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 被生产与消费异化的现代人
编者按：
弗洛姆在1941年创立逃避自由的学说时，就使用了“异化(alienation)”这一概念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为何要逃避自由。他的一个基本解释是，自由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越来越疏远和对立，使人成了孤立的个体，使人失去了安全感，因而人们要逃避这种自由。他所说的这种疏远和对立就是异化。弗洛姆的异化概念来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他说，黑格尔和马克思已为理解异化问题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的概念，有助于我们分析现代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弗洛姆还直接使用异化概念来讨论问题。他说，人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创造了机器、工厂、高楼大厦，但这些人用双手创造出来的东西却从人那里异化出去了。人不能真正控制他所创造的东西，反而成了这些东西的工具。人所创造的成果反过来成了人的主宰者，成了人的上帝( 陈学明译, 1987, pp.159-161)。
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它主宰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对商品顶礼膜拜。所谓“异化劳动”，是指在异化的社会里，劳动这种人自身的本质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人而在人之外，并成为与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
具体表现在：一、作为劳动工具的机器，本来是人创造的、被人使用的，结果机器反而支配人，人成了机器的附庸甚至奴隶。人要按照机器的要求来操作。
二、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劳动产品不为劳动者所有，而为资本家占有并以此加强自己从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
三、因而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对立的。首先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其次是资本家之间、甚至劳动者之间也相互竞争、相互敌视。
四、劳动成为一种异己的活动，劳动不是劳动者的自我活动。劳动成了苦役，下了班才“解放”了。资本家不劳而获，也丧失了人的本质，劳动对于他也是一种异己的活动。
弗洛姆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异化的社会现实及其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了异化社会里的社会心理现象。
生产过程的异化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熟于19世纪。这种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一、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追求利润。资本主义的生产动机不在于社会的利益，也不在于提高劳动生产水平，仅仅在于投资所得的利润。生产的目的是物不是人。二、竞争机制支配着一切经济活动，也渗透到所有社会生活中。人活着就不得不为在竞争中取得成功而奋斗。三、归根到底是市场规律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对资本家而言，他必须不断增加投资以提高利润，必须战胜竞争对手，否则就会破产。对工人而言，他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否则就会挨饿。
市场机制也决定了分配方式，工人不得不接受劳动力市场所规定的工资额。以往阶级社会的分配决策是由暴力来实施的，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则由市场实行自我调节，暴力退到背后。资本主义制度使“个人的收入与他的工作量或贡献完全脱离。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欧阳谦译, 1988, p.88)。“对于那些付出劳动和作出贡献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与付出的劳动之间没有合理地联系起来。一个中学教师的收入只相当于一个医生收入的几分之一，尽管他的社会职能是同样重要的，他付出的劳动也不比医生少。矿工的报酬也只是矿山经理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尽管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他的工作危险而又艰苦。” (Fromm, 1955/1965, p.86)。
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特征就是，个人的贡献与社会给予他的承认(经济报酬)之间不相称。在一个比较贫困的社会里，这种不相称会导致更大的贫富悬殊，其程度超过了我们的道德标准所能容忍的限度。重要的还不在于这种不相称所产生的物质后果，而在于他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和心理上的后果。
这种后果就是，过低估价劳动，轻视人的努力和技能。既然一个人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那么他的劳动积极性必定受到压制。另一方面，既然一个人的收入可以与其劳动量不相吻合，那就意味着他的财富所得取决于市场机遇，而不取决于他本身是否努力和能力的大小，这样人们的投机乃至发不义之财的欲望就会膨胀起来。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取决于他的能力和努力，那么这个社会实际上是在鼓励投机取巧和弄虚作假。
但在弗洛姆看来，剥削、分配不公主要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到了20世纪，情况已大为改观，上个世纪的改革家们所提出的基本主张大多已变成现实。就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而言，对大众的经济剥削已经削弱，其程度在马克思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不再掉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越来越多地分享国民的财富。与此同时，工人的处境及其政治地位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工人主要通过工会组织而成了资方的“合伙人”。工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雇主的支配、解雇和侮辱。
但20世纪的西方社会仍然是异化的社会，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从19世纪到20世纪，最显著的变化是技术上的奇迹。机器的劳动逐渐取代了手工劳动，甚至机器的智慧逐渐代替了人的智慧。具有“智能”的自动控制机器使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人感觉不到自己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和支配者，反而觉得自己是亲手所造的机器人的奴隶。机器人越是能干，人越感到自己无能。
技术上的奇迹是与资本的集中相联系的。小公司在量和重要性方面下降，大公司的经济和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形成了垄断资本和垄断政权。它们支配着大众的生活。据1951年的资料，美国50%以上的就业人员为大公司所雇佣，而这些大公司只是美国公司数量的1% (欧阳谦译, 1988, p.104)。极少数人支配着物质财富，还操纵着大众及其观念。
在这些大企业中，经营权与所有权逐渐分离。1930年，144家公司中只有20家的股东在5,000以下，71家的股东则在2万与3万之间。1929年，在一些最大的铁路和公用事业公司中，任何一个股东所占的股份最多不超过2.74% (欧阳谦译, 1988, p.105)。公司的规模愈大，经营者股份占有的比例愈小。这就造成了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他要对付一些非人的庞然大物：庞大的竞争性企业、庞大的国内外市场、需要哄骗和操纵的大量消费者、庞大的社会组织和强有力的政府。所有这些庞然大物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它们支配着经理的活动。
弗洛姆认为，在现代化大企业中，经理也官僚主义化了。官僚与大众的关系是一种异化的关系。被管理的大众只是官僚眼里的客观物体，管理者对他们既无爱也无恨，不带任何人的感情。管理者必须把人当作数字和物来管理，否则他的管理行为无法实现，因为职工实在太多了，他只能根据统计图表来管理，而不能面对具体的人。这样，活生生的人在官僚的办公桌上和抽屉里都变成了一些图表或字母号码。
一个普通职工要到管理机构办事，他会深切地体验到自己的命运完全捏在别人手里，他感到无能为力，除了在管理者面前表现出对上帝一样的尊敬的表情。他还要有异乎寻常的耐心，恰到好处的举止，经心设计的言辞。
弗洛姆说，企业除了受经理的控制，更要受市场的控制。至于企业所有者(股东)则无法支配企业的活动。因为每个股东所占的股份很少，实际上企业无法让众多的股东都参与企业的活动，尽管从法律上讲股东可以支配他的企业，有权选举企业的管理人员。财产从所有者手里分离出去了，所有者既不能支配它，也对它不能负责任。
在现代大企业中，工作越来越单调机械。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你将按这种方式去干，你的胳膊在以Y为半径的范围内只能移动X寸，并且移动的时间只能是千分之几分。在生产线上，一个人做的事相对于整个生产过程而言简直微不足道。面对产品，他没有一种创造者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完成了一个规定好的简单的动作。
弗洛姆经常将现代生产线上工人的劳动与中世纪手工业者(如木匠)的劳动进行比较。生产椅子、桌子的木匠制造出整把的椅子或整张的桌子，即使他的学徒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还是控制着生产并且监视着整个生产过程。在西方历史上，尤其在13、14世纪，手工业劳动的创造性发展到一种顶峰。劳动能给人一种作为创造者的满足感。在手工劳动中，除了制造产品和关注创造性劳动的过程以外，劳动就不再有别的动机。每天的劳动内容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手艺人的思想中，劳动没有同劳动产品相分离。手艺人可以自由支配他的劳动，因而他能够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并发展他的能力和技巧。工匠的劳动和游戏不是分离的。
现代人从劳动过程本身不能获得一种作为创造者的满足感，劳动仅仅是获得金钱的手段，根本不是人的生命活动。相反，生命活动要服从提高利润的目的。如果心情愉快能提高劳动效率，公司就想办法让工人感到愉快。如果微笑能招徕更多的顾客，公司就要求雇员们微笑。在异化的劳动中，人的创造性、好奇心、独立思考能力都不能得到发展。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在着生产过程的异化，在消费过程中也普遍存在着异化。
人借助货币获得物品，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货币持有者所持的货币不一定就是他的劳动所得。除了劳动，人还可以通过继承、剥削、欺骗、运气和其他手段来获得货币。然而在消费时，货币被转化成为劳动的一种抽象形式，它可以被理直气壮地用来换取任何东西。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多生产和高消费。消费成为一种时尚。但消费不一定出于真正的需要，而主要是一种时髦的花钱方式。一个人即使没有艺术鉴赏力，也会去买名贵的油画。之所以买，只因为这幅画价钱高。即使没有欣赏音乐的情趣，也可以买一部最好的留声机。即使为了卖弄才使用图书馆，也可以买下一个图书馆……
现代人被那种买到更多、更好和更新的物品的可能性所迷惑。只要手头有钱，就去把它花掉，现代人总是不知疲倦地垂涎三尺地在这个充满商品的“天堂”里逛来逛去。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之所以去买一辆新车，并不是旧车性能不好或不好用，只因为旧车不新潮。
弗洛姆生动地描绘了发达国家人们的富裕生活。他说，对许多物品，人们根本没有使用的需要，去买回来仅仅是为了占有它们。人们沉溺于这种无价值的占有，从中得到满足。因为怕摔坏贵重的餐具和水晶玻璃花瓶，就干脆不用它们。买下一栋房子但不住或很少住，还给房子配上汽车和仆人，房子好比摆设在家里的老古董。这种从占有中获得满足的生活方式在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中较为常见。到20世纪，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他们从财富的占有本身获得满足。
弗洛姆在描述20世纪的时候，直接用“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我们去买一个面包吃，往往是因为它又白又新鲜，形状特殊，包装别致，并不关心味道和营养价值。因为广告照片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所以我们也喝上一瓶。实际上我们是在喝那幅照片，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在喝美国的习惯。这种消费本质上是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是一种与真实自我相异化的虚幻活动。当广告中充斥着“健康”肥皂、能治各种牙病的牙膏、苗条霜、壮阳药之类的东西，并且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时，这种情形就愈趋严重。
异化消费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买来东西的原理一无所知，只满足于知道如何拧旋钮。对买来的各种机械，我们如同原始人一样感到神秘莫测。除了在学校学过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术语之外，实际上不知道它们的工作原理。就是那些没有什么高深科学原理的东西也使我们感到神秘。我们不知道面包是怎么烤出来的，布是怎么织出来的，桌子是如何做成的，玻璃是如何制造的。就像在生产中一样，我们在消费中也没有对所有消费的具体对象有什么思考。我们生活在工业品的世界中，我们和这些物品的唯一联系就是如何使用或消费它们。
现代人似乎只对他买来的东西的新奇特征感兴趣，一旦出现更新的东西，就会喜新厌旧。每个人的梦想都是能买到最新推出的东西，买到市场上新近出现的最新式样的商品。相比之下，使用物品得到的真实享受却成为次要的。现代人如果描述他对天堂的看法，那个天堂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场，里面摆满了新玩意儿，而且他有足够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
现代人的消费方式刺激人的欲望永无止境地膨胀。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物品，寻求更多的消费。我们对消费如饥似渴。当人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和生活水平，要有更多更好的食品、艺术作品和书籍时，这样的消费需要就是合理的。
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欲望已经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本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消费只是达到目的、即达到幸福的手段。但现在消费变成了目的的本身。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购买成为一种强迫性行为，正如某种强迫症患者忍不住要整天洗手一样。因而我们愈来愈依赖那些可以满足我们的消费需求的人和机构。弗洛姆引用马克思的话说：“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从而使他陷入经济上的破产……随着对象的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p.132)。
弗洛姆认为，这种消费趋势除了经济上的浪费之外，还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的成果；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穷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贫穷的人，对这些穷人来说他所浪费的东西可能是最宝贵的。”(Fromm, 1955/1965, p.289)。
高消费是一种浪费，这种观点值得注意。而现代经济学似乎普遍认为消费是刺激生产的动力。弗洛姆的观点从宏观上讲是正确的。因为人类要无限延续下去，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对自然的贪婪索取和消费社会扔下的垃圾已经使自然遭到破坏并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从微观上讲似乎是正确的。就是说从发展经济本身而言，离不开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这两种观点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怎样控制不必要的消费(以消费为目的的消费)，同时又使经济得到发展，这是个难以解决的矛盾。
闲暇时间的娱乐也成为一种消费，一种异化的消费。人们“消费”球赛、电影、电视、报刊、书、自然景色和社会集会，就象消费买来的商品一样，只是想要尽可能多的享受和占有文化。实际上他不是在自由地享受“他的”闲暇，他对闲暇时间的消费就像他买的商品一样，是由工业决定的。娱乐也是一种工业，消费者被支使去买娱乐就像他被支使去买衣服鞋子一样。娱乐的价值取决于它在市场上流行与否，而不是从人的角度去衡量的。
这些娱乐活动并没有在内心引起什么真正的反响，没有对宇宙人生的创造性的感悟，没有什么审美的喜悦或崇高感。一个带着相机四处游玩的“旅行者”，只是忙于拍照，除了通过照相机镜头得到的印象，他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到。照相机代替他观光，他由“愉快”旅行得到的收获除了一本相集，什么体验、灵感也没有。要说有，也只是一连串消费活动的回忆：这个风景点我到过，正如那种牌子的饮料我喝过一样，两者对心理的影响没有什么区别。
自1889年以来，柯达相机促成了照相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使用我们的相机，只按快门就能拍照。”这一个广告标语具有象征性(正如我们天天可以听到的“操作简单到只需轻轻一按”这句广告词)：柯达相机率先给人们提供一种按钮式的感受力，你不用做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什么，一切都是调试好的；你所要做的只是按一下快门。这种拍照集中体现了异化的视知觉和纯粹消费的特征。
这种生活方式还导致现代人的好奇心的退化。儿童对世界充满好奇，这种好奇心起源于动物的探究反射。这种反射是指动物在环境中一出现新异刺激物，就本能地把感官朝向这种刺激物，以明确其是否带有威胁性或伤害性。所以又叫“是什么”反射。它是动物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这样看来，好奇心是人的一种本能或一种天性。同时好奇心也是人的智慧发展的一种内部动力。儿童自然会对家里的各种机器有很多疑问，这些问题家长往往回答不了。即使想回答孩子的问题，往往也说不清楚。孩子从一系列这种挫折中感受到，不必去了解这个世界，也无法了解，世界原是不可知的。我们只应满足于占有和使用。总之，“我们的经济体制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富裕的同时，已使人性变得枯竭贫乏。”(王泽应译, 1991, p.84)。财富在增加，人性却在退化。
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异化的。人与人之间是两个抽象物、两个活机器之间相互区别相互利用的关系。雇主利用雇工、售货员利用顾客。每个人都被看成是一件商品。他之所以总被别人友好相待，是因为在别人眼里，他即使现在用不上，将来也可能会用得上。在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中，找不到多少爱和恨，确切地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的友好，一种更虚伪的花言巧语，在这背后却是疏远、冷漠和许多难以察觉的不信任。
即使在两性关系中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性解放运动，其特点是不顾一切地尝试用相互的性满足来获得一点新鲜感，更换性伴侣就像更换消费品一样。当一切终归失望时，两性之间的性爱吸引力被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被一种友好的伴侣关系、一种小小的结合体所替代，为的是能使日常生活的战斗能坚持下去，为的是摆脱各自的孤独和寂寞。
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中世纪)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消失了。现代社会是由“原子”组成的，这些“微粒”彼此脱离，只是各自的利益和相互利用的需要才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利己主义原则支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就“你最担忧的是什么?”这一问题在美国公众的抽样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个人收入、健康等，而战争、政治问题以及有关所有人的一般社会问题则不是绝大多数人最担忧的。
异化还表现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之中。现代人觉得自己只是一种具有市场实用价值的物品，他的目标就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成功：能否高价出售自己，是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身躯、大脑和灵魂就是资本，活着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本拿去投资，使它们生利。人把自己变成了商品。劳动力市场支配着人的生活道路，也支配着人的爱好、能力、品德等一切心理特征。现代人感受不到自己是具有爱、思想、信念和怀疑精神的人，感受不到自己是人类力量的承担者，他与这些人的本性相异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统一的主体。
在社交和集会场合，每个人都急于会见高价的商品人，以便与之接触而达到获利的交换。他希望用现有的社会地位去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把自己旧有的朋友、习惯和感情全部换成新的，就像他用福特(Ford)轿车去换别克(Buick)轿车一样。
生活的全部就是为了获益而投资。如果一个人买了一块肥皂，他自然会想他付出的钱与这块肥皂的价值是否相等。这种态度还扩展到其他活动中。如果一个人去欣赏音乐或戏剧，他也要想这场演出值不值他付出的钱。一个青年男子晚上与女友幽会，或拜访几个朋友，他也会想这些事在时间上或金钱上值不值得。一个人每天早晨的散步被看成是有益身体健康的投资，而不是一种本来很愉快的活动。用数量的东西(金钱和时间)来衡量生命活动，也就是把生命活动看成物，把自我看成物。
在现代人的思想中常常出现“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由此产生生命是否“成功的”感受。弗洛姆认为这是荒谬的：“我们有快乐，也有不幸；我们达到了某些目的，但达不到另一些目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合理的天平能够表明生命是否值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也许生命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生命必然以死亡告终，我们的许多希望都无法实现，生命包含着痛苦和奋斗。从‘收支平衡’的观点看，要么不出生，要么在襁褓中死去似乎更有意义。不过谁又能说，爱的片刻欢愉，或者在一个明媚的清晨边散步边呼吸新鲜的空气，抵不上生命中所有的痛苦与奋斗呢? 生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赠礼，是一种挑战，他不能用任何别的东西来衡量。对于人生是否‘值得’一活的问题不可能有合理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Fromm, 1955/1965, p.136)。
现代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数量化和抽象化。现代的经济和管理活动如果不严格地数量化，就难以进行。必须把成千上万的人视为抽象的实体(数字或符号), 否则就不可能进行管理和决策。金钱是一切具体事物(物体和人)的抽象符号，一切事物都首先被一定数量的金钱来标志。这就忽略了事物特别是人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但在数字、图表和计算机程序中，人的这些属性被忽略了。
现代世界的抽象性甚至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只坐在屋里按一下按钮就可以使数万人丧生。在现代战争中，这种按电钮的杀人行为远不像直接杀人行为那样在人的心理上引起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按了一下电钮，这是他的职责，他和平时一样坐在办公室里，并没有拿武器去杀人，所以他没有什么良心的不安。
异化还表现为偶像崇拜。在专制国家中，偶像往往是权力、国家、种族；在民主国家中，偶像往往是金钱。人们对偶像顶礼膜拜，人创造的偶像反过来支配和统治了人。
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彻底异化的个人跪拜在偶像的祭坛下，这些偶像是国家、阶级、集体、领袖等等，个人在这些偶像面前感到无足轻重、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只有把自己依附于强大无比至高无上的偶像，才能得到力量。人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自身力量及其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而是觉得自己变成了依赖自身以外力量的无能之“物”，并把自己的生命意义投射到这种外在力量上。
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受到商品经济的制约。政治机器的运行实际上同商品市场的活动没有本质区别。各个政党如同庞大的商业机构，职业政客极力向公众推销他们的“货物”。他们使用的方法，与广告的宣传如出一辙。“他们可以用电视来吹捧一些政治人物，正如他们用电视来推销肥皂一样。”(欧阳谦译, 1988, p.187)。
可见，异化这个概念的含义在弗洛姆的著作中是很宽泛的，它泛指人与世界、人与自己的疏远和对立。特别是指现代人异化于自己，异化于同类，异化于自然。异化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无孔不入，它渗透到人与自己的劳动、消费品、国家、同胞以及自我的关系之中。人不再是自己的目的，变成了他人或自己的经济利益或政治野心的工具，变成了非人的庞大经济机器和官僚机器的工具。因此，有人认为可以用马尔库塞(H. Marcuse, 1898～1979)提出的“总体异化”这个概念来表征弗洛姆的异化理论 (欧力同、张伟, 1990, p.216-220)。
“总体异化论”和“逃避自由说”都是基于对现代人的存在状况或处境的考察，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只是所用的概念、讨论问题的角度及着重点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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