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继周 | 语言所词典室往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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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所词典室往事谈
晁继周
词典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简称,也是我们对自己工作几十年的单位的亲切称呼。我们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学习、成长,直到由于年龄关系从这里退休。这是一个为编写和修订《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而不懈努力奋斗的集体,也是一个兄弟姐妹亲密团结温暖如家的集体。1978年10月我来到词典室。在词典室这40多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时常萦绕在脑际。
我到词典室时,丁声树先生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10月丁先生因病离开主编岗位,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有幸亲聆丁先生的教诲。到词典室遇到的问题首先就是如何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把荒废多年的专业知识补起来并加以提高。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丁声树先生,问丁先生应该看些什么书。丁先生说:“词典室有编写词条和勾乙资料的任务,你又在学英语(我当时参加了所里的英语补习班),时间不多,就好好读《现代汉语词典》吧。”我按照丁先生的指导,认真研读《现汉》,结合工作尽快掌握《现汉》收词、释义、例句、体例等方面的特点,较快地适应了词典工作。丁先生的学术演讲我只听了一次,那是1979年4月,全所范围。记得这次演讲中,他考证了北京话里表示瓷器或玻璃打碎、摔碎的动词cèi,应该写成“卒”+“瓦”。
丁先生非常重视对语言实际的调查。有一次,他把我和李玉英(我和李都是北京人)叫去,问“大伯子”和“跟前”两个词北京话的读音。我按照老北京人的读音,说“大伯子”读dàbǎizi,“跟前”(身边、附近义)读ɡēnqiǎnr,与《国语辞典》注音相合,丁先生笑着点头,在小本上记下来。《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后,丁先生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词典的修订上来。他让大家读《现汉》,把发现的问题记下来。有一次,我带着几条不成熟的意见到丁先生的办公室(一个很小的房间)向他请教。记得有一条是“爷儿”。原注为“长辈和晚辈男子合称,如父子、叔侄、祖孙(后面常带数量词)”。这个解释跟北京话的实际不相符。在北京话里,“爷儿”一词中长辈必须为男性(祖父辈、父亲辈等),而晚辈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父子合称“爷儿”,父女也合称“爷儿”。我把这个意见反映给丁先生,建议把释义改为“长辈男子和男女晚辈的合称”。丁先生表示同意。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丁先生让我坐下,递给我一张卡片和一支笔,说:“就在这里写下来。”我坐在丁先生对面,按照《现汉》的释义格式,把这个词条写完,交给丁先生。他看后打了一个表示通过的对钩,我才离开。
一心扑在《现汉》上的孙德宣先生
我到词典室的时候,孙德宣先生已经67岁,任词典室副主任。第一次见面,他问我祖籍何地和读书、工作经历,态度和蔼可亲。
1980年年中,《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开始编写。这也是我正式编写词典条目的开始。这项工作是孙先生负责的。初稿完成后,成立六人组成的看稿组,我出乎意料地成为看稿组成员。说出乎意料,是因为我来词典室时间太短了,自己认为一直是在学习,现在要来修改别人的条目,实在力不胜任。孙先生把我吸收进看稿组,足见他对我的信任。看稿组完成审稿任务后,《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的定稿工作全部落在年逾七旬的孙先生一人身上,现在想起来都叫人心疼。1989年4月,《现代汉语词典补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110余万字。
孙德宣先生晚年生病期间,我常去家里或医院看他,每次谈话都不离《现汉》。2002年的一天,我最后一次到协和医院去看孙先生,他已经很虚弱,仍在跟我谈词典释义问题。他说,“白马王子”只注“指少女倾慕的理想的青年男子”是不够的,应该注明它来源于欧洲童话故事。根据他的意见,《现汉》第6版改为“德国童话《灰姑娘》中骑着白马的英俊王子,借指少女倾慕的理想的青年男子”。因为类似的人物在多篇欧洲童话中都有出现(除《灰姑娘》外,还见于《白雪公主》《睡美人》等),《现汉》第7版又修改为“欧洲童话故事中骑着白马的英俊王子,借指少女倾慕的理想的青年男子”。
2002年孙德宣先生逝世,享年91岁。
《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修订重排本(即第2版)出版后,到1993年启动第3版修订之前,将近10年的时间里,全室性工作有三项:一是刘庆隆先生牵头编《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二是孙德宣先生牵头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三是90年代上马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主编单耀海,副主编闵家骥、韩敬体)。与此同时,以自愿结合的形式组成小组,编写几部语文词典。单耀海、李国炎、莫衡、吴崇康四位编写《新编汉语词典》(湖南出版社),吴昌恒、陆卓元、韩敬体、吕天琛、陆尊梧、李志江、李玉英七位编写《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闵家骥和我编写《中学语文词典》(北京教育出版社)。在《现汉》的编写和修订中,我们大都是参加者,多少有些依赖性。现在要我们参与一本词典的总体设计,资料收集,条目编写,对每个人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和闵老师编《中学语文词典》时,为了适合中学语文教学使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我们先后到北京四中和北大附中两所市重点中学以及西城区教育学院与老师们座谈,了解师生对词典的要求。我们还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的老师座谈,了解中学语文教材编写情况。我们收集了当时各地使用的中学语文教材,勾乙制作了大量资料卡片。(这些卡片后来都归入词典室的百万张卡片资料库。)在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耗时4年,完成了200余万字的撰稿任务。这本词典的突出特色是非常切合中学生语文学习的需要。拿收词来说,它没有收许多中学生不会去查检的词语(如“棉”下的“棉布、棉被、棉衣、棉袄、棉裤、棉毛衫”等等),节约出篇幅增加中学语文教学需要的内容。中学语文教材中有相当数量的文言文,文言词语要适当收入。如“拾(shè)级”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现汉》没有收,我们要收(《现汉》第3版收录)。有些新词我们也先于《现汉》收录,如“人际、团伙、侃大山”等。还有同义词辨析和单字(语素)组词都设了专栏,这些都紧密结合中学语文教学,很受师生的欢迎。
1987年《中学语文词典》完稿,还有时间,闵老师建议再编一本方言词典,我也赞成。当时综合性的方言词典还没有编出来,分地区的方言词典也只有很少几种。小型的综合性的方言词典确实需要。我们依据的资料,主要是词典室的资料卡片。这百万余张资料,主要来源于现代流行的文艺作品和通俗读物,因此资料中的方言成分恰恰能体现“常用”二字。大约用了两年多时间,百余万字的《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完稿,1991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规模不大的方言词典很受读者欢迎,几年内多次重印。闵家骥老师没有看到《汉语方言常用词词典》的出版,于1990年去世,年仅58岁。
来自陕北的农民读者
《现代汉语词典》与读者有着广泛的联系,既服务于读者,又不断从读者中获取意见,提高自己。读者来信,有的寄到语言所词典室,有的寄到商务印书馆,每年都有几百封。处理读者来信是词典室一项重要工作。有时分配专人去做,有时由编辑轮流去做。咨询问题的信给以回复,反映意见和建议的信及时回信,并把意见记录在案,供修订时参考。也有许多读者登门反映意见。
2004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接待了一位陕西农民读者。这位四十多岁的农民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就为的是给《现汉》提两条意见。这位读者来自陕西横山,那是当年刘志丹领导农民闹革命的地方,偏僻而又贫穷。他坐了整整一天长途汽车来到北京。他提的第一条意见是“国徽”释义中的一段话:“我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这位农民非常认真地说:国徽周围是麦穗,不是谷穗。他说,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他专门到了县政府看了那里悬挂的国徽。我跟他解释说,这段文字来自我国宪法,我们一个字都不能动。又解释说,麦也属于谷类作物,所以把麦穗叙述为谷穗也是可以的。第二条意见比较严重,他说《现汉》把“奥林匹克”写成“奥林区克”了。说着把随身带的一本《现汉》翻到那一页递给我,“奥林区克”赫然在目!这一下我反倒平静了。我不假思索地说,你的词典是盗版书!我翻开桌上的《现汉》指给他看,他满脸惊愕。我让他把盗版书留下,送给他一本新的《现代汉语词典》。我给了他返程的路费,并让一位年轻同志陪他游览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这位农民读者的意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这位普通农民,从千里之遥的陕北专程来到北京给《现汉》提意见,这件事本身深深触动了我们,使我们更加意识到肩上责任的沉重。
1993年,《现代汉语词典》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又荣获国家图书奖,两个奖项共获奖金1.7万元。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算少的钱。这笔钱怎么使用?是用来支持科研工作,还是用来补助词典编写人员?主持《现汉》修订工作的单耀海先生提出:这两笔奖金全部捐赠希望工程。这个倡议得到全室同志的一致赞同。
8月31号上午,词典室9位同志和所党委书记李利乘面包车从北京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的奔波抵达涞源。9月1号,在跃子沟小学的狭小操场上举行了捐赠仪式。21名不同年龄的小学生每个人都领到了《新华字典》和崭新的文具,喜悦之情流露在红扑扑的小脸上。单耀海先生给孩子们讲话,刚称呼一声“孩子们”,眼泪就夺眶而出,语塞良久才继续讲下去。此情此景,永远留在词典室同志的记忆中。
中国辞书学会现在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全国性学术组织。语言所词典室是它的重要发起单位。
20世纪80年代末,辞书编纂者、出版者和研究者开始酝酿成立辞书学会。把大家联系起来的纽带是《辞书研究》杂志。80年代末,先后在武汉、上海举行了两届辞书学学术研讨会,与会的辞书界同人一致认为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中国辞书学会,促进辞书学界的学术交流。1991年11月,第三届辞书学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主办单位是四川辞书出版社。参会人员有上海辞书出版社徐祖友、杨蓉蓉,商务印书馆李达仁,四川辞书出版社左大成、诸定耕,福建人民出版社林玉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黄建华,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林,湖北大学汪耀楠,香港城市大学郑定欧,社科院语言所韩敬体、晁继周等。这次会议除学术研讨外,把筹备成立中国辞书学会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会议建议由汪耀楠、韩敬体和我会后落实筹备成立学会的具体事宜。
从1992年初起,我们三人开始启动学会的筹备工作,包括:联系各地辞书学界同人,征询意见;起草有关文件;到民政部办理申请手续。上海是辞书重镇,我和韩敬体在1992年春天专程到上海,跟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巢峰、徐庆凯、鲍克怡等领导磋商成立辞书学会的事,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回京后,开始做成立学会的具体准备。由于北京暂时没有合适的单位挂靠,决定临时以汪耀楠所在的湖北大学为挂靠单位。汪耀楠、韩敬体负责起草学会章程,与全国有影响的辞书编纂、出版单位协商学会领导机构的组成人选。我和韩敬体到民政部社团司办理申报手续。在整个筹备活动中,出力最多的是韩敬体。汪耀楠为筹备学会成立多次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两地。我自己时任语言所副所长,“利用职权”调动人力和车辆。一切准备就绪,1992年金秋十月,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胜利饭店隆重举行。学会首届会长和第一副会长由德高望重的曹先擢和巢峰担任。汪耀楠任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敬体任副秘书长。我进入常务理事会。成立大会后,汪耀楠先生给我写信,为我未能进入学会领导机构惋惜。我引毛主席的诗句作答:“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不久,语文词典、外语词典、专科词典等专业委员会相继成立,语言所词典室是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词典室主任单耀海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协助他工作。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换届后,我接任主任,至2009年卸任。
我们做的这些事,都离不开词典室这个优秀的团队。吕叔湘先生说,一个好的工作集体,要有家庭气氛,但不要有家长作风。词典室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团结友爱亲如一家的集体。哪位同事生了病,会有人去看望。哪位同事遇到了什么困难会有人去关心。闵家骥先生两次手术,长时间住院,不断有同事去看望。病危时守候在身边的,除家属外,还有室里的同志。丁声树先生去世后,每年清明节,单耀海、韩敬体和我都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这又是一个不计名利、无私奉献的集体。《现汉》第5版出版前赶任务时,全室同志齐聚1555室,“面壁”而坐,遇到问题提出来讨论,集思广益,唯真理是从。夜晚加班,双休日加班,科研大楼不开电梯,大家就爬楼梯,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有一句怨言。编写和维修《现汉》,确保《现汉》的精品地位,需要这样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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