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会议传递重磅信号，这回创新科技型企业稳了
新眸产业组作品
作者｜桑明强提起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必在其中占据重要一席。
据央视报道，5月17日，全国政协在京举办了“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29位委员、专家在会上发言，140多位委员通过委员履职平台发表意见，其中，作为3个受邀创新科技型企业之一，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等大型民营科技企业负责人也受邀参会。
值得一提的是，李彦宏是上午场第二位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而网易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CEO丁磊线上参会，排在下午场第六位发言。该消息立即引起市场广泛关注，相关业内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在对科技互联网企业持续整顿，和疫情反复、经济承压背景下，释放的重磅利好信号，表明官方对创新型科技互联网企业的支持态度并未改变，且希望这些科技企业带动数字经济发展。”
从议程上看，这次会议主要针对了各方面的数字经济议题，包括“加快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营造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环境，推动数字经济进入新时代”、“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等。
与此同时，官方也释放了市场密切关注的互联网监管等方面政策信号。“企业家是最重要的创新主体，要支持平台经济、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研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具体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统筹制定规划，健全法律法规，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着眼于人、着力于人，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受此利好消息影响，百度等科技互联网企业股价美股大幅上涨，其中，百度上涨幅度超5%。
要知道，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几乎重创了所有大型科技公司的估值，此次全国政协举办数字经济专题协商会，无疑是一次“定调”，目的也很明确：1、肯定了互联网科技企业的价值，恢复行业活力；2、提振了国内外市场信心，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确定性增强。
相对来说，数字经济是一个听着很熟悉，但也是一个容易被大众误解的词。
过去20多年，数字经济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在互联网圈，导致大家在讨论数字经济时，总会不自觉地把它和互联网经济挂钩。但事实上，数字经济不单单只局限于互联网经济，而是一个较为复杂、综合的产业结构，过去，人们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的定义接受程度较高。
该倡议认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虽然这个倡议阐明了数字经济的三大支柱，但对于大众来说，仍比较模糊、宽泛且不易理解。
直到2021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才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真正界定了数字经济的基本范围，也为数字经济核算提供了一个标准。
具体来说，国家统计局把数字经济分成了五大类，前4类属于数字产业化，是狭义上的数字经济，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及数字要素驱动业，第5类属于产业数字化，主要指为数字化效率提升的产业，但因为这部分不太好估算，所以把5类加起来就是广义上的数字经济。
严格意义上，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经济活动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数字经济这一专有名词真正出现是在21 世纪初，我国数字经济起初也是从消费互联网开始，依靠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数字技术的创新，在产业互联网生根发芽，也催生出不少新业态，比如百度自动驾驶Robotaxi、智能云以及工业互联网方面的探索等。根据公开数据，国内数字经济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22.6万亿元提升至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比GDP从30.3%上升至38.6%，增长速度大约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预计未来几年的数字经济规模将持续保持增长。
图：2015-2020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及其占GDP比重（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数字经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官方的说法，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大数据、智能算法、算力平台三大要素为基础的一种新兴经济形态，随着国内数字经济总量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过去几年，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驱动力的角色，但近两年增长有所放缓，其自身发展需要找到新动能。”在李彦宏看来，加快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在前沿科技领域营造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环境，将是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
事实也的确如此。去年9月，中国信通院曾发布过一份《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国中，数字经济体量最大的是美国，其2020年数字经济的规模是13.6万亿美元，中国排名第二，数字经济规模是5.4万亿美元，德、日、英分列三到五位。但从占比上看，德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例是最高的，为66.7%，美国居于第二，为66%，第三是英国，为65%，与这几个国家相比，中国的数字经济比重则要低得多，仅有38.6%。
按照我们的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稍逊于美国我们能理解，但为什么还会逊于欧洲一些国家呢？究其原因，就要回到之前我们提到的数字经济的定义上，按照现在学界比较著名的Bukht和Heeks的分类方法，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核心层（主要指传统的IT/ICT产业，包括软硬件制造、电信等）、狭义上的数字经济以及广义上的经济，从性质根本上来分析，第一层无疑是最关键的，它可以被看作是二、三层的基础，相比之下，二、三层会过于依赖规模，比如电子商务，主要依靠数字技术撬开需求端。
从规模上来说，欧洲是不如我们的，所以他们只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数字经济核心层建设上，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欧洲网购、支付不如国内便利，但在工业、农业数字化程度方面，我们整体还是要逊于欧洲一些国家的。
这种角逐也体现在自动驾驶的角逐上，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沉淀，和国外相比，其实国内自动驾驶技术和产业发展并不落后，出现了以百度Apollo为首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玩家，在车路协同领域也走在国际前沿，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欧美，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场景落地层面和法律法规完善上，节奏上还是要慢于欧美。
正如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人工智能专家邓志东所述，“在自动驾驶的下半场，商业化运营十分关键。期待我们的政策规划与部署，不仅要能够跟得上美欧自动驾驶快速发展的步伐，而且还要能更加有利于尽早实现全无人车上路和自动驾驶产业的商业化落地，小步快跑，以点带面实现政策支持层面上的突破，同时又能够使相应的安全风险可控、可预期。”
比数字经济本身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数字经济，以及明确路径。
过去这些年，不少企业都在这上面走过弯路、吃过亏。单拿去年来说，对于中国数字经济而言，是无比煎熬且漫长的一年，在一系列反垄断和规制的组合拳下，过去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数字巨头”都收敛了笑容，在规模经济的拥趸下，不少企业已经在“低投入高增长”的温室下待出惯性。殊不知，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一个由虚向实、数实融合的长期过程。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各国也在竞相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出台鼓励政策。而这次专题协商会，很有可能就是国内数字经济未来走向的一个拐点。
有一个共识是，数字经济的“规矩”需要多维度树立，因为数字经济涉及面广，创新度高、政策性强，有些方面还是“无人区”，所以需要综合统筹、协同推进。关于这点，李彦宏表示，“我们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加快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得益于中国的体制机制优势，我们在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领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基础设施物理网络，但是过去的建设智能化水平不高，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无人车，它是全球汽车产业竞争新高地，但从产业实践来看，我国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融合发展仍面临很多政策障碍。”
但换个角度考虑，数字经济模式尚不成熟、技术标准架构尚在探索、产业链价值链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也为我们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对于各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新机遇，数字经济的参与程度还可以继续往“深”走。
但这也意味着，数字经济建设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我们既要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底层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性，也要推动形成和扩大数字“朋友圈”，在国际数字经济标准规则制定方面提升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同时，发出数字经济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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