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实录丨“口述史与社会记忆”工作坊
在1964年至1980年的整整16年间，当时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工业生产的布局，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超过2052.68亿元的巨资，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超过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包括贵州在内的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谱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建设历史上的一段峥嵘岁月。
值此“三线建设”启动55周年之际，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已于2019年7月启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之（贵州）“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为更好地推动口述史研究的发展，由贵阳孔学堂与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口述史与社会记忆”工作坊于7月20日在孔学堂召开。工作坊中，来自南京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广州大学等院校的6位学者对口述史研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讲演与跨学科的研讨。
讲演安排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周海燕教授以“作为社会行动的口述记忆”为题，探讨了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从何种维度上确认其理论价值的问题。通过回应目前主流学术界对于口述史研究的质疑与批评，例如“口述记忆是否值得信任？”、“口述记忆作为档案的补充还是作为对档案的一种反动？”、“当口述记忆中存在大量主观的情感和评判，它还是一种史料吗？”、“口述记忆的建构受到社会框架的极大影响，它是不是一种后见之明？”、“关于访问者的介入对事实挖掘和呈现的影响，我们是尽可能通过训练去客观呈现，还是更坦率地面对它？”、“微观个体的经验对社会究竟有什么价值？”，周海燕教授认为应该从史料维度、建构维度和行动维度三个维度去确认口述史的理论价值。
周海燕教授讲演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朱义明博士以“口述史的理论定位与思考”为题，认为口述史理论问题之所以成为学界的一个难点，主要在于其理论建构的复杂性，根源又在于三个维度的对立，即宏观与微观的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历史与现在的对立。为厘清口述史的理论定位，朱义明博士从口述史的研究共性来寻求理论的突破点，即研究时空、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价值，据此形成了对口述史基本属性的认知，也就是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学性。历史性的核心关注在于史实，其研究的重点是时间点与时间轴；社会性的核心关注在于群体（人），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时间轴及轴线的社会切面；文学性的核心关注在于共情（个体），其基础与重点在于时代共情、真相好奇与鲜活故事。以这三个基本属性作为整个理论架构的支点，进行理论的定位与推导。
朱义明博士讲演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胡洁博士以“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为题，探讨了口述史与田野访谈之间的分野。首先，口述史与田野访谈的学科起源不一样，口述史来源于历史学，而田野访谈源起于人类学。第二，对不同的研究议题，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存在差异，口述史的方法更适用于做与历史相关的社会议题的研究，而田野访谈则更侧重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最后，口述史和田野访谈的关注点不一样，田野访谈偏重于对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即更多的是对共时态的关照，而口述史关注个体的生命历程，更偏重于对个体历时态的梳理。
胡洁博士讲演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谢治菊教授以“劳动中的身体政治与参与意识——1950-1970年代工人口述访谈反思”为题，利用2019年1月在洛阳矿山机械厂和第一拖拉机厂访谈的1950-1970年代的工人口述史素材，借鉴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规训工人的理论与方法，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工人劳动中的身体、权力、地位与参与意识进行了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
谢治菊教授讲演
教育部长江学者、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以“生命历程与社会记忆”为题，从概念的分析、口述史中的记忆建构、生命历程与重要时点（建构的机理）三个部分出发，认为口述史是集体记忆的主要表征形式，它的社会实在性可以追溯到涂尔干的“集体表象”概念，这一类表象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传承性和突生性。虽然口述史是一种个体叙事，但叙事的机理是由社会建构的，不仅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体叙事成分的重要与否、前后顺序、意义内涵，而且什么能说、什么可以肯定、什么必须遗忘也是由社会结构及权力关系决定的，它说明了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
周晓虹教授讲演
贵州民族大学原副校长吴晓萍教授以“时空隧道的回音——海外苗族口述史调查”为题，向与会众人介绍了1999-2008年期间对美国苗族移民的社会适应调查的经历，并总结出了美国苗族社会适应的几个特点：首先是美国苗族移民的西迁具有国境和城乡的双跨越特征，即美国的苗族移民从老挝的大山里迁徙到现代化的美国，既是一种国境的跨越，同时也是一种城乡跨越。这种文化差异远远大于一般的跨国移民和国内的城乡移民感受到的文化差异；其次，美国苗族移民的家庭、社会团体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发生了层次不同的变化，表现在多种家庭婚姻形式并存、 老人和村寨领导、部队官员权力的弱化甚至消失，但血缘和地缘关系得以一定程度的延伸；最后是美国苗族移民传统民间信仰和仪式既出现某些方面的复兴，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危机。
吴晓萍教授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