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之后，不大可能有人读本文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最近，耶鲁哲学教授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因为在推特上的发言而引起众多人的奚落和嘲笑：“人们就像‘他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别发牢骚了。如果200年之后，人们继续读我的哲学著作，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凄惨的失败者和可怜虫。我绝不希望仅仅成为常青藤大学的又一个教授，著作只是在活着的时候才有人看。”斯坦利很快删除了这个推特帖子，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话再也抹不掉了。人们之所以觉得他的声明很好玩是因为他们的确自以为很了不起，但不可避免的是，由此形成了一种元话语：毕竟，有这样的野心有什么错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渴望创造一些能够流传百年甚至千年的传世名作吗？难道我们不想长生不老吗？想到我们在活着时构建的思想将随着我们死亡而消失而深感忧虑，这是很自然的。（虽然其持续存在的形式也同样让人担忧；在其诗歌“后代”中，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想象了自己被令人恼火的缺乏热情的未来传记作家总结为“啊，你知道这事，来自大一新生破旧不堪的心理学教科书里的东西”）没有人想死。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很重要，我们希望自己做的事对他人来说也很重要。我们渴望自己的牺牲具有超验性意义的价值，自己的痛苦有目的，自己的成就是永恒的。众多人生道路---尤其是思想和艺术品---如大诗人贺拉斯所说，就是在建造一座“比青铜更持久的纪念碑”。它们是精心算计的赌博，投身于困难丛生、障碍重重的道路的人生将在我们死后继续存在，无论它对于生存体验者来说是多么得不偿失。不过，我们现在还能有机会阅读贺拉斯的诗歌，这本身就说明了命运的任性和反复无常，正如他的诗歌美德靠不住一样。有些手稿经在文明崩溃之后而幸存下来，有些则没有；这些幸存下来的作品和消失的作品似乎不大可能恰好与其美德相对应。我们有贺拉斯的诗歌，女诗人萨福（Sappho）的诗歌却大都消失了。我们拥有贺拉斯，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大部分作品却遗失了。我们拥有贺拉斯，但我们并没有亚里士多德全集。为什么有些文本幸存下来，而有些没有？这可能是历史记录问题，未必是作品好坏问题。的确不错，流传下来的最终一定是伟大作品，但同样大的因素可能是与好运有关。在人生的某个时间点，我们逐渐认识到自己存在于特定的环境之中。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能在专业领域做出微小但有用的贡献，这个专属领域你可能根本没法向他人解释清楚。如果你为文学期刊写小说，且在那个生态环境中生存，你可能并不真正存在于该领域之外的人中。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生活就成为那个环境的部分背景。我们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就被埋入地下墓穴。如果有孩子的话，他们可能记得我们，他们的孩子记得我们的机会就更少了，孙子的孩子对你的记忆就更少了，或许只知道我们是家族谱系计划的一部分。在我看来，斯坦利是个认为他已经耗尽自身背景的人。（究竟耗尽没有，我不知道）他从学界著作跨越进入大众写作领域，这带给他的有奖励也有失望。虽然有些奇怪但真实的情况是，学界写作和公共写作尽管有种种相似性，很可能相互瞧不起对方。你想两个领域通吃，虽然有可能，但这也意味着你得承受被人评判的处境。这不应该是坐在摇椅里的心理分析：我的意思不过是斯坦利的野心注定要落空。如果你想成为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任何数量的意愿都无法让你如愿以偿。你还需要别的东西。让不想成为“常青藤大学的又一个教授”的愿望变成悲喜交加的宣言的是，常青藤大学这样的机构并不是制造或容纳康德或维特根斯坦的地方，更不是柏拉图的藏身之地，正如爱荷华作家工作坊（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不是培养托尔斯泰之地一样。他们是在制造幸存者---写作匠人之类。你能够一路打拼登上本领域的最高峰，结果发现你不过是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而已，这是你一直受训所做之事。无论如何，总有人取得成功，但这个体制并不是专门为这些人设计的。
我总是喜欢这个观点，即创造伟大艺术的人是受到灵感启发的结果。用实际一点儿的术语，他们其实无话可说：他们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存在，现在作品自己来表现自己。这种观念既与伟大作品的创造者需要训练和艰苦努力的观念相吻合，同时也与艺术家都是白痴的观点相吻合。但是，我认为即使这个作品是思想性的而不是艺术性的，这个观点也有一定道理：当一切进展良好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自己在做事。有些东西不过是从你身上穿过去而已，你的工作只是确保不挡道而已。我认为另外一种表达这种立场的方式是，卓越的作品要求骄傲和谦逊的混合体。一方面，你要对你的潜能感到骄傲，一方面要对你的作品感到谦逊。骄傲说的是你能够和愿意让愿望成真；谦逊说的是作品伟大与否往往不仅与作品本身卓越有关。作品伟大与否，更不要说能否流传后世，这实际上并不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不得不屈服于真理，屈服于真实，屈服于穿身而过的弯曲和纠结。与斯坦利的最初宣言相比，这样的言论同样有些沾沾自喜或者大可嘲讽一番---但我认为，这的确很实在。我想创造某些真正的作品，希望它经过我的手而永垂不朽。同样真实的是我的最好作品符合这种描述，但我认为，我的任何作品都不大可能在我死后还能流传，甚至在等不到我死的时候就已经被人遗忘了。无论是流行作品还是学术论文，非虚构著作基本上都是真实事物的寄生物，而真实事物是艺术。艺术在默默无闻和永生不灭的问题之中挣扎；艺术经受超验性视野的验证，随笔性的小文无论多么聪明，在诞生之后很快就消亡了；煌煌巨著则在诞生之前就已经消亡。请不要误会，我指的是两首诗歌，或者想的是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或者散文家玛丽莲·鲁滨逊（Marilynne Robinson）的《基列》(Gilead）等小说来或者任何别的作品，我们通过这些作品的框架思考这个问题，本来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结果很容易向外蔓延进入别人的生活或进入其他的未来状态。我们植树、生孩子、写书、画画、制作雕塑、作曲，我们希望所有这些作品的生命都不是转瞬即逝的。常青藤大学这样的机构并不是制造或容纳康德或维特根斯坦的地方，更不是柏拉图的藏身之地，正如爱荷华作家工作坊（the Iowa Writers’ Workshop）不是培养托尔斯泰之地一样。很多学术研究并不会长久存在。但因此，它们就不值得做了？我并不这样认为。打理花园、修理房屋和修复艺术品都是很有价值之事。没有哪个工作能独自永恒。它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有人在维持其存在。这里，伟大再次要求谦逊：他人的谦逊。思考的任务仍然有价值，即便你的思考最后证明并无多大用途。阅读任务、欣赏任务、阐释任务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使第二年又出了新文章或新书取代了你。如果我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这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样做是我们度过人生的最好方式。有个故事这样讲述我的一位老师：他问班上大部分来自企业界的同学，人们建造纪念碑到底是为了什么？有学生回答说：纪念伟大行动。老师回答说，真的吗？你读过纪念碑上的文字吗？新回答是：没有，我们还没有读，但它们见证了人的精神。老师说，好吧。但是，万一有一天太阳爆炸了，我们都死掉了。纪念碑还有什么用？我喜欢这个故事，常常讲给班上同学听，因为在我看来它有些凄凉但令人开心，它在以自己的方式阐述虚荣的徒劳。人类作品对于人类参照系之外并无任何意义。没有一部作品能承受太阳爆炸和所有人死去，因为到那时，一切都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意义”这个词本身已不复存在。参照系的部分内容是死亡和临时性。纪念碑问题的答案不错，但鸽子会在你的纪念碑上面拉屎，小孩会在上面玩耍，天会在上面淋雨，所有这些都不会考虑你是谁或做了什么。你是活着的人的生活背景，现在轮到他们上场了。
难道我们不想长生不老吗？是的，当然。我认为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将没有未来，这对个人来说不是安慰。当然得有人为后代腾出位置，但必须是我吗？当然，设想人生是个循环很可爱，但我为何不能置身生命循环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否定的答案从来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以某种方式幸存下来的古代文献，我们希望自己的著作也能流传后世。我们知道在寻找智慧时不存在这个问题暂缓执行，因为整本传道书都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没有再保证，没有终极审判。可能存在来生，可能再造一个世界，其中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但也完全可能，这样的地方不再需要艺术或哲学，虽然我觉得很难想象肉体存在的天堂能够没有舞蹈。对我们来说，就在此地，只有工作和生活，为生活留出空间，不对吗？在我们两者中，我觉得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200年后被人阅读的机会更多些。但我并不觉得任何一位的机会有多大。其实，我认为在将来最有机会被人阅读的当今作家是加拿大女作家希拉·赫蒂（Sheila Heti）。但是，我的确认为，改造性的、清晰阐明的、真正好的作品来自作者谦逊的态度，认定自己并不重要。但是，这很重要，无论作品存在多长时间，都是如此。
译自：It's very unlikely anyone will read this in 200 years
来源：译者投稿
作者：迈克·克雷著｜吴万伟 译
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哲学前沿philontier”！读了好文，点个“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