,各大媒体也在显著位置介绍济源有关情况,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在省委、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济源由县级市发展为地级市,发展动力和活力得到空前释放。
钟朋荣团队到各地做的策划方案和提出的咨询建议,有些已经实施,有些还在进一步酝酿,有的没了下文。他坚信,关键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事,只要方案是科学的而不是靠拍脑袋,总有一天会遇到伯乐。
他的诚信和专业水平打动了许多地方领导,有的领导十多年来接连几次提拔交流,都始终和钟朋荣保持联系,注意听取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
他还为大庆、三九、潞安矿务局、杭州汽轮动力等不少企业集团提供过咨询服务。引起我兴趣的,是他讲的“九个字省了一个亿”的故事。
2002年,安阳机床厂主要生产数控机床,经济效益不理想。经过调查研究,钟朋荣发现该企业在战略定位上的弊端是“小而全”,数控机床的所有零部件都自己生产。
针对这一情况,钟朋荣及其团队提出了“九字方针”: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两减: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减少生产环节;“两买”:用减下来的资金买脑——引进研发人才,买嘴——引进市场营销人才;一 扩:增资扩股;四提高:提高关键部件的生产能力,提高产品组装能力,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提高市场营销能力。
“九字方针”付诸实施后,原来计划扩建的部分厂房不建了,节省了几千万元投资,流动资金也大大减少,共节省了上亿元资金。有的媒体以《九个字省了一个亿》刊发了长篇通讯。
饭局过半,茶过三巡。我问他,从官员转而经商,又接了这么多咨询大单,还有时间和精力搞学术研究吗?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小狗经济”。
上世纪90年代,钟朋荣在台州研究摩托车产业,发现这个市有上千家企业生产摩托车。所谓企业,就是夫妻俩,十几万资金,雇佣几个员工。当时国内最大的摩托车企业济南轻骑是上市公司,要规模有规模,要资金有资金,要人才有人才。可是,没有几年,济南轻骑被台州打败了。、
台州人是怎么做到的呢?钟朋荣总结就是八个字:“分工细化,配合紧密”。正在这个时候,钟朋荣在电视“动物世界”节目中,看到四只小狗一起扑向斑马,一只小狗负责咬住斑马的鼻子,另一只小狗负责咬住斑马的尾巴,其它两只小狗负责咬斑马的腿,结果斑马很快就被放倒吃掉了。四只小狗能咬倒一只斑马,与浙江经济现象的“分工细化,配合紧密”完全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之后,钟朋荣干脆将浙江经济形象地比喻为“小狗经济”,这个说法在浙江很快叫响。后来,“小狗经济”还从“一家一品”,发展到“一县一品”。
讲完这个故事,我意识到,他是在强调理论和实践相得益彰、水涨船高。他做咨询的28年里,给客户以咨询建议,也源源不断地从客户那里吸取营养,逐步丰富自己的知识贮备,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在他看来,从实践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就是理论探索,解决实践中没有现成答案的各种问题就是理论创新。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边学边干、边干边想。二十几年中,他的咨询业务开展得越来越顺手,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先后撰写了《中国企业为谁办》《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勤劳人的经济学》《国策论》《民富论》等十多部专著。
同为从体制内下海的商界老板,我问钟朋荣和梅绍华,你们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是否曾经为你们当初的下海抉择后悔?两个人回答的几乎一字不差:从未后悔。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感觉这两个人情况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相比之下,钟朋荣当时的仕途前景似乎更明朗一些。因为,钟朋荣离开中办调研室宣传组后,他曾经的同事提拔为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有好几个,比如,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江西省副省长朱虹、中国国际台台长王庚年,海南省委副书记李军,等等。况且,钟朋荣下海时,中办调研室给他所做的鉴定评价也蛮高。
钟朋荣说,在中央机关工作几年,结识了许多德才兼备的同事,使我增长了见识和才干,也是我人生荣幸。但是,一个人的一生毕竟不可能什么都占着。我如果不离开,就不可能想去哪就去哪,也不可能在哪里想呆多久呆多久,更不可能说写书就写书。踏下心来搞研究和咨询是自己所想,在市场打拼是自己所愿。
3个多小时的见面,是文人雅会、企业沙龙,还是一次访谈,几乎无法分清。但是,通过推心置腹的交谈,除了感慨市场经济改变人生轨迹,对钟朋荣这位有理想、有激情的经济学家走出中南海以后的行踪,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市场经济的坚定推动者,市场理论的勤奋探索者,市场实践的勇敢先行者,也许适合他。
文中照片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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