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没有之一

【最新疫情：截止到10月7日晚上，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42,059人 (新增44,212人)，死亡211,652人（新增800人），截止到10月6日晚11:59,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91,,208人 (新增545人)，死亡2,177人（新增12人）, 其中King County 确诊人数23,351人，死亡780人，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11,521人，死亡263人, Pierce County 确诊人数8,437人，死亡208人，Spokane County确诊病例7,530人，死亡177人 ，Snohomish County 确诊人数7,273人，死亡214人，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4,751人，死亡132人，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4,437人，死亡66人。华州确诊人数目前列全美国第25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9月25日发表Michael Hirsh的文章《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Ever.》，阐述了为什么美利坚合众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可能取决于11月3日的这一场选举？西雅图中文电台编译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做出您历史性的选择。在每种情况下，美利坚合众国的方向和生存都受到威胁。1800年的总统选举是亚伦·伯尔（Thomas Jefferson）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的选择。1860年，内战迫在眉睫，亚伯拉罕·林肯与史蒂芬·道格拉斯对峙。而1932年大萧条期间的大选，其后果非常严重，以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受到警告，如果他的复苏计划失败，他将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据报道，罗斯福回答：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他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

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外交官，国家安全官员和其他专家之间达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共识，即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前副总统乔·拜登之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利害关系上升到了一个的历史标准。确实，考虑到当今美国在全球体系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其利害关系可能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在1800年，1860年甚至1932年都不是一个年轻得多的国家。

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及其召集的破坏性力量已经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了巨大损害，特别是他未能遏制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并公开鼓励种族暴力和民族分裂，以至于十一月如果他连任可能会永远破坏这个已有244年历史的美国的共和国法律的实验。在特朗普公开蔑视国会和法院，歪曲外交政策以维护其政治利益，驳回选举规范，将一个恐惧的共和党变成他的玩物之后的第一任期之后，他的重新掌权实际上将使对法律制度的挑战合法化。特朗普的连任将证明他的观点，即如他所说，作为总统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换句话说，这几乎摧毁了美国的观念，即美国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民主制度，这将使美国成为古罗马和古希腊以来失败的共和国的废墟上的又一个荒废品。

许多共和党人都对此表示担忧，这些人曾为共和党以前的政府工作过，直到罗纳德·里根，其中包括为特朗普本人工作的几位高级官员。一些人公开警告称，特朗普第二任期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

“这是一个支点时刻，”爱德华··沃茨说，他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学家，也是《人类共和国：罗马如何陷入暴政》的作者。“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那么我认为美国民主的规范和限制将完全消失，”这与过去各共和国的糟糕表现相呼应。瓦茨补充说，即使拜登获胜，美国的复苏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赌注是巨大的。”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家，前外交官，《隔离主义：美国保护世界的历史》的作者查尔斯·库普昌说。“一个任期已经足够糟糕，但是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不再能够说美国选民犯了一个错误。相反，这肯定是美国人想要走的方向。”

库普昌说，这场竞选比1800年和1860年的紧急选举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在那个时期，美国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基本上，那时我们不在别人的头发里。今天，情况并非如此，当您拥有如此庞大的国家，却深深迷失了方向。我们正进入历史上不可饶恕的时期。力量平衡正在改变。在冷战后的单极时代，该系统是更加宽容的。即使在冷战期间，当美国像在越南那样在这里和那里犯错时，也未能使世界失去平衡。但是，当西方在政治上陷入困境的同时失去了[对中国和亚洲的]物质上的优势时，那是创纪录比例的双重打击。”

确实，由于美国在稳定全球体系中占据如此中心的位置，因此可以将2020年的选举与其他重要的全球重组相提并论，这些变革改变了以前的大国，帝国和国际稳定外交体系的命运。

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说：“在国际上，这是世界历史的时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以及全球体系的组织也在这次大选的选票上。

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是当时的主要政治科学家和外交官之一，对此表示赞同。奈在一次采访中引用了一个欧洲盟国的主要外交官最近对他的话：“我们可以屏住呼吸四年。八年太多了。”

根据前美国驻北约大使伊沃·达勒德（Ivo Daalder）的说法，如果特朗普通过竞选连任或设法夺取政权（他已经在指责民主党人欺诈，并且在9月下旬拒绝承诺进行和平的权力移交），无异于与欧洲和西方正式离婚。这意味着“美国人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欧洲过去对美国的看法。”四年来，特朗普嘲笑了长期以来的欧洲盟友，最近，出于一种愤慨，宣布他正从德国撤出数千名美军。达尔德说，美国政府对新冠病毒COVID-19大流行的无能为力只是巩固了这种疏离和坦率的厌恶感。

（8月，FP Analytics的一份特殊报告将美国对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排名在36个国家中排名第31位，排在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和俄罗斯之后。该报告发现，美国排名很低是因为联邦政府无力采取适当的科学应对措施；紧急医疗保健支出不足；检测和病床不足；债务减免有限等。）

如此糟糕的表现一直是特朗普领导下的国家表现，《爱尔兰时报》专栏作家芬坦·奥图尔（FintanO'Toole）在4月写道，美国首次在世界其他地区挑起怜悯之心，事事皆给华盛顿送去灾难纾困，而不是从美国向世界输送救助。

达尔德说：“新冠疫情COVID-19期间发生的事情使人厌恶到了顶峰。”“对新冠病毒COVID-19响应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系统的深层问题-我们的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收入不平等和种族问题持续存在。美国已成为应该被轻视的国家。”

许多专家和学者说，最大的希望是，特朗普在11月被彻底击败并接受了这一结果，即使他暗示他不会。最终，他被世界和历史所视为是一种奇怪的畸变，今后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总统，像特朗普那样的人格主义，自恋和不称职都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然后，当美国重新加入全球体系，以惯常的自然主义者的不情愿和例外主义的自大相结合的态度，但是依然比特朗普时代更温和（或更确切地说是成年人）。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拜登当选，作为新任总统他是一位致力于美国同盟的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者，他的多元文化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迅速采取行动，通过扭转特朗普在新冠病毒COVID-19，政治两极分化，正如拜登所承诺的那样，实现经济，全球稳定和气候变化。指出特朗普未能取代他撕毁的许多国际协议，拜登立即加入并努力支持伊朗核协议和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他在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协助加入该协议（但是目前美国定于11月4日大选后一天的完成撤出）。按照竞选承诺，他将努力重振特朗普放弃的《中程核力量条约》，并开始谈判以扩大奥巴马时代的《新裁武条约》核削减协议（该协议将在其任期仅数周后失效），尽管现在特朗普仍在设法撕毁它）。

拜登还可能寻求恢复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之类的协议，这是历史上最全面的贸易协议（自特朗普退出以来，美国在这方面一直依靠其在亚洲最亲密的盟友日本,微弱地保持着呼吸）。由于TPP旨在排斥北京并迫使其接受公平开放的贸易规范，因此拜登可以做得比特朗普为应对崛起的中国并将其继续加入全球体系做得更多。同时，瘫痪和两极分化的国会（过去四年来受到特朗普派的分裂，调查和弹劾的伤害）再次开始更有效地工作（尤其是如果民主党人赢得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胜利，从而结束立法僵局）。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想象事情会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态。例如，拜登将发现很难简单地复活中程导弹条约INF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部分原因是他必须在自己的政党中容纳强大的进步派系，该派反对毫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对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存在的过度承诺。拜登已经表示，例如，他不会简单地重新加入TPP，但将寻求重新谈判，以包括要求在美国进行更多制造的“严格原产地规则”，并且还说，在进入任何新的国际贸易协议之前,他将专注于类似特朗普的4000亿美元“购买美国”计划，以提高国内生产。特朗普指责中国不公平地滥用其规则抢夺中产阶级美国人的工作，对在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领导下由民主党人所产生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拜登和特朗普一样，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削弱美国在海外的作用。即使担任奥巴马副总统，他也大声疾呼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集结，并谈判加速撤离伊拉克。

确实，更大的威胁也许是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并不像乐观主义者所希望的那么重要。而且即使特朗普失去政权，也被证明不再是一个畸形，而是一个国家的不再运作良好的象征，无论是作为共和国还是全球稳定力量，都无法再次获得完全信任。

“如果你是欧洲人，那是对自己说：'如果这个自1945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指望的国家能够产生像'特朗普岛'那样不可预测的事物，而且仍然两极分化，我们怎么知道2024年和2028年会发生什么?”奈说。

毕竟，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并非无中生有的；它有很多受欢迎的支持，现在仍然如此。库普昌在他的新书中认为，美国对国际主义的拥抱和美国历史上的规范更像是一种畸变。他说，即使对于拜登总统和随后的美国领导人来说，“这也不会回到旧的外交政策上。。我们不会回到二战后出现的制度化，基于条约的系统。参议院的选票不会在那里。”到那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9月份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用旧的共识来支持华盛顿的作用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崩溃，用达勒的话证明了共和党的“特朗普化”。

也许美国的盟国中最大的恐惧是，在一个美国人曾经想他们超越的程度上，但美国的共和可能只是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循环中，其中大国变得自满和颓废，最终崩溃或消亡。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等著名的现实主义思想家长期以来一直在争辩说，美国式的自由国际主义包含着其自身破坏的种子：过度的野心和过度扩张。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写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维权思想。”“相信所有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保护这些权利应该比所谓的国家大事更为重要，这为自由国家干预国际事务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

近几十年来，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不同程度地屈服于这种冲动，从越南到波斯尼亚再到伊拉克。在2016年，特朗普意识到，正如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所没有意识到的那样，当太多美国人开始在家中失去太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快速全球化的倡导下中产阶级在消失的时候，许多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成为全球照料者，或者世界警察。拜登不太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因此，特朗普以粗鲁的方式传达了美国最深厚的传统以及美国国父们的忧虑，他们始终担心外国冲突的蔓延，并不断警告其自身的破坏性影响，包括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的兴起。最著名的是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说过，美国绝不能在国外“寻找要消灭的怪物”。亚当斯说，这样做会破坏国家的本性：“其政策的基本原则会从自由变成武力。”2016年春季，特朗普的一位高级竞选顾问告诉我，特朗普的第一场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他宣布“世界必须知道我们不走出国门去寻找敌人”），意在回味亚当斯及其前任们的指责，以及他们在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粗暴干预。

【本文来自美国外交政策杂志Forieign Policy，作者：Michael Hirsh，本文不代表本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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