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 | 新文科与新时代

新文科与新时代

作者简介：

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

摘要：新文科的本质内涵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它所针对的是近四十年来直接复制于欧美的西方学术体系；与原有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不同，新文科则推动“学科融合”，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碎问题，是新文科的理念；新文科的提出绝非偶然，它实际上与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密切相关，与学术界跨入新时代紧密相连，新时代要求矫正“象牙塔化”的人文学术，呼唤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学术研究；聚焦于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中国实践，并抽象出中国法则、中国理论、中国概念，进而全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新文科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新文科；学术转型；学科融合；学科建设；分科治学；问题意识；中国经验

教育部近两年来着力推动一个新的活动即“新四科”建设，并在新农科、新医科、新工科和新文科四个方向上，分别设立了相应的建设领导小组。在教育部的推动之下，新文科近一两年来受到格外的关注，已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在这里，需要首先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不能与新文科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在同一个体量平台上。新文科的研究对象严格地讲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而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它们每一个都分别是自然科学的内部组成部分之一或内部的板块之一。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这三大板块和作为整体部分的新文科相对应，还不是很确切，因为与新文科相对应的只能是新自然科学。

第二，自从“新四科”提出之后，“新文科”格外敏感，特别引人注意，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我认为其他三科都和技术有关，唯有新文科与意识形态有关，与价值有关，它的发展带有全局性、结构性。当然这不是说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政治无关。从目前来看，像芯片这样的高新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凡是事关全局的技术问题，都带有某种政治属性。类似芯片的发展，西方对我们卡脖子，它已经变成一个攸关全局的问题。但是对大部分常规的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而言，它们是工具性的、技术性的，绝大部分与意识形态和价值属性关联不是太大。

第三，新文科受到大家普遍关注，甚至也引起很大争议和讨论，但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并没有像新文科一样引起学界如此大的关注度，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新文科的概念提出之后已经超出主管部门掌控的范围，变成了一个公共学术话题。主管部门在推出新文科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同步给出一个权威的界定。新文科之所以引起很大的关注就在这里。当然主管部门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说这个新是创新之新。用创新之新来解释新文科也很有道理，但感觉仍不透彻。

所以新文科建设还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澄清。在这个背景之下，本人曾提出过一些看法，现在又有进一步的思考，在此提出来与同仁们一起交流，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准确、更有力地把新文科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新文科的界定

什么是“新文科”？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是首先需要我们澄清的。在2020年11月威海新文科会议上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但更多的人是从教学的技术手段上来界定新文科，似乎新文科就是能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数字化等新技术的文科。用这些纯技术的东西来界定新文科的内涵是不恰当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几何时，“三论”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曾风靡学界，许多人一度认为，谁不掌握这“三论”谁将被学界淘汰。但几年之后，“三论”和所谓“新三论”本身均已烟消云散。因为技术是工具不是本体，技术不能代替洞察力、判断力、概括力，更不能代替理论、概念与思想的作用。所以，在我看来，技术无法支撑“新文科”！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严格地讲，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含义？因为当我们倡导“新文科”的时候，马上就产生一个问题：“旧文科”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旧文科”主要是指近几十年来从西方直接拷贝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新和旧从来都是相对的，今天被我们视为“旧”的、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过去40年曾被时人认为是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人们曾趋之若鹜、争先恐后，这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基本状况。那么被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又是个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呢？我把它概括为以“阶级论”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取代它的哲学社会科学被学界命名为以“现代化”为纲的哲学社会科学。让我们继续追溯：被“阶级论”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呢？我把它命名为实验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而实验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诞生在五四运动之后。那么，被实验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所取代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形态呢，是经史子集，是乾嘉考据学即汉学，也即通常所说的传统学术或古典学术。所以，新和旧从来都是相对的。

“新文科”所面对的既有文科体系，文科架构设置，如上所述，是从欧美大规模移植过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这一移植过程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五四运动前后。在民国年间，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立即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的核心是要告别哲学社会科学的欧美范式，走向苏联范式，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学科分类。在这个过程当中，取消了很多学科，这次院系调整影响非常大。社会学整体上被取消，政治学只在某些高校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保留，经济学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等几个专业院校得到保留。事实上社会学在民国年间发展得非常充分，像费孝通先生的研究。1979年我进入山东大学的时候，山东大学的文科就几个科别，如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政治系等，其余都没有。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学科移植。这个时期主要是照搬西方学科，从西方大规模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甚至一段时间高校倡导在上述学科尽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科书。改革开放之后，高校在学科设置上的一个巨大结构性变动，就是社会科学的高速崛起，而人文学科相对来说被边缘化。1979年前的30年，中文、历史、哲学好像处在学术界的前沿地位，每当学界发生大的变化的时候，出面发言的是周扬、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或文学家。近40年社会科学高速发展，是我们在学科建设和学科结构上的一个突出变化。所以“文革”结束之后，一有风吹草动，在前面出来发言的代表人物，是吴敬琏先生、厉以宁先生、林毅夫先生、樊纲先生。人文学者的登台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从西方大规模地移植社会科学，毫无疑问，对整个中国学术界而言，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学术空白。我们不可能从无到有一点点去摸索去建设，既然西方有现成的，为什么不引进？就像引进技术一样，这是必然的。没有这样一个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今天反思这场引进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肯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意义上不能低估这些引进对中国学术界的改造。这是大家应该认清的一点。但是问题就在于随着这种引进，“言必称希腊”这种弊端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照搬西方的教条特别是学术教条，是各个领域的普遍现象。而且照搬西方这些学术教条的时候，我们甚至于都不敢反思这些教条。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敢于反思马克思主义，敢于反思对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教条主义，但是我们不敢反思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的教条主义。这在学术界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从欧美移植过来的这些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土壤上，在中国文化背景之下，被中国人研究和使用了100年，但是这些学科本身所固有的西方气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通过这些具有西方特征的、带有浓厚西方气质的文科体系，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还是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我曾经向学政治学的人请教过，问他们读不读《尚书》？他们说不读，他们读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的经典教材。我有时候问学经济学的人读《管子》吗？《管子》是中国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里边包含着大量的经济学的内容。现在你如果进行一个问卷调查的话，会得出经济学专业的人很少关注《管子》的结论。所以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用西方的这些学科教科书，用西方的经验，西方的案例，西方的数据，西方的模型来教中国的学生，我们究竟是为谁培养人才？

早在20世纪30年代，像蒋廷黻，即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就尖锐指出：“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人类学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当时也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当年的学术界还发起过一场运动，提出过两个口号，一个是“中国学术化”，就是要分门别类研究中国，要呈现学术上的中国，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做一个透彻的研究，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另一个口号，“学术中国化”，这是30年代提出的。但是100年过去了，这些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办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到现在很难说都已经得到实现。

正是鉴于这一教训，正是在以往学界努力的基础上，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而且提出三大体系建设，就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的过程终于正式开启。这是从意识形态上，从党的领导、国家领导人的决策者的层面上，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这样一个挑战或任务。

所以在我看来，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不是技术上的差异，不是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智能化，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这个是最重要的不同。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中国实践的文科，当然就是“新文科”。中国经过了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实践，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如何在学术上呈现，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文科的各个门类都面临着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但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这些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的锻造方面，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

新文科的内涵何在？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是我给大家强调的第一点。

二、建立在大工业初始基础上的分科治学方式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

新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还有一点，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这是下一步新文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就是那种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融合”的文科。

分科治学是现在所有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没问题，不分科我们没有办法实现专业化、专门化，而没有专门化和专业化，研究根本无法深入，所有的深入研究都是分门别类的结果。

现在需要反省的问题是：这种分科治学的学术组织方式、知识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初始时代的产物。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文科建设面临的实际是一个300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大工业产生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初始基础之上的分科治学方式现在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大工业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强调分工，因为分工才有效益，分工才能提高效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们都拿出大量的篇幅和最重要的篇章谈分工，开篇一上来就谈分工。这种工业的组织方式，以严密的、细致的分工为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知识生产方式。分科治学也同样分得很细。比如说中国历史研究，从时间上讲，被切分为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这是按纯粹时段进行的分工。大家分工分得非常清，目标也很明确。从内容上看，中国历史又切分为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这叫专门史。但专门史仍需进一步的分工，比方说我研究先秦政治史，你研究两汉政治史，他研究隋唐政治史，另外的人研究明清政治史，又切得很碎。像这种分工，彼此之间交流很少。我们2019年年底举办了一次40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学术讨论会。本来是个很普通的会，并无特殊之处，但是却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学者们说,这是40年来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讨论这个领域的普遍性问题。你可以想想这几十年大家的研究状态。分工固然产生效率，但过度分工实际上会阻碍学科的发展。

总之，分科治学是工业革命初时产业组织范式在学术上的投影。大工业初始时代特别强调分工，这一点投射到科学研究上，就是特别强调分科治学，特别强调学术上的精细分工。亚当·斯密专门谈过这个工业革命初期时候的分工是怎么样影响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分工，谈得非常细致，举的那些例子都非常生动。

产业的组织形态左右着科研的组织形态。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智能化时代，产业的组织方式现在正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更强调学科联合，更强调学科融合、科际融合。目前，整个工业的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小工厂组织模式。在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已经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之下，学科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科际融合的问题。由于学科融合，甚至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带有交叉性质的新学科。新学科不是个简单的、大家互相配合的问题。我在山东大学兼着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有时候会讨论一些文理工医各个学科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我受到的最大教益，就是知道了理科的融合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果我仅仅局限在历史系，不参加学校层面的学术委员会的活动，我就不会知道我们的学科融合达到什么程度。比方说像理科就出现了所谓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生物医学等崭新的专业。那么这些学科的出现表明什么问题？继数学成为各学科的工具之后，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也都被工具化了。它已经不是孤立的，已经变成其他学科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工具。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文科中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正在向工具化转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学科交叉？就是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学科界限或精细分科治学带来的巨大弊端。

因此，现在的学科分类，如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工医农等等，已经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教育学的意义是指什么呢？我考上了大学，我到大学读书,必须被分配或被放到一个专业里面，你学政治，他学经济，另外的人学数学，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学习。老虎吃天还得找个下牙的地方，现在这些所谓的学科已经成为老虎吃天的一个下牙的地方。但对于科研而言，现在的分科已经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和壁垒。山东大学有一段时间实行竞争上岗，我有时候会做评委。竞岗的人员再谈研究什么专业，在哪个学科，这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她们主要在谈自己在研究什么问题，比方说癌症的攻克，新冠疫苗的研发等。那么你说这些问题，是医学问题，还是生物学问题？癌症的攻克，信息学科、信息传递、神经学全部都用上，这根本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

所以我个人感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一个深刻的变迁，整个科研的组织形态再也不能不发生变化。现在为什么格外强调团队？既然大家知道所有学科都工具化了，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不可能什么都会，什么都要学，我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还懂经济、懂政治、懂法学，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精通政经法，但是组织团队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跨学科的问题，学科交叉的问题，打通学科壁垒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团队的规模化来实现。研究中文历史哲学这些传统学科，更强调个性化研究，带有更强烈的个体性质，这没问题。但是我个人感觉文科也同样需要团队。我感觉最好是两条腿走路，个人单干，我们也应该尊重。某些个体性质的劳动，比如说思想的创造不可能同步分享，但是超出思想的创造，如某些社会调查必须通过团队的形式，必须通过团队来解决这些问题。文科的团队组织，有可能是未来文科科研的基本形式之一。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三、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

除了我刚才说的团队之外，学科融合究竟如何实现？还有无更具体的机制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在科研上学科融合的具体机制怎么解决？我觉得新文科更加强调突出问题，强调以问题为研究中心。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科建设叫得特别响，堪称轰轰烈烈。特别是“双一流建设”更加突出。什么叫学科？它是一种建制化、制度化、程式化的学术组织形式，这个没问题。但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弊端是，现在的学科建设过于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重问题轻学科，将来可能是新文科的核心追求。我们现在衡量学科最常用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是博士点或硕士点数量，然后是梯队配置，如正副教授多少，年龄结构是否合理，然后是承担了多少国家项目，还有就是在国外A区或者是权威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等等。大家都以上述标准大张旗鼓地搞学科建设。但是学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学科设置的初心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学科存在的终极根据是为了解决问题。学科是工具，不是终极的追求。否则，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建立学科、设计学科，不是为学科而学科。这是需要我们深入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现在看来，学科建设已经被神话了，出现了较大偏差。我有个不恰当的比喻。现在的所谓学科建设如同一个手术室外科大夫一样，他成天打磨自己的手术刀，你看我这手术刀多好，多漂亮、多精致、多豪华、多锋利，但他忘了手术刀的存在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是为了救死扶伤。经济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约束条件下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约束条件就是资源短缺，在资源短缺的约束条件之下，我怎么样取得最大效益，追求一个效益最大化，规模最大化。经济学在这个方面究竟解决了多少困扰我们的发展问题？法学的存在是为了解决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这方面，法学又究竟做出了哪些贡献？你成天强调你法学阵容多豪华，你解决了多少公平公正问题？政治学的存在是研究制度安排与运行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政治学又做出多大贡献呢？

我们近几十年来过于强调的学科自身存在，忽视了对问题的解决。包括那些最著名的大学，它在衡量经济学科的学科建设好坏的时候，并不用它解决了多少窗户外面的现实问题作为根据，而是看他的所谓博士化率，发表多少论文，教授获得多少奖项，论文发表多少。本末倒置，这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

2006年我担任《文史哲》主编。来到这个杂志之后，我就提出了一个编辑方针。事实上在这之前我已经看到了问题。《文史哲》杂志研究中文、历史、哲学三大块，拼拼凑凑没有意思，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文史哲》好像赶不上《历史研究》；研究文学，好像赶不上《文学评论》；研究哲学，好像赶不上《哲学研究》。所以我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文史哲》的优势何在？来到《文史哲》后，我就提出了一个编辑方针：就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什么学科，我就整合什么学科，把一个大的问题切割出去。譬如说研究乡村振兴，研究乡村社会，或研究一个村落的变迁，这是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政治学的问题？抑或是法学的问题、人类学的问题、历史学的问题？什么都不是。反过来说也一样，它什么都是：既是经济学问题，也是政治学问题，也是法学问题，也是人类学问题，也是历史学问题，甚至还是农学问题，是气象学问题等等，因此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乡村，需要什么学科，我就要接纳什么学科。你回到乡下，你看看哪些现象是政治？哪些现象是经济？哪些现象是文化？哪些现象是民俗？解决什么问题，就拿来哪个学科协同。研究现代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城镇化问题，对应的是什么学科？研究中国道路，对应的是什么学科？我们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学科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给大家举这些例子，长期以来我们只强化学科自身的存在，而忽略了学科存在的意义。我们忘记了学科设立的初心、初衷是什么。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绝不是为了巩固分科，强化分科，或者搞什么学科建设，而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下一步要突破的瓶颈，就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改变当下这种“重学科轻问题”的价值追求。

四、“新文科”与第三次学术大转型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另一个问题是，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绝非偶然，绝非某些人的心血来潮。它实际上与当下正在发生的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把新文科问题的提出和建设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学术大转型背景之下来把握。这样才能看到新文科问题提出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学科大转型，或者是学术大转型，而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转型。第一次大转型，是用共和国学术取代民国学术，或者是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年间占主流地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或者是自由主义。这次大转型奠定了文科发展的基础。《文史哲》杂志在社会上有点影响，是在第一次学术大转型当中起到了当时其他任何杂志都没能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赢得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二次大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用现代化或者是西方化的学科体系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改革开放之后，学界形成了一个最大的共识，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所形成的一个最大共识，就是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一次学术大转型之后，我们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些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学术，包括“文革”期间的学术出现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后来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我们在所有的学科领域也都强调阶级斗争。甚至连《红楼梦》大观园里丫鬟们的勾心斗角、人性冲突也被看作是阶级斗争。这当然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一个结果。哲学界强调一分为二，强调对立，忽视统一，也是此一范式的反映。最突出的是历史学领域，强调农民起义，把中国通史写成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追求现代化，就逐渐在学界形成了一种现代化范式，来取代在这之前几十年间占主流地位的阶级论范式。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也是一个不断转型，不断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近40年来学术界的一个最大的变动。

事实上这也是两次学术大洗牌。第一次学术大洗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一切推倒重来。以山东大学为例，在第一次学术大洗牌中，山东大学既摸了一手好牌，也打出了一把好牌，像创办《文史哲》杂志就是打出的一把好牌。第二次学术大洗牌是“文革”结束之后，几乎又是推倒重来。“文革”结束之后，有些大学在崛起，有些大学在衰落，就是因为第二次大洗牌。有远见的校长、党委书记、学校领导在第二次学术大洗牌当中会看得比较远，而那些稍微短视的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个人感觉将来不再会出现大洗牌。你可以想想这两次大洗牌之后，在历史学谁排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中文系谁排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哲学系经济系都是这样，连外语系都是。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不会再大洗牌了。局部领域的洗牌可能还有，但是大规模的洗牌已经不会再出现了。所以说奠定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学的格局，包括学科存在的格局，甚至包括外语学科的格局也是和这个密切相关的。原来外语系特别强调俄语，有一段时间甚至英语都被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看到有外语学科的这样一个大洗牌，也是同样非常深刻。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立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指向的学科体系，同时它的另一面是以西方化为指向。因为不断工业化、不断市场化、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不但技术层面是如此，社会层面也是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出现。这样一个体系的出现，奠定了我们未来在相当长时间内发展的基础，尽管它存在问题。我把“文革”结束之后，这次学科建设运动出现的新的变化，称为学术史上的第二次“开国”，这是学术史上的第二次改革。我把它估计得比较充分，其实无论怎么估计它的意义都不过分，它带有某种“开国”的意义。第二次用西方化现代方式来取代以阶级论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范式，在学术史上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所谓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就是我们要用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来取代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照搬过来的那些学术。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初始阶段。我认为未来30年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可能是解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问题，是锻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新文科的提出就是要改变一段时间以来把学术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种模式，这样一种追求。大家一定要特别予以关注。新文科的基础就是要重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这个学术体系分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话语体系。我们要呈现我们的成果，要和西方交流，如果我们在话语体系上仍然是陈陈相因，我们说的话外国人听不懂我们的概念，不理解，就会出很大问题。我们自己不能表达自己，长期以来我们是被西方话语来表达！这是我要给大家强调的，新文科是和第三次学术大转型密切相关。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一个结果，就是建构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五、建设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

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学术界跨入新时代密切相关。所谓“新文科”就是与新时代相匹配的文科，与新时代同步的文科。学术界的内外形势现在均已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动。青年人可能对这一点感受不深，因为你没经历前一阶段，所以这次变动你感觉不明显。但是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师而言，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学术界的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不管是否自觉和自愿，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都在重建与现实的联系、与政治的联系、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这是大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而在近40年之前，“文革”结束之初，几乎每个学科都在努力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去现实化，乃至去理论化，都在追求“学术独立”。对此我有很深刻的感受。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可能将来会成为未来新文科的突出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独立”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与“文革”结束之后某些消极认识有关系，或者说跟我们消极地接受了“文革”的教训密切相关。80年代为什么强调“学术独立”？因为80年代之前几乎没有学科的概念，也就没有学科建设这种任务，所有学科都成为被动的工具，当时就是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80年代学术独立的思潮出现，有它的合理性，但是最后一步步走向学术拒绝社会、拒绝现实、拒绝时代的道路，这就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正视和反思的问题。

所以80年代一开始学术界就废弃了“学以致用”，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历史学界原来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古为今用”。“古为今用”最后导致“评法批儒”。现实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为了现实的需要，不惜改造历史，捏造历史，乃至虚构历史。那么怎么样捍卫历史学的尊严呢？“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这些口号就提出来了。从“学以致用”到一步步转变“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很突出的例证。在拒绝了“学术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带有偏颇性口号的同时，学术界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相当一部分学者遁入象牙塔中。

总之，“文革”结束之后，学科在往内走，不是往外走。我个人感觉是以偏治偏，以一种片面性的观点来矫正另一种带有片面性的观点，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这都是“文革”结束之后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东西。“文革”结束之后一段时间之内，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共识，什么共识？就是在“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因此，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有一段时间学术界非常流行钱钟书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学术是什么？“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换句话说学问是在世外桃源当中做出来的，不是在现实当中做出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对纯学术的向往、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形成一种思潮。但是到了90年代才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我本人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80年代你想告别现实，但是当时人们对政治的向往很强烈。告别现实，告别政治，在80年代虽然成为一个主张，但并没有变成现实，但到了90年代变成现实了。所以到了90年代，现实与政治变成了许多人唯恐躲避不及的东西。所以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动，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学院派的研究。反差非常大。学者们在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校园的院墙已经成为许多人精神活动的边界，他的精神活动的边界不会超出校园的院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在历史研究、学术认识的过程当中，现实是不是一种有害的因素？这是认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拥抱现实、观照现实、关怀现实，影响不影响我对事物分析的认识？我个人认为是不影响的，拥抱现实、观照现实和做严谨的学问并不矛盾。相反，对现实的观照和关怀，有可能会推动你去认识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主席不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但是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认识远远超越那些职业历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和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兰克完全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你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这些非学院派的、非职业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认识远远超过兰克。你面对的是死材料，而他所经历的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和死材料完全都是同一种外部的东西。关键是有无历史洞察力，这是要害。材料能自动推理出结论来？哪有这种可能！哪一个人能看出来？关键是你有没有洞察现实的能力，所以我有时候经常说这个学者很糊涂，他连现实都认识不清，他怎么能认识2000年之前的秦汉社会呢！现实能摸得到看得见，你连你生活其中的外部社会都认识不清，我怎么能相信你，你能认识消失了2000年的秦汉呢。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现实生活磨炼了人们的洞察力、认识能力，使你的认识能力变得犀利尖锐。关注沸腾的现实生活不会影响你，或者是给你设置障碍、阻碍你认识你的对象，研究你的对象。这是两回事。

那些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你会看到他们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点破很多东西。这绝对不是书房的书呆子所能为的。他所达到的境界，马克思恩格斯达到的境界，包括毛泽东主席达到的境界，绝对不是职业历史学家、职业学问家所能达到的。问题是他们通过现实已经锻炼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认识能力变得格外犀利、尖锐。一眼能从现象看到本质。从认识论的角度，大家也应该观照现实，观照政治，观照理论，观照思想。“文革”结束之后，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消极地接受了“文革”的教训，没能正面接触，没能理性地去接受，只是简单地告别，反其道而行之，以偏治偏，这都是问题所在。

总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已经趋向终结。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个事实。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缔结一种更加紧密的联系，将会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的最鲜明的特征。

若干结论

第一，新文科与另外三科不能相提并论。这不仅是指新文科带有意识形态属性、价值属性，更重要的是体量和规模也不在同一个平台上。第二，一定要突破新文科教育的局限，更多地向新文科本身的内容倾斜，这个内容就是新文科科研。第三，新文科科研的重心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三大体系建设，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文科要想获得突破性成果，突破点在科研不在教育。第四，新文科科研的重点是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中国实践，目的是从中抽象出中国法则、中国定律、中国概念。我们要建设能解决中国问题，解释中国变迁的文科。一方面它能为现实提供指导和参考，另一方面它能解释中国的变迁。这样的文科在我看来才是所谓的新文科。

这是我的几点想法，不一定恰当，所讲的都带有探索性。因为整个新文科目前来讲只能处在摸索阶段，没有成熟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很坦率地谈了个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

（本文系作者2021年9月2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12月11日在扬州大学所作报告的整理稿，刊发于《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1期。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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