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周宜 | 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

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

生态文明话语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

作者：

王雨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原文信息：本文刊发于《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1期，第52—62页。欢迎转发与转载，转载请注明来源。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有的理想追求，具有不同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涵的理解与实现途径存在着根本区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指导、借鉴和改造西方生态思潮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原创性术语与概念，具体展现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概念和一系列命题，是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基础。西方生态思潮的内在缺陷和中国国情，决定了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它表达的是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中国主张。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既要有利于捍卫中国的环境权和发展权，又要有利于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中，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热点话题之一，如何超越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构建既能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又能促进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是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有的理想追求，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和核心理念，应当成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逻辑起点。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有的理想追求

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并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人际关系和人自关系两个维度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前者侧重于考察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后者侧重于考察人类社会技术形态更替的规律，上述两个维度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和不可割裂的关系。也正因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决定了生态文明思想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存在，只不过学术界一般把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于1949年的《沙乡年鉴》一书看作是理论形态的生态文明思想诞生的标志。利奥波德在该书中提出了以生态整体论规律为基础，通过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人类不应当仅仅从实用的角度看待和支配自然，强调人类应当平等地看待自然，并依据权利关系在人类社会的不断拓展，要求人类应该将权利关系拓展到人类之外的自然界，由此提出了他的“大地伦理学”。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为罗尔斯顿、奈斯等学者进一步发展为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又催生了追求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思潮。虽然这两种生态思潮之间存在争论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脱离人与人关系的维度抽象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结果都陷入到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角度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马克思通过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超越，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先后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共同点就是坚持从社会形态和技术形态、从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维度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及其破解，形成了生态文明理论的又一种样式。生态文明理论的不同样式虽然在理论基础和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根本区别，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却是他们共有的理想追求，只不过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区别。

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所形成的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使得人们开始用普遍联系、整体论和有机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以研究“关联”为核心的生态哲学。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指出，“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并强调“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不同于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用机械论、还原论和分析论的方法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生态哲学不仅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而且认为“自然”也是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反对把自然的价值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的需要，要求人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就是以上述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的。但由于上述生态哲学是建立在自然观和历史观割裂的基础上的，由此也使得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不去考察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中断的原因，而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考察生态问题，并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指导的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归结为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反对人类以任何理由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认为这样就能保证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和谐，由此导致了当代西方忽视和否定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激进环境保护运动。维系地球生态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理想追求，但是他们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忽视和否定人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拒斥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让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虽然他们提出的亲近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伦理价值观对于我们反思人类的实践活动，重新定位自然的价值与地位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们却不懂得当人们无法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需要时，就会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维系其生存，这就意味着他们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必然会落空。

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开启了人类对工业文明后果的反思历程和对自然稀缺性问题的关注，使得西方环境保护运动蓬勃兴起，虽然其具体理论主张和表现形式有所差别，但如何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则是他们共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正是对这一话题的关注和探讨，以及通过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质疑和批评的回应，又产生了以追求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目的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绿色发展思潮。由于绿色发展思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其理论基础是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只不过他们在生态价值观上反对忽视人类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的近代人类中心价值观，要求树立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兼顾，基于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主张在实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制定包含前端预防和末端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严格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的环境制度。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绿色发展思潮基于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认识，强调环境保护和实现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本质上不是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是一种为了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它实际上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并要求人们为此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强调人类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有机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自然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人类又可以在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二者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具体、历史的统一关系。其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必然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的维度入手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把协调好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作为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必然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和民生的维度，也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独特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吸收了中外生态思想的积极成果，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国情和当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作了创造性的理解：第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具体化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分别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和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这四个维度论述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应当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基础之上；第二，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否定人类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脱离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又反对西方绿色发展思潮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归结为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进而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解为人们承担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而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态平衡，而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环境民生论”的生态文明建设目的论，要求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外化为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坚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第三，必须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和维系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条件这一观念出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主导，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建设与美丽世界建设的有机结合。

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虽然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同追求的理想，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实现途径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概念，而且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现实途径作了科学的论证，并明确把中国式现代化规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概念的原创性及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它应当是我们建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逻辑起点。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构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如何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的时候，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并强调传播中国话语体系“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习近平总书记以上论述为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话语体系建设之所以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话语体系不仅表达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及价值诉求，而且也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在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否拥有话语权。如何展开生态环境治理，特别是如何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重要论题，这就决定了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原创性和基础地位，决定了它在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第一，之所以必须明确地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基础，是因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话语中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新术语，而提出新术语是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对于新术语在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都有过深刻的论述。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所做的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不同，他在《资本论》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做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做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与革命不仅体现在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结构，而且还体现在改造了黑格尔社会历史观的术语以及术语之间的关系，用“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新的术语代替了黑格尔的“需求的社会”和“政治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术语，并改变了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所提出的新术语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类，认为正是以这两种类型的新术语为基础，创立了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实现了哲学革命和理论创新。可以说，提出新术语既是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前提和基础，又是形成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的新术语，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中国化表达，并具体展现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概念。这四个原创性的概念，要求我们应当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观念，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在心、落实于行。”以上述四个原创性的概念为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又提出了应当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发展观”、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有机结合的“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环境民生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命题，上述术语和命题是有别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抽象地讨论“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控制自然” “生物圈平等主义”“宇宙大我”等术语和命题，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思潮的超越，是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指南。

第二，构建包括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在内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借鉴国外、挖掘历史的基本原则，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所体现。具体说：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导的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不是建立在自然观与历史观割裂的生态哲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之上，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割裂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忽视人民群众的生存权、环境权与发展权，或者把发展与维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和谐对立起来的做法，或者把发展的目的归结为资本对利润的追求，而是既强调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又强调只有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协调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身心关系，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从借鉴国外的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是对西方生态思潮的扬弃。尽管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绿色发展思潮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追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与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共同点是坚持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坚持用系统论和普遍联系的辩证方法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强调珍爱自然的伦理价值观和简朴的绿色生活方式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又扬弃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克服了其理论忽视人民的生存权、环境权与发展权，把自然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缺陷，进而把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同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的后现代主义做法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赞同西方绿色发展思潮基于自然资源有限性而关注如何实现生态平衡和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追求，赞同其把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看作是解决经济危机的基础和前提的观点，以及以严格的环境制度规范人们实践行为的做法。但是，又反对其立足于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维护资本的利益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做法，要求把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目的建立在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点正是扬弃并借鉴国外生态思潮的结果；从挖掘历史和继承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优秀成果有机结合的结果。如果说西方哲学的历史是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的历史的话，中国哲学的历史则是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历史，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人自关系的生态智慧。具体说，其一，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主张的“天人合一”和“天人相通”的学说，强调人类和自然是有机共生的关系，表达的是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要求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关系，肯定自然是一切生命之源，要求人类应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其二，坚持中庸之道与“持中贵和”追求的“和”的文化价值观，提出了“民胞物与”和“万物一体”的命题来批判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自然也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类并不能像人类中心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任意支配和统治自然，要求树立万物平等和泛爱万物的生态价值观；其三，主张节制欲望和“道法自然”、取之有道的生活观。总的看，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重要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这些观念都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表达了我们的先人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正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回答时代问题的结果，与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需要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换为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应该看到，长期流行的工业文明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既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使得其生产的产品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又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生态资源的短缺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制约，并使得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基于以上国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的执政目的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维度出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仅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而且通过科学地回答“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三个核心问题，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明确提出应当通过共同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有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归结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基础，而且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转换为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优先的方针实现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可以说，能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关系到能否科学回答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能否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必须具有把握当代和关怀人类的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内在地包含上述维度。工业文明开始于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边污染、边治理和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扩张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危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造成了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转移，不仅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而且也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可以说，生态问题是每个民族国家无法置身度外的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具体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的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向度。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中，一方面要求各国必须树立只有一个人类地球家园和维系人类子孙后代生存与发展根基的观念，都承担起全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决定了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共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又要求各国必须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把实现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美丽和谐的家园有机结合起来。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内在地包含当代和关怀人类的维度，是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系统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落脚点和价值归宿。

三、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系统的

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当代价值

由于话语体系承载的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与价值追求，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斗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话语权的争夺。尽管人们对如何理解生态文明概念的内涵与本质存在着分歧与争论，但生态文明概念既是伴随着生态学科等自然科学发展和生态哲学等社会科学发展而兴起的概念，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必然是一个既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础，同时又包含话语主体的价值追求在内的综合性话语体系。这就决定了通过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表达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自我主张，把捍卫中国的环境权、发展权与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对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话语权和发挥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历程决定了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引进与评介，形成了借鉴或认同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以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学等为代表的生态学科群，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历程。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不仅认识到西方环境伦理学在理论上拘泥于生态价值观，而且存在着文化决定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由此提出实现环境伦理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主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借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挖掘和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并由此形成了我国多种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之所以发生上述转换，既根源于学术界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性质与价值立场把握的深入，又根源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内在需要。从学术界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性质与价值立场把握的维度看，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其共同点都是脱离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不仅忽视和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担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后果，在理论上秉承的是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在实践中秉承的是维护资本利益的有违公平正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看，十八大以来，党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和基础地位。党在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同时，肯定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肯定发展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看作是党执政的目的和价值归宿，由此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归结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的转换，使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显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但是问题在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基于其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现实和捍卫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与生活质量的目的，无视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要求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愿望和权利，把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西方绿色发展思潮的目的与价值追求同样不是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而是把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归结为维系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西方生态思潮无法满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目的。因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基于上述原因，部分学者开始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构建超越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霸权话语，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话语体系。

第二，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既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环境权与发展权，又有利于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权和发展权都是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民族国家应有的基本人权，前者是指“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各项可适用原则享有按照其环境政策开发其本国资源的自主权利，并重申他们有责任确保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活动不会对其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而且各国必须根据其能力和具体责任在保护全球和区域环境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后者是指民族国家具有旨在促进国民自由全面发展的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权利。民族国家之间应当彼此尊重上述权利。但是，资本利用其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利用其先发优势和技术优势，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以实现其谋求利润和实现霸权统治的目的。资本主要以资本的空间生产和国际分工两种形式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资本的空间生产主要是指发达国家或者通过所谓“联合的生产”，把具有严重环境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国际分工主要是指利用他们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地位，不仅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产品的价格，抬高工业成品的价格，而且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甚至以环境保护为名，制定高标准的绿色贸易壁垒，排斥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资本家的既得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损害主要体现为以普世价值为名义，把西方的现代化和价值观绝对化、唯一化，对那些与之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价值观的民族国家横加指责，甚至把他们归结到人类文明的“异类”，由此导致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以意识形态、价值观划线，零和博弈思维、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对于上述做法的危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热衷于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分裂世界的行径，任何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进行遏制的行径，任何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径，都严重削弱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人间正道”。上述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和西方生态思潮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决定了我们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目的，首先在于捍卫中国的环境权与发展权。同时我们又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超越西方生态思潮狭隘的功利主义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立场，构建既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又具有促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功能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和引领作用。

第三，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作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而且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建设美丽中国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先后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进一步完善美丽中国建设的法度规定；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第一次将“美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内容，并制定了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时间表，即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通过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的时间表相对应，党也制定了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任务的路线图：第一，提出了在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的包括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六大原则；第二，加快构建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生态文明体系；第三，全面推进绿色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第四，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赢蓝天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稳妥地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推动清洁能源低碳高效使用，积极应对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第五，要有效地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保证国家安全；第六，要提高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高环境治理水平。要保证上述时间表顺利进行和路线图得以实现，就必须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领导，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考核评价，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干部队伍。顺利实现上述美丽中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关键，就是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为指导，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转换为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走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加快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通过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四、结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共同的理想追求，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内涵的理解存在着根本区别。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既克服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忽视与否定发达国家贫困人群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群众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脱离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内涵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之缺陷，又克服了西方绿色发展思潮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归结为维系资本追求利润，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内涵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生态平衡的问题，而是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内涵理解为在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吸取中外生态思想积极成果，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和术语，并将这一概念和术语具体化为“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四个原创性的概念和一系列有别于西方生态思潮的命题，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又是探讨如何实现美丽中国建设与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结果，包含了当代与人类的维度，是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的基础。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态文明话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主张，是超越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斗争中的中国话语权的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有效地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美丽中国建设，把捍卫中国的环境权、发展权与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现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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