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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丨郑茂平丨论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歌曲的情感体验方式
总导语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百年奋斗历程。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刊将陆续刊发系列文章，多角度全方位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经验、百年成就、百年创举，激励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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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茂平
郑茂平 ，1968年生，四川人。 西南大学教授，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心理学博士，音乐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声乐表演理论与实践硕士生导师。首届教育部中小学美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第七批＂特色专业＂负责人，全国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负责人。重庆市学校艺术教育协会理事长，重庆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全国艺术硕士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
长期致力于音乐教育心理、音乐表演心理、音乐审美心理、声乐表演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出版《声乐语音学》、《音乐审美的心理时间》、《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审美心理学》《爱国主义音乐审美》等专著10部，其中《声乐语音学》重庆市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编《音乐教育学教程》、《音乐心理学教程》等其他教材与著作20余部，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心理科学》等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课题“音乐审美心理研究”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6项，指导学生多人在各级各类专业音乐比赛中获得奖项若干。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走过了风风雨雨、灿烂辉煌的历程。在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进程中,“红色歌曲”有着鼓舞斗志、启迪思想、交流情感、纯洁队伍的价值和功能。红色歌曲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又是怎样达成了这样的功能呢? 从音乐艺术的形态本质“情感表现”层面来看, 红色歌曲表现的情感对象是一种群体意义上的普遍性情感,红色歌曲表现的情感内涵是一种涵盖社会道德本质和人性价值取向的精神性情感,红色歌曲表现的情感风格是一种生存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这种情感形态丰富而情感内涵深刻的音乐作品,每一个个体在通过各种音乐手段呈现它们的音乐音响形态时,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每一个个体不管在哪一种场合感受它们充满象征意味的音乐音响韵味时,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 感便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化其价值取向。因此,要深入理解红色歌曲的情感体验,首先就应关注红色歌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情感倾向,这是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心理基础。从音乐艺术的审美本质“情感体验过程”来看,红色歌曲情感体验采用了“生存需求—集体认同—精神需求—价值认同—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心理方式。
中国红色歌曲诞生于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活动之中,是中国近代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语境下的文化艺术产物。中国红色歌曲的产生具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因素,而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对红色歌曲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影响,为红色歌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首先,红色歌曲产生于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之中,产生于人民群众追求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过程之中。其次,20世纪初外国音乐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表现方式,也催生了学堂乐歌等新音乐形式的出现,这在音乐形式上也是中国红色歌曲产生的必要条件,外来音乐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红色歌曲的形式依托。在种种因素中,最为核心的因素也即中国红色歌曲产生的决定性条件,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中国红色歌曲革命主题才得到广泛传播并取得巨大影响。 中国红色歌曲发展历程按其情感特征,大致可分三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展现中国革命精神的情感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展现奋斗拼搏精神的情感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展现团 结奉献精神的情感阶段。(一)简单的音乐形式在“亲民”中展现革命性情感(1921—1949)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红色歌曲的情感主题表现多以展现革命精神为主。在音乐形式上,这一阶段红色歌曲具有曲式结构简单、歌词直白、曲调激昂、节奏激进、传唱性强等特点。外国音乐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发展格局,也加速了红色歌曲的孕育,特别是学堂乐歌的出现为红色歌曲的孕育提供了养分。在这一阶段,学堂乐歌作品主要表现的是爱国精神和追求民主的思想。五四运动之后,红色歌曲初露萌芽,随着人民群众爱国意识的觉醒而出现了一批作品,其中“亲民”的情感倾向越来越明显。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红色歌曲的主题大多围绕工农革命的情感特质展开,表现内容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以前红色歌曲的创作者多为工农群众或参与工农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亲民”意识。受时代因素和创作者专业性的影响, 此时的红色歌曲多采用学堂乐歌“依曲填词”的创作方式,音乐形式较为简单直观,没有相对复杂 的音乐语言。1921年的《五一纪念歌》和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之歌》,表现了工农群众反对压迫的革命斗争精神。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形成了红 色歌曲的一个发展高潮,主要表现在作品数量的迅速增长和表现内容的多样性上,红色歌曲的发展已由萌芽阶段进入成长期。1931年进入抗战阶段,抗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红 色歌曲表现新的主题与内容。从1931年到1945年的14年抗战,红色歌曲的表现内容多围绕抗日救亡主题展开,左翼音乐家的音乐创作对红色歌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聂耳、吕骥、 冼星海等左翼音乐家与其他党外音乐家的创作中,红色歌曲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有明显提升,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新编“九一八”小调》《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码头工人》《中 华民族不会亡》《抗敌歌》《旗正飘飘》《上前线》等。从1945年到1949年,红色歌曲的表现内容由 展现人民悲惨生活、团结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抗日精神,向争取解放胜利的民主战斗精神转变。在这一时期,红色歌曲的“亲民”情感倾向始终没有改变,主要作品有《咱们工人有力 量》《解放区的天》《军爱民民拥军》等。红色歌曲由孕育到萌芽再到成熟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从总体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多数红色歌曲以宣扬革命精神为主,昂扬的曲调、激进的节奏和作品中乐观积极的情绪极大地起到了鼓舞士气、引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作用。(二)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在“奋斗”中展现拼搏性情感(1949—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歌曲的主题逐渐向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彰显艰苦奋斗精神转变和拓展,出现了歌唱新中国、歌唱美好新生活的带有浓厚民族音乐元素的红色歌曲,如《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新疆好》等。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和价值认同,以及在这种意识和价值认同下共同建设新生活的奋斗拼搏精神与情感,具有特定审美趣味的民族音乐元素在红色歌曲中自然而然地得到彰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色歌曲在民族音乐元素使用的基础上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出现了《洞庭鱼米乡》《红星照我去战斗》《打起手鼓唱起歌》等少量具有民族音乐元素的作品;也出现了《踏着铁人脚步走》《我为祖国献石油》等反映我国人民团结一心克服经济困难奋力拼搏精神的作品,传递了建设祖国的正面力量;还出现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歌颂雷锋精神的红色歌曲,反映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这些红色歌曲所表达的“奋斗”“拼搏”性情感,能够给予群众正确的思想指引,可以帮助人民群众正确认知党的革命历史,进行革命历史教育,也可以帮助人民 群众体会到当前生活的来之不易,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意识。
这一阶段的红色歌曲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性情感记忆,展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思想需求和情感需求。这一阶段红色歌曲的主题选择了从“人民大众 的主体意识和情感”向“奋斗”“拼搏”情感内容的转换。(三)多元的音乐样态在“团结”中展现奉献性情感(1978—)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时代形势为红色歌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音乐形式上,红色歌曲的曲式结构和音乐语言的使用不再有较多限制,特别是在红色歌曲的研究视角和丰富性层面出现了“多元化”现象,使红色歌曲的形态呈现出表演、教育、研究等多维一体的样态。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优秀红色歌曲作品,红色歌曲的表现精神有了新的内涵。《为了谁》反映了中国人 民团结一心共同抗击灾害的精神。《龙的传人》《我的中国心》《当兵的人》《我是一个兵》等红色歌曲反映了新形势下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一时期的红色歌曲还具有流行音乐元素,特别是在《我的中国心》等表现新时期爱国精神的红色歌曲作品中,可以发现流行音乐元素已逐渐融入红色歌曲的音乐语言中,这也是红色歌曲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在音乐形式方面所衍化出的新的艺术特征。另外,红色歌曲的教育性、功能需求和时代性也主要体现在主题内容的呈现上。如果说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歌曲的主题表现和传播目的带有政治宣传教育色彩,而在改革开放 以来,红色歌曲的艺术性、教育性和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帮助群众树立社会责任感、爱国精神和民族归属感,彰显团结统一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树立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目标诉求,这在红色歌曲中也有体现。红色歌曲在“团结”“奉献”的情感主题下,其研究态势呈现出三种发展趋向:一是关于红色歌曲的 “传承与发展”,二是关于红色歌曲的“教育价值”,三是关于红色歌曲的“需求功能”。 第一,中国红色歌曲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下红色歌曲理论研究中占比较大、成果数量较多的研究视角,反映的是学界对红色歌曲传播和继承发展问题的关注。红色歌曲在不同历史阶段能够反映不同的社会需求,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中也需要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结合新的传播媒介实现革新发展。红色歌曲是传播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艺术文化形式,弘扬的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社会正向能量,对于红色歌曲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实现传播媒介的转换与内容创新, 是让红色歌曲在新时代环境下形成良好发展态势的方式。在当下红色歌曲的理论研究中,有学者针对红色歌曲的传承发展问题,提出了结合互联网数字化传播方式和创新红色歌曲的策略。邢晓萌、雷晓雯指出,现阶段我国红色歌曲的传播方式主要为乐谱、影视、数字化网络传播;与 邢晓萌、雷晓雯观点相左,梁威认为红色歌曲在当前新时代环境下的传播模式是旧歌新编、作为影视歌曲、作为书籍著作。在对于红色歌曲传承策略的讨论上,韩霄认为,新时代红歌的发展需紧扣主题科学发展,要关注时代与时俱进,还要发展中国特色,可与电影配合深入走进市场化;邓昭明认为,红歌新唱有利于传播红色文化,这就需要红歌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此外,潘勋指出,红歌正在面临听众群体流失、市场认知度低的发展困境;而蒙静、高军艳等人也提到,红歌的发展传唱正面临挑战,原因在于红歌的内容老旧,新曲艺项目的涌现挤压的红歌 的发展空间以及线下的红歌传唱没有有效的传唱氛围。在红色歌曲传承与发展问题的理论 研究中,还有部分学者围绕某一地区的红色歌曲,针对特定地区红色歌曲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应 的发展策略或保护建议,如刘会娟以茶陵县为例、汪法萍以信阳红色歌曲为研究对象等,这些理论成果虽围绕某一特定地区因而与上述成果相比论域较小,但也同样对红色歌曲的传承现状和发展态势进行了探究,是红色歌曲传承与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中国红色歌曲结合“教育价值”的理论探讨,是当前红色歌曲理论研究中占比最大、成果数量最为丰富的研究视角。众多学者认为红色歌曲应进入到学校教育中为思政教育和音乐教育服务,实际上也是对红色歌曲新时代传播方式的探讨。针对红色歌曲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功能作用和教学实现问题,赵丽认为,红色歌曲在小学音乐课堂上能够发挥推进道德品质教育、 传播经典文化的作用;蒋生喜从音乐教学方式出发,提出红色歌曲融入小学音乐课堂的策略, 即通过多媒体手段和流行音乐元素来实现;与蒋生喜的切入角度相同,毛带梅认为,红色歌曲 在小学音乐课堂中可作为导入环节引导曲目,也可出现在欣赏环节和演唱环节中为学生所欣赏或演唱;朱晓燕认为,红色歌曲在初中音乐教学中具有振奋精神、培养正确审美情趣、抵御不良思想侵蚀的作用。针对红色歌曲在高校教育中的功能作用和教学实现问题,研究者主要围 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展开探究,刘文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为红歌创作提供了遵循,新时代红色 歌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创新课程载体、活动载体和网络载体;魏翔宇指出,据调查统 计,现下大学生对于红色歌曲的认知不多,红色歌曲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格品质,激发创作精 神,红色歌曲的大学生群体传唱可从新媒体推广、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和鼓励大学生红色歌曲创新 等方面入手;胡自爱指出,红色歌曲蕴含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这也是红色歌曲能在高校思政教 育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将红色歌曲融入高校教育需要立足于学生需求,可从校园文化建设和 公共艺术教育入手;王翔宇以高等职业院校教育为论域,探讨了红色歌曲在高职思政教育中 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红色歌曲结合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中,将红色歌曲置于中小学教 育论域的理论成果,大多探究的是红色歌曲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作用;将红色歌曲置于高等院校教育论域的理论成果,主要研究的是红色歌曲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红色歌曲之所以能够在不同阶段学校教育中发挥作用,原因在于红色歌曲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音乐形式,与音乐教育与思政教育存在关联,能够在学校音乐教育及思政教育中发挥作用。 第三,中国红色歌曲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主题和情感,对红色歌曲的“功能价值”进行探究,实际上就是要回顾历史,了解红色歌曲的产生缘由和传唱目的。红色歌曲具有时代价值和教育功能,这在当下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认同。针对红色歌曲的功能价值问题,王丽指出,红色歌曲在当前时代环境下具有政治德育价值和经济价 值,它能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理想目标,提高民族自尊心;周耘指出,红歌是崇高信仰的薪火 相承也是红色年代的独特仪式音乐;王改立、王志英指出,红歌的当代经济价值体现在对红色产业的开发上。吴勇、易俊、金珊、聂勇等也从历史角度或当下时代环境出发,对红色歌曲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进行了分析。
从上述理论成果可以看出,红色歌曲具有时代价值、教育功能,表现在红色歌曲所具有的先进主题思想上,也表现在红色歌曲在传播过程中能够进行革命历史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宣传革命思想、引领群众参与革命运动的宣传教育功能等方面上。红色歌曲在当下社会环境中是一代人特殊的历史记忆,在新时代环境下又对红色文化产业的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红色歌曲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出的特殊的音乐产物,从它的产生背景和表现内容来看,红色歌曲的出现主要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情感色彩具有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或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即带有政治宣传教育的色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红色歌曲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积极作用。红色歌曲的性质决定了在当下会发展出新的主题内涵和时代价值,而这些也体现了红色歌曲与时俱进的发展特质。
红色歌曲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来的情感倾向是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内在基础,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对象化”则是红色歌曲情感信息内涵揭示的关键。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对象化主要表现为情感状态上的“道德性情感”体验、情感主体上的“社会性情感”体验以及情感语境上的“民族性情感”体验。红色歌曲的道德性情感主要表现为一种动力性情感,红色歌曲的社会性情感主要表现为一种“大我”性质的情感,红色歌曲的民族性情感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所推崇的特质性 情感“忧患意识”。这些情感体验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认同”(如图1)。
(一)红色歌曲“道德性情感”体验:情感形态的对象化
红色歌曲的道德性情感体验主要通过红色歌曲所具有的典型音乐形态中的“道德性”来实现,通过“道德性”对音乐体验者“本我”“自我”的管理与改造,逐步上升到“超我”所具有的社会道德层面和人性层面,最终从音乐体验者的情感、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红色歌曲中的“道德性”主要表现为对道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的强调。这种道德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主要通过音乐艺术形态从人性“善恶”的心理路径和集体认同的心理意识上,促进与完善人性 “善恶”的目的、过程和结果。这种完善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社会公理”的构建,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人性自我发展的“社会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歌曲“道德性情感”体验的主要内核就是社会公理和社会秩序的体验。这种情感体验的目的是为了音乐体验者人性的自我发展,以及在人性自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集体认同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强调体验者对各种“私利”的 理性克制,强调体验者对社会运行合理性与和谐性的追求,强调体验者应如何超越“自我”达到对人类平等、民主、法制等社会道德原则的实现。也正是因为在人的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红色歌曲才发挥了它强大的美育功能。
红色歌曲的“道德性情感”体验与“大我”“超我”的道德性要求密切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主要通过“大我”与“道德性”音乐需求体现出来。那么,是否就意味着红色歌曲的“道德性情感”体验过程中作为“大我”的音乐需求千篇一律或完全一致呢? “大我”的“道德性情感”本质是通过音乐体验者个体不同的表现方式予以传达,即不同的“自我表现”是“大我”“道德性情感”体验的基础, 只不过这里“自我”对“道德性情感”的体验是通过其“特定的音乐文化语境”来表达的,并且这种 特定的音乐文化语境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本质和个体文化的独特本质的结合。从红色歌曲道德性 情感存在的文化语境层面看,个体的“自我表现”使“大我”的“道德性”具有独特的文化基础及多种表达方式,从而使红色歌曲的“道德性情感”表现呈现出多形态、多层次、多角度的态势。从红色歌曲“道德性情感”存在的形态看,个体在对“道德性情感”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表现”上,为“大我”的“道德性情感”存在增加了“动力性”,这种“动力性”就是“集体心理认同”下的“人性”体现, 因为“道德性”的存在总是以社会集体的规则和秩序的维护为前提。
正因为如此,红色歌曲的“情感形态”集中体现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道德性情感”,以及这种“道德性情感”在“集体认同”基础上对音乐体验者个体行为倾向的规范与引导,从而使音乐 体验者形成符合特定社会群体规则和音乐审美判断的情感体验方式。
(二)红色歌曲“社会性情感”体验:情感主体的对象化 红色歌曲的情感体验不仅体现为“集体认同”基础上的“道德性情感”,还体现为“道德性情感”所依托的“社会性情感”指向的“对象”。这种“社会性情感”的对象主体就是“大我”。“大我” 常常与国家、民族、社会相联系,是个体所属社会法则、道德约束以及文化历史传承等因素的综合表达。个体的情感体验必须适应道德规范和社会要求成为“大我”,方能产生集体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情感”是红色歌曲的核心与灵魂所在。一首红色歌曲的情感形态如果缺乏情感表现主体自身的命运与民族、人类命运的血肉相连,缺乏将情感表现主体的价值追求与民族、 人类生存发展水乳交融,缺乏情感表现主体心忧天下、博大胸襟和九死不悔的使命感,它最终将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可见,红色歌曲所具有的“社会性情感”集中体现为“大我”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但这种社会属性并不排斥“小我”的个体生命属性。相反,“小我”是“大我”实现的载体。片面地强调红色歌曲中的“大我”将形成空洞苍白的口号式表达;另一方面,单纯一味地看重红色歌曲中的“小我”将会导致个体情感的“病态宣泄”,从而失去红色歌曲的本质特征———“道德性”与 “社会性”。所以,孤立的“大我”或纯粹的“小我”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既有“大我”精神内核又有 “小我”情怀抒发的红色歌曲才可能成为优秀作品。红色歌曲就是以“大我”为灵魂,以“小我”为载体,将“大我”情操通过丰富多样的“小我”表达,所形成的有血有肉的艺术作品,红色歌曲因此而拥有感染人心、催人奋进的力量。从红色歌曲的情感对象“大我”的社会性及其存在的过程和形态看,红色歌曲中“大我”与“小我”是浑然一体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状态。没有一首优秀的、经典的红色歌曲能够抛开音乐体验者的个体情感来展现“大我”,也没有一首具有丰富情感代表性的红色歌曲可以完全脱离开社会、文化的浸染而进行纯粹“小我”的表达,只有兼具 “大我”意境与“小我”情怀的红色歌曲才有可能成为被时代所认可的优秀作品。(三)红色歌曲“民族性情感”体验:情感特质的对象化 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集体认同”效应,除了表现在“社会性情感”和“道德性情感”方面之外, 还表现为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情感特质———“尚悲”心理倾向。这种“尚悲”的心理倾向,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农业文明进程中的集体无意识,即面对自然的强大而被动适应的心理状态下,对人类自我生存和自我命运的潜意识“悲伤抑郁”的内心表达。这种被动的“尚悲”心理 逐步延伸到“生活教化”的信条中,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表现为“哭音”。汉族传统音乐自古就重视 20“哭音”,在民歌中有“哭嫁歌”“哭丧歌”,在戏曲中有“苦音腔”等,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哭”的表现力上能与中国相媲美。除了以人声为主的“哭音”表现外,在器乐作品中“哭 音”也运用得十分广泛,如二胡曲《江河水》对哭腔的模拟和如泣如诉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为劳苦大众谋幸福,为身受压迫和剥削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谋解放,面对困苦的社会现实和困难重重的国家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种传统民族情感中的“尚悲”心理倾向进行了 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为对民族、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也是 红色歌曲情感体验和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集中体现为作品情感表现主体的使命担当和为民请命情怀,成为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内涵之一。 红色歌曲从中国传统文化“尚悲”特质情感中演化而来的“忧患意识”,之所以能够激发体验者的美感体验,心理学家们一直在探索“以悲为美”的心理机制,并尝试建构相关理论模型。如 “解离理论”认为,音乐诱发的悲伤体验与个体美感判断发生解离,有助于产生积极的动机和行为倾向。“中和理论”认为,伴随着受个体心境和效价偏好影响的审美判断的增强,在审美语境下通过情绪感染唤起的负性情绪体验被“中和”了,最终唤起聆听者的积极情绪体验。“距离-拥抱模 型”认为,负性情绪不仅仅是特殊艺术形式的特殊许可证,更是艺术的重要源泉。其基本原理是负性情绪的解离,使得艺术接受者积极地接受负面情绪的体验,从而使艺术接受变得更强烈、更有趣、更感人、更深刻,有时甚至更美丽。“乐享转换理论”认为,乐享转换的假设性解释是基于乐享维度,通过聆听悲伤音乐,实现从消极乐享状态到积极乐享状态的戏剧性转变,主要表现在生物学层次上的荷尔蒙舒适反应、心理-社会层次上的情绪调节以及在文化层次上被感动或表达意义的概念生成。人们“乐享”悲伤音乐,不仅仅是为了模拟悲伤,更是悲伤的辅助性表达。在乐享悲伤音乐的过程中,由于更加积极的情绪的伴随,就会使得消极情绪的表达、行为或体验转向核 心情感中的积极效价,最初的悲伤经历转变为积极的情绪体验,聆听者的整体体验变得令人愉 悦,最终获得生理奖赏,产生激励效应。乐享转换理论不仅重视悲伤音乐之美与个体愉悦之感的独立性,更强调它们的交互作用,人们乐享悲伤音乐的原因主要源于其奖赏效应和激励作用。(一)红色歌曲“兼爱之心”情感体验:团队情感的价值化
从人性存在的普遍意义和“恒常性”看,人性社会性的表现方式主要是团队存在。团队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团队所有成员是否具有“兼爱之心”。团队成员“兼爱之心”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价值体现过程,是团队成员对团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团队成员在对情感的认同度上可以不惜牺牲 和付出自我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小我利益”甚至生命存在。从情感认知的意义上说,团队认同感和归属感可以变成团队成员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使团队成员在潜意识里甚至“不经意”之间成为这个团队的“英雄”和“榜样”,自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从情感价值体验的意义上看,“英雄和榜样经常看来是普通的,实质上是伟大的!”对某一团队来说,“兼爱之心”是团队所固有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与生俱来”的。从团队情感存在的本质上看,这种“兼爱之心”是对团队 所属事物的推崇和认同。团队成员中有了这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兼爱之心”,团队就在矛盾解决 中趋于和谐与稳定。红色歌曲所表达的团队情感正是通过特定内容与风格的音乐艺术形态,以 艺术的方式教育人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家乡、热爱社会、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从而在人性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充分展现人性的社会属性。
“团队情感”是人所特有的,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并带有社会历史属性的情感。也就是说,团队情感本身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心理学研究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人的心理需要而产生的,是人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表现为“情绪”“情感”“团队情感”三种状态,其中的情绪变化常常受到情感的制约,因为它反映的是生理需要和机 体活动,而团队情感跟社会需要和社会认知相联系,更具理性色彩。团队情感是团队成员沟通的 媒介,是团队成员理性发展的动力。红色歌曲中所表现的团队情感天生带有一定的社会性,由于 它本身富含深刻社会化内涵和丰富社会属性的团队情感,它就内在地包含着特定社会秩序和社 会规范理性特质,更具有价值认同属性。
(二)红色歌曲“精神需求”情感体验:理念情感的价值化 从音乐艺术内涵构建和结构形成的角度看,红色歌曲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不是纯粹理性 的艺术化说教形态,在这种艺术形态中凝结着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凝结着丰富多彩的情感形态,以及在这种情感形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思想理念。这种具有内在理念而以形象生动的事件或现象外显出来的情感形态,是生活在特定文化领域和历史阶段人们的一种必然的精神需求。正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五类, 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在自我实现需求之后,还有自我超越需求,但通常不作为马斯 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必要的层次,大多数会将自我超越合并至自我实现需求当中)。五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级,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属于低一级需要,即人最基本的需求,这些需要通过外部条件 就可以满足。爱和归属感、尊重、自我实现需求属于高一级需要,就是人的精神需求。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动力性”潜能是实现人的本性的重要因素。在人类需求层次 跃迁过程中,总有一种内在价值和潜能在起作用。对于红色歌曲来说,这种内在的价值就是红色 歌曲所具有的思想理念,动力性潜能就是红色歌曲的情感形态。红色歌曲中的思想理念立足于 社会、集体和团队的价值判断,能够超越于个人欲望或利害关系而独立存在,并上升为一种具有 “集体认同”的社会意识和社会理念。可见,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价值判断理性的结果和升华,而促 使价值判断向价值观念转化的动力就是人的具有“潜能”特质的“情感动力”。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所列五个层次中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主要潜能就是情感动力。因此, 人的精神需求中“情感形态”的需求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它在人的内在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中起到“动力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红色歌曲的情感形态既包括对社会和集体的归属感,也包括对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等情感因素的认同所产生的精神动力和自我实现过程中所产生的成就 感,以及在这种社会性的归属感、精神动力、成就感中所蕴含的一种理性化的理想和信念。(三)红色歌曲“民族利益”情感体验:组织情感的价值化
红色歌曲“民族利益”的情感体验,既体现出红色歌曲所描绘人物主体的社会性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人物主体对特定组织情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价值取向和认同感、归属感,影响着人物主体和情感体验主体的态度和行为。人的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即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价值是标志客体与主体生存、发展、完善之间肯定性关系的哲学范畴,具体指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价值取向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它既泛指一切 与主体具有利害关联性的价值客体,又泛指主体所需求、期望的效应,它既包括物质性又包括精神性,既包括现实性又包括理想性。价值取向指主体期待、攫取或选择、追求的倾向,一定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其价值观的凝结或集中表现。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主体的功利取向、认知取向、道德 取向、审美取向、政治取向等,也表现为对真理价值、认知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政治价值等之间关系的处理,还表现为对局部价值与整体价值、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世俗性价值与超越性价值之间关系的权衡。从心理层面来说,价值取向即主体认知、情感、趣味、动机、意志等心理倾向。它既是主体的内在立场,又是主体的行为倾向。因此,红色歌曲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利益” 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物主体和体验主体价值取向的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时代或不同阶层群体对“民族利益”的价值取向有所区别。历史发展表明,当民族矛盾激化并 取代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这个民族内部各阶级阶层就会出现某些一致反映民族共 同利益的要求,如维护全民族的生存权利、继承和捍卫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族侵略等。
为了实现红色歌曲精神内涵所要表现的“民族利益”,红色歌曲的情感形态常常选用“拼搏” 和“奉献”这样的主题来描绘和反映人物主体所具有的情感内涵。“拼搏”主题表达了红色歌曲所描绘的人物主体为了“民族利益”所呈现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度,也反映人物主体为了“民族利益”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行为方式,具有强大的动力性和明确的方向性。红色歌曲音乐形态的选 择和音乐风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这种“动力性”和“方向性”,其中“动力性”体现出红色 歌曲情感的内部张力,“方向性”体现出红色歌曲情感的属性。“奉献”主题表达了红色歌曲所描 绘的人物主体为了“民族利益”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认同,也反映人物主体为了“民族利 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和心理倾向,具有强大的榜样作用和明确的道德导向性。红色歌曲音乐意 义的选择和音乐情感内涵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这种“榜样作用”和“导向性”,其中“榜样作 用”体现出红色歌曲情感诱发的心理效应,“导向性”体现出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道德认同。总 之,红色歌曲中的“拼搏”“奉献”主题,集中从情感内涵和情感形态上反映了音乐人物主体和音乐 体验主体对“组织情感”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
(一)红色歌曲“情感表象”体验:生活经历的身份认同
红色歌曲情感体验的心理路径首先表现为“情感表象”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涉及体验者和红色歌曲人物主体所表现角色之间的心理关系。从心理认同的角度看,这种关系主要体现 为二者之间的“角色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是一种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心理联结”,红色歌曲人物主体所表现的角色和体验者在生存目标、价值观、信念等方面应该具有一致性心理体验。从情感产生的社会性心理过程来看,这种一致性心理体验与二者存在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因为只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经历,情感的产生才可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内涵。这种相同或相似 的情感内涵才能在红色歌曲的情感体验中形成具有一致性的“情感表象”。表象是基于知觉在头 脑内形成的感性形象,它是事物不在面前时人们在头脑中出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艺术源于生活,红色歌曲作为一种包含丰富表象的艺术作品,其人物主体所表达的角色形象是人物角色在生活经历中各种相关的人物、事物、事件、情景、场面等经过艺术化加工形成的记忆表象,主要包括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是人物角色曾经在生活经历中呈现且由感官感知过 的事物的形象。体验者的生活经历中也应该有相同或相似形象,才能在内心感受和体验到这种听觉表象或视觉表象。冼星海正是因为对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有着可闻可见的切身生活经历, 才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伟大作品。
在红色歌曲情感表象形成的过程中,有一种情感表象是随着时间的延伸逐渐演化而成的。这种演化过程有时是情感表象在不知不觉中生成的,有时是在教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心理学研究认为,情感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由于在情感产生的过程中时间维度占更大比重,因而我们说情感发生在时间中,情感是在时间的运动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爱就是这种情感表象的一种,在爱的情感表象上,有与生物性需要相联系的爱的表象,如与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物性需要相联系的表象,比如家园、老屋、团圆饭、故乡的山路等,这是 人的自然属性在情感中的一种形象化反映。也有与基本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爱的表象,它虽然是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发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它的发生受到教育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少,是带有一定先天性特点的社会性需要表象,比如母爱的表象、亲情之爱的表象、友情之爱的表象等。这类爱的表象比前一类爱的表象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随着人类社会化进程的发展,这类爱的表象在个体情感生活中占有愈加重要的地位,作为一个成熟个体,爱更多是与交往、尊重相联系的。还有一种与高级社会需要相联系的爱的表象,它是在人类社会环境中发生、发展起来的,主要受到教育行为的影响,是后天学习得到的关于社会性需要的表象,是人类在基本社会性需要基础上进一 步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所特有的,人类的高级情感表象便与这类需要相联系,如道德感表象,它是关于他人或自己行为、思想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行为准则而产生的情感表象,是与对他人和自己道德要求需要相联系的一种表象。例如对自己祖国爱的表象———《长江之歌》,对人民爱的表象———《父老乡亲》,对自己民族尊严感和自豪感的表象———《我就是黄河泰山》等,这是一种超越 了生理性需求和基本社会性需求的爱的表象。
(二)红色歌曲“情感意象”体验:审美取向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红色歌曲中“情感表象”的心理体验是“写实”的艺术化体现,那么,红色歌曲中“情感意象”的心理体验就是一种“写意”的艺术化体现。这种艺术化的情感表达是体验者和人物角色在审美取向上的身份认同。音乐是情感的艺术,音乐的物质材料———声音在时间中运动这一特性蕴涵着音乐之象不是表现外物的形状,而是表现其意象。红色歌曲与其他音乐形态一样,都是通过情感来塑造艺术形象。只不过这种情感形象的呈现形态更具有社会属性,它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多是在作品中传达 一种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之情。这类作品在音乐中所塑造的形象,多是形外之意的意象。以 《黄河钢琴协奏曲》为例,黄河已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已高度凝结成一种有生命、有情感的“民族 24之魂”的象征,传递出作者对民族的大爱之情,这是形外之意的意象。歌剧《江姐》中《红梅赞》以红梅不畏严寒、百折不挠、越是恶劣环境就越是傲雪生长的形象,比喻江姐百折不挠的高贵品质和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在“三九严寒”“千里冰霜”的恶劣环境下,依然“一片丹心向阳开”,表现出江姐乐观的革命斗志和对祖国光明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梅花精神由此得以升华。可见,红色歌曲中情感意象的形成,一方面运用了“以形写意”的手法,将事物的外形与人物角色的情感和思想联系起来,采用“象征”“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塑造出具有内涵“意蕴”和“意义”且具有鲜活艺术气质的情感意象。另一方面红色歌曲中情感意象的形成,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恬淡”“清雅”的审美理念,使红色歌曲的情感意象具有“高洁”“雅致”的审美风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特别是庄子以及受庄子影响的禅宗,更注重个体精神的自足,体悟妙道,与天地合一,通过外形 描摹抒发内在的逸兴雅趣,体悟作为本体存在的宇宙生机,表达妙道、天趣、神、气韵等。在红色歌曲情感意象体验的过程中,“山水”“家园”等意象已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简单显现,而是凝聚着丰 富内涵的情感意象,暗含着具有特定社会性的身份认同,体现出审美取向的角色意识。中国音乐 历来崇尚“含蓄”的表达方式,“情感意象”就是为了避免情感的直接、生硬的表达而形成的表象和 意象之间的“意蕴”联系,具有形态、气质、风格、语境等方面的“同形异构”关系。(三)红色歌曲“情感想象”体验:生存空间的身份认同
红色歌曲情感体验中“情感想象”的体验,是一种以“生存空间”的身份认同为特征的心理体验,这里的“生存空间”主要包括个体、情境与社会三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来界定,它们是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的关系对象,通过联系和互动对彼此产生影响和取得身份认同效应。个体通过对情境的感知和对社会的认知而形成一套评价体系,衡量自身与社会的融合程度,同时在一定的可超越现实的“情感想象空间”范围之内构建自我的情境意识和情感内涵,当个体的情境意识集合成为群体意识并能够切合时代发展趋势时,便会出现具有相互牵涉关系的实践共同体付诸实际行动。
有序的情境和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具有调节和疏导作用,能够化解冲突或矛盾状态,保证三者关系平衡。红色歌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社会现象,是在人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共享的感受———“情境”。在这种情境之中,诸多个体以 及具有共同属性的结合体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从而形成全新的理念和行为模式。个体、情境 与社会构成了红色歌曲人物主体的“生存空间”。红色歌曲的体验者也要具备和这种“生存空间” 相类似、相适应的“情感空间”,才能在这两种空间中形成一种“情感想象空间”,由此情感体验才能完成。总之,这种情感体验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是体验者通过分析和综合记忆中的表象材料而创作出的新的形象。其首要任务是创造出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然后对此进行综合和分析,进一步想象和凝结于特定的“意象”。作曲家在创造新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时,不但有现实生活中视觉和听觉及其他表象在起作用,还有从周围生活中摄取到的听觉表象和视觉表象。体验者一方面竭力在想象过程中将视觉、听觉及其他表象抽象到精神和意蕴的高度形成“意象”, 另一方面又将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听觉、视觉表象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当想 象在这两者间找到共同点时,也就意味着新的“情感想象”的形成。
对于红色歌曲来说,“情感想象”是一种在想象基础上的“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心理过程。“情感想象”的内涵和社会情感、特定的民族艺术语言以及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意象性倾向密切相关。它是一种“类型化情感—社会属性—对象性—身份认同”的心理过程。正是因为这一心理过程具有“个人”“情景”“社会”等多种因素参与的心理过程,因此它是一个“感知—思维—记忆— 想象”相互联结的多感官过程。这种心理过程具有内外一致性。它是一种“心领神会”“神与物 游”“情景交融”“意象共生”的“多通道整合”的心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