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纪念日｜女性写作者都到哪儿去了？
编者按：
今天是著名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纪念日。她声明，女性是被社会构建出来的，而不是先天的“二等公民”。我们曾经认为她是开天辟地的女性哲学家和作家。然而，沿着她“构建性别”的思路，女性主义思想一路发展到今天，我们却发现了更多曾经不为人知的女性写作者。
那么，女性写作者们，玛丽·雪莱和西蒙娜·薇依们，她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们从未被看见？
去年热度很高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以下简称《如何》）和《那些特别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女人们》（以下简称《那些》）更像是日常闲谈，有趣、尖刻甚至有点愤怒，正如《那些》扉页上的赠言所说——"献给每一个曾经被别人告知'太聪明不好’的人”——换句话说，女人。它们似乎不算真正的"理论专著"，但站在"女性经验"的角度，如果我们将现象、言论、情绪、感受等排除在外，恐怕也同样落入"这些女人关注的东西不重要”的陈词滥调了。
作为科幻小说家，乔安娜·拉斯（Joanna Russ）以一段幽默风趣的科幻小说开篇，通过一群名为"格罗托罗格”的外星生物评判艺术开启她的批评。拉斯总结了在一个"名义上”平等的社会中，特权群体是如何以诸种手段让女性的写作权利“有名无实”的。总体而言，可以划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
较为"明显"的打压方式主要有三种：剥夺女性的作者身份；诋毁作者的名誉；通过错误的归类遮蔽女性的成就。
首先，"剥夺女性的作者身份”又可以细分为直接把本属于女性的作品安到某个男性头上；声称作品"自己写自己"，女作家只是其中的"介质"；将女作者一分为二，写作的是她身体里"男人的"那一半；说女作家与普通女性不同，因为她拥有"男性头脑”"男性智慧""男性特质"；说女作家早就超越了"女人"身份，甚至"不是人"。
"诋毁作者的名誉”包括直接批评女作家有伤风化，道德败坏，不讨人喜欢，没人爱，歇斯底里等；或者间接地将与“性”有关的东西附加在女性事业的方方面面，把女作家的私生活或“花边新闻”放在首要位置，以此将关注点从作品上转移开。
"错误归类”则将历史真相"神秘化"，从而让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模糊不清，难以查找和梳理。拉斯用大量例证向我们展示了女性艺术家、科学家、作家甚至女原始人的创造活动是如何通过"错误归类"被隐形的，而这么做正是为了自然化这一认知——历史上没有过做出卓越成就的女性。
此外，还有更值得警惕的"隐性”打压方式：包括内容评判的标准问题；成就的个别化以及将作品或本人异常化。
“标准问题”指的是以男性经验为标准评判作品，女性经验要么有意无意地忽视掉，要么被认为是鸡毛蒜皮、无关紧要，不属于"人类的痛苦"这一深刻范畴。我尤其赞成拉斯在这章中的一段话：
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确实是"狭窄的"，但是如果以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阅历为标准，维多利亚时期男性的阅历同样也是狭窄的。
拉斯无意间附和了菲尔斯基“现代性的多样化主体”观点。以男性为标准评判女性，从弗洛伊德的时代至今仍无处不在；在这个体系里审视女性，于是女性就成了"残缺的”"弱的""受害的"。就连女性独特的孕育功能都成了"夏娃的惩罚”——我始终坚持，女性的身体绝不是某种"不幸"，它们与男性相比只有"不同"，没有"好坏"。而女性的经验，正如拉斯所言，即使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历史时期，也与男性的经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第二种"隐性"手段是将女作家的成就个别化，即给人一种印象，某位女作家虽然有幸被列入文学史，但只是因为"一部作品或几首诗"，其他作品要么买不到，要么无人提起，暗示她的水平其实很低。于是，这样的观念得到了强化：（1）女性的成功是偶然的；（2）女人"适合”写什么（爱情小说、爱情诗、给男人的情书），不能或不适合写什么（公共事务、政治、对男性的“独立见解”等）。
而将女作家异常化，则指的是"通过把作品异常化来贬低其质量，或通过把她这个人异常化来诋毁作为作家的她"。评论家有意将女性艺术家与妓女、痛苦的老姑娘、温顺的妻子或可悲的自杀者联系起来，让需要榜样力量的年轻女性无所适从。
最终就连拉斯本人都感到震惊：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女性作家和作品竟如此之多，“比我们任何人知道的都要多”，但女人还是被认为"不会写作"。我想，如果我们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梳理历史，一定能重新"发现"大量湮没于系统中的其他女性（各行各业中的女性佼佼者）。正如拉斯所言，"因为宇宙没有中心”。可我们该如何打破现有的这个"僵死的内核"？拉斯呼吁读者："你来完成吧。"
《那些》与《如何》一样风趣，不过它更接近著名女性的传记和言论集，充满了"八卦"和对各种议题的尖锐观点，包括：
值得注意的是，迪安选择这些女性并不完全是因为她们都被人评价为“锐利”。她自己也承认，她们的背景很相似，彼此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韦斯特“就像是一个英国版的帕克”，被弗吉尼亚·伍尔夫评论为“品位不佳”，而她也对此反唇相讥；阿伦特和麦卡锡是相识相知30年的亲密朋友；阿伦特给桑塔格的小说处女作《恩主》写下了很高的评价，桑塔格则因为崇拜阿伦特而成了麦卡锡的"竞争对手”；凯尔和迪迪翁都来自加州，同样拥有"獴一样敏锐的本能"。虽然对对方的作品颇为不屑，“但还是保持友好”；迪迪翁与埃夫龙是朋友；赫尔曼与麦卡锡有几个共同的朋友，尽管她们"互相厌恶"；阿德勒狠狠抨击了凯尔最得意的影评集……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姐妹之间的争论”基本发生在某一特定群体的内部，是结构性排外的——事实上，书中所选的女性大部分都与迪安本人一样，是白人、犹太裔、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作为例外的黑人作家赫斯顿只与韦斯特分享了一章的篇幅（而韦斯特在前面还单独占有一章）。这正是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潮批判和对抗的：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内部，非白人、非中产阶级或非英语使用者的群体也是被边缘化的。迪安也承认，一个人“只能用你获得的声音说话……永远要受制于其他人形成的水流和漩涡……不管你有多么希望能够逆转整个河流”。
但正如拉斯所言，打破这种结构性的压迫，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为什么不从自己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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