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度过了没有手机的50天
2014年10月，23岁的我背上登山包，一个人从上海出发，飞行17个小时去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准备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一起，开启与世隔绝的50天。
我与坦桑尼亚的孩子们。
我出生在长沙，父母开明，从小放养着长大。小时候，很羡慕那些可以跟随爸妈一起去外地旅行的同龄人。可惜因为家庭条件比较普通，18岁之前我并没有机会踏足长沙以外的地方。所以高考填报志愿时我毅然选择了北京的学校，满足我想去远方的愿望。
到了北京之后，不安分的我开始四处搜寻好玩的事情。我加入了学校志愿者协会，每周去郊区农民工子弟学校支教，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志愿者等。我发现当志愿者，去折腾有意义的事情非常有趣。我开始越走越远，接着去了香港参加社会创新大会，去公益机构实习等。
我与队员们、坦桑尼亚的孩子们一起的合影。
2013年，我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公益机构工作，了解到了雷励国际远征。雷励国际（Raleigh International）是一个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慈善机构，1978年由英国查尔斯王子发起，旨在为不同背景、民族和年龄的雷励队员提供富有挑战性的远征。它激励青少年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服务社区及保护环境，共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在项目期间，多元化背景和国籍的志愿者们聚集在一起，共同为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个项目是针对17-24周岁的青年人，而当时我刚好23岁，立马决定要趁年轻再野一把。图为我与队员们、坦桑尼亚的孩子们。
我在坦桑尼亚的村庄，学当地人用头顶着桶。
雷励国际在尼加拉瓜、尼泊尔、马来西亚和坦桑尼亚四个国家开展远征项目。非洲的坦桑尼亚对我而言，是一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是一片充满神秘感的土地，它也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所以我毅然选择坦桑尼亚作为我的远征项目地。每一个参与远征项目的青年人都需要完成一定额度的筹款挑战，坦桑尼亚的远征需要筹款25000元，资金将直接用于帮助当地社区建设和机构的运转。
对于当时在公益机构工作，月薪只有2000多元的我而言，筹款金额是遥不可及的数字。可当我正式发起筹款，事实验证了“当你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出乎意料地在两个月时间里完成了筹款，虽然也曾遭到过质疑，但整体非常顺利。我记下了每一笔捐赠，记住了每一个支持我完成梦想的朋友和陌生人。
下飞机后，我坐上了出租车。
出发去坦桑尼亚前，我看了不少关于非洲的电影，但第一次真正双脚踏在地非洲大陆上，依然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走出机场，立刻感受到赤道阳光的灼热，热浪快将我吞噬。出租车开过窄窄的土路，堵车非常严重，司机在车里放着热情奔放的非洲音乐，车窗外人群熙熙攘攘，商贩们头上顶着各种各样的物品放声叫卖，好不热闹。
我与全体队员和工作人员的合照，我在倒数第二排。
在达市呆了一晚上后，坐了四小时车来到远征大本营的小镇Morogoro，终于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47名队员们与19名义工，队员中有一半是通过筹款来的欧美各国的队员，另一半是机构赞助的坦桑尼亚本地青年人，而我是队伍里唯一的亚裔。因为我们服务的社区大部分都没有通电，也为了让青年人专注于项目本身，不给当地社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远征期间，规定参与的队员不能使用手机。我们把手机储存在大本营后，开启了接下来50天与世隔绝的生活。
队员在使用加了净水片的简易洗手装置（Tippy Tap）。
前三天，工作人员会给我们培训户外技能、当地文化和医疗常识等。在坦桑尼亚，有50%的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源，80%的人无法使用干净卫生的厕所。据世卫组织统计，这里每年约有1000万至1200万人口感染疟疾。所有的远征参与者都被建议提前打疫苗，在项目期间还需要每天服用抗疟疾药。即使大本营有自来水，但水源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加了两片净水片后才能饮用，但过滤后的水还是会有浑浊的颜色以及奇怪的味道，开始我有些抗拒。
坦桑尼亚本地的队员围坐在右边，欧美队员围坐在左边。
除了环境上的适应，更大的挑战是融入团队。不少欧美的远征队员都是高中毕业后来远征GapYear（间隔年）的学生，他们大多都来自欧美的中产家庭，有丰富的阅历和户外经历。坦桑尼亚本地的队员则来自普通家庭，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由当地青年机构招募，受赞助来参与远征。由于语言的不通，英美国家的伙伴们讲英语，坦桑尼亚的队员讲斯瓦希里语，很自然地两个小团体分开坐，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流。那我到底要坐在哪一边呢？接下来的两个月，我时常陷入这样的选择之中，也得以有机会倾听两方队员的不同看法。
坦桑尼亚西南部的小村庄Hangomba。
培训结束后，所有队员被分成5个小队，分别去往不同的项目地进行社区建设，我的小队被安排去往坦桑尼亚西南部，靠近马拉维边境的小村庄Hangomba。小队共有3名领队和10名队员，主要任务是与当地的社区伙伴、学校等合作，根据当地的需求，改善饮水及卫生设施，提升健康和卫生意识。包括：建设卫生旱厕，洗手装置，以及提供一系列关于个人健康方面的培训。
当我们的车靠近营地，附近学校的孩子对外国人很好奇，纷纷围了上来向我们打招呼，甚至爬上车帮我们扛行李。
我与队员在营地搭建的用于洗澡的围栏（左）和厕所（右）。
我在小河沟里取水。
到营地后，我们先挖了厕所，搭了一个简易洗澡的围栏，接着去寻找水源做饭。在村庄里，生活环境更恶劣，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每天早晨先去小河沟里取水，使用过滤器和净水片后，饮用水和洗澡水依然还是黑色的，洗澡时感觉像黑色的虫子往身上爬，令人难受，20天内我只洗了两次。
远征中，所有的项目建设以及日常生活都由队员决策并执行，领队只在身旁偶尔激发灵感。每人每天轮流当队长给大家分配工作，队员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个队员都必须成为全能型选手，砌砖、做饭、挖厕所、砍柴、搭浴室，样样都得会，还要善于和当地人沟通。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小队依然很团结，也乐在其中。
队员帮助村民建简易洗手装置。
走访当地村庄后，发现很多村民和学生们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只有一半的村民会把水烧开饮用。我们经过一番商量，决定为社区中心和学校新建公共旱厕和简易洗手装置（tippy tap）。
简易洗手装置。
只要一个塑胶桶及几根木棍就可以建好简易洗手装置，它可以控制水流，基本上洗一次手只需要70ml的水，而不是普通自来水龙头所需要的500ml，很适用于缺水的非洲大陆。
我在帮当地居民堆砌新式炉灶Rocket Stove。
在当时，坦桑尼亚农村大部分居民都还在使用三块石头堆砌的原始开放式灶台，妇女和年长的孩子每天要拾捡柴火。有些地区，妇女平均需要行走10公里，才能拾捡到足够用的木材，每次平均木材负重达到20公斤以上。我们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在当地推广一种新式炉灶Rocket Stove。
我们帮当地售卖小吃的小贩建设了一个Rocket Stove。
它和国内的土灶类似，只需要二十块左右的砖就可以垒好，用炭灰，牛粪和泥土一起混合连接即可（起水泥的作用）。它造价便宜，简单方便，相对临时搭建的开放式土灶，可以节约大约40%-50%的能源，节省大量收集柴火的时间。
有一位当地的热心的村民Beny 学习了建设方法后，回家后建了一个特别精致的Rocket Stove，他很喜欢，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队员通过壁画，教居民如何搭建简易洗手装置。
社区建设是一个“授人以渔”的项目，每一个远征参与者，都会与当地的居民一起工作、互动，我们一起讨论，尝试做一些对当地社区有益的改变，传递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了更好地推广，我们在村庄的诊所，社区中心，学校都装上简易洗手装置，还在村里的公共厕所外墙上绘制了制作简易洗手装置和Rocket Stove的简单步骤。队员还会去附近的中小学向学生讲解简易洗手装置的知识，倡导健康卫生知识。
下雨时，我们借用营地旁边的学校厨房来做饭，一边讨论社区活动日的安排，一边在屋子里围坐着，等待午饭。
在项目过程中，我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队员会有大量的交流，也曾引发过一些争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作为唯一的亚洲人，也让我有机会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中间发生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小队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在坦桑尼亚，大部分本地人上厕所不使用纸巾，厕所会放一桶水。来自德国的队友Greg，希望能在当地推广大家使用厕纸，他认为这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本地队员们露出异样的表情，含含糊糊地拒绝发表意见，而一位非洲的本土领队却认为使用厕纸才是正确的。
后来了解到接受过教育的本地队员们，也从不使用厕纸，他们觉得推广使用厕纸是一件没有任何必要的事情，但又怕说出真相后，会被“西方人”嘲笑。而那位非洲的本土领队，从小跟着妈妈在非洲的一户英国家庭里长大，妈妈在家庭里当女佣，他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西式生活方式。
我与坦桑尼亚本地的队员们。
最后关于如厕的争议没有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依然延续自己的习惯。我从这中间感受到每个人的价值观以及行为习惯深刻地受到自己国家文化的影响。可能有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正确的事情并不符合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发展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援助者与受助者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殖民历史与后殖民主义的背景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与难解。
这样的冲突对我来说是一种别样的体验，这种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碰撞也让我更加深刻的理解“发展”的问题。也使得我更加理解大家，更加乐意来拥抱多元化。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远征过程中发生强烈碰撞，这些冲突成为了团队的挑战，但我们在小队里还是尽可能保持开放，互相沟通理解。
一名本地队员与孩子们玩耍。
在与坦桑尼亚当地人相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好奇及缺乏了解 。非洲偏僻乡村的孩子他们会一直盯着我看，对着我大喊Mzungu（欧洲人/白人）。本地队员和我解释说，这些孩子没有见过亚洲人，以为我的肤色也是Mzungo。看过电视的当地中青年坚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武功，常常会有当地的村民来找我“讨教”武功。
有村民抱怨中国工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也有人感谢中国帮助他们修铁路和公路，还有表示中国的商品太便宜了，他们终于可以负担得起了。事实上，以前大量非洲人民只能购买欧美淘汰很久的二手商品，在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入非洲后，他们才逐渐有机会买上新的产品，才能用上手机。后来的几年，随着“一带一路”，非洲援建，以及“made in China”商品的占有率，在坦桑尼亚的城镇地区，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的存在感。
在项目建设的闲暇之余，我们还有不少有趣的活动。清晨六点，迎着日出的晨光，爱好瑜伽的队员Hannah带我们在草地上练习瑜伽。
下午收工后，有空闲时间，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队员们约定，每个国家的队员都要做一次本国的美食，在China Day，我给大家做了中国煎饺。
我们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笑。
在偏僻的村子里，没有电也没有手机，过着简单有规律的生活，我们有了大量互相交流的时间。非洲的夜晚，四周一片寂静，繁星满天，偶尔能听到风呼呼的声音。我们生起篝火，坐在星空下聊天，分享各自的经历，了解到各国青年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偶尔也互相开玩笑，非洲队员Theo也认定中国人会武术，他总是想要撮合我与另一名懂跆拳道的瑞士队员Robby来“比武”。
我们在徒步的途中。
为了锻炼每个队员的毅力，也让队员之间建立更深厚的感情，社区建设结束后，我们重新组合新的小队，开始20天的徒步之行。所有队员每人需要负重大约20公斤的物资，包括食物、帐篷、滤水器等，徒步穿越了坦桑尼亚东北部Tango 高地。
徒步中有一个现象让我感到有趣，为了追求平等，我们的领队要求每天早上背包都要称重一次，保证每个人的负重相对一致，从重到轻大体按照以大家的身形来排列，不能差异太大。但在中国文化里更崇尚集体主义，我认为小队一起完成徒步的挑战，可以互相帮忙，所以我与很多队员都不支持每天花时间执着于均匀地分配负重上，我们认为有愿意多背一些物品的男生可以尽情的多背一些物品。
领队执行的是具有英国文化的雷励规则，更尊重个人主义，尊重平等，他们希望所有的细节照顾到所有的个人，尽可能的避免任何人会因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因为徒步时间比较长，他们需要保障全部队员的健康，防止有人出现过度劳累，尽量保证让每个队员都保持合理的平等的负重。最后，想要多背一些物品的小个子男生没能如愿，我们还是严格地保持了每个人的负重相对一致走完了全程。
非洲大地波澜壮阔的景观震撼着我们的双眼，徒步途中，我们坐在悬崖边上休息。
徒步时经常会遇到下雨天，到了晚上，大家把打湿的徒步鞋放在炉子边烤干。
不同于在项目地固定地点，徒步过程中，我们有时会住在当地的学校或教堂里。
围观我们的村民和孩子。
每走到一个村子，就会有很多村民围过来。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每个人都会大声地打招呼，招呼我们喝茶，吃东西，很渴望与我们交流，也让我有了更多与当地人接触的机会。
我与当地村民交流。
路过村庄的村民们。
我遇到的所有坦桑尼亚人都活得非常乐观，即使身处贫困中，普遍不会焦虑未来，更多追求眼前的快乐。哪怕在偏远的贫困地区，有菜市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小酒馆，人们开心起来会唱歌跳舞。大家的时间观念也不是特别强，Polepole（慢慢来）基本是挂在所有人嘴边的一句话，哪怕我们的徒步向导也会每天和我们说慢慢来，不要急。
和我接触到的很多国内的朋友很不一样，很多人都在焦虑996，很多人也会表达对未来忧虑，对现状的不满。“Hakuna Matata ”这句话在电影《狮子王》中出现过，也是最知名的一句斯瓦西里语，意思是不要担心，它完美诠释了坦桑尼亚的文化。
离开项目地时，当地学生手舞足蹈欢送我们。
我与当地的孩子。
当我也身处这样极端贫穷的环境，却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真真实实的快乐，这样的精神让我反思。我也想今后在工作中，尽可能不给弱势群体下定义为“贫困的人”，他们只是暂时生活在贫困环境下的人。面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对象，也不需要完全把对方当作受助人，因为世界上就是会有不同的人在不一样的环境里生活着。
我与队员们在社区建设点的营地前。
除了当地人的乐观精神，对我影响更深的是那些日日夜夜与我相处的队员和领队。我的队友们都比我所认识的同龄人要成熟、独立，见过更宽广的世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青年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德国队员Greg远征结束回到本国后，和他好朋友一起整理了一大批淘汰的电子产品，包括电脑、音乐播放器等等，一起寄回了坦桑尼亚给当地的学校继续使用；来自英国的队友Hannah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继续去念大学，她在英国不同的公益机构担任街头筹款大使，去不同的国家参加各种公益项目；还有一位荷兰女孩Milou，与一位当地队员Yayna很要好，远征期间形影不离，两年后，Milou回到坦桑尼亚找她，鼓励她去荷兰旅行，体验欧洲文化；而一位本地队员Genos 在项目结束后更是成功地申请了奖学金去伦敦继续念书。我时常在Facebook的远征小组里看到大家都还在积极地探索生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我与义工们的合影，右二是Clair。
身兼传播官员以及摄影师的英国中年女性Clair，利用职业间隔期来到雷励当义工，她常常主动和我们聊天，了解了每个队员的成长经历。分别的时候，她抱着我们很激动地说，“有些人会觉得现在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看到你们这些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做了这么多努力，真的非常感动。年轻人真的是世界的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的。”
在杜伦大学拍摄的毕业照。
远征结束后，我申请了去英国杜伦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决定去留学的也是在当时受到队员的鼓励，队友Tally觉得我喜欢观察，也很愿意倾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很合适去学习anthropology（人类学）。回国后，我搜索很多关于人类学的资料，去融入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去深度系统的了解异文化背后的背景和原因，这正是我感兴趣的事物。去英国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也让我机会反思了在远征中的经历。
我与我的队友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依然保持着一些联系，或许是有着特殊的共同经历，不论过多久，见面时依然保持着那份最初的友情。在英国留学时，被队友邀请去家里过圣诞，去德国旅行时，住在队友家里彻夜长谈，仿佛在世界各地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我在坦桑尼亚徒步中，坐在山崖边上。
研究生毕业后我再次回国，依然在公益机构工作。从事公益工作时常会面临很多挑战，不仅仅是低廉工资带来的经济压力，更多的是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我有时会怀疑自己的能力，也怀疑公益组织是否有能力用现有的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解决贫困，平等，教育等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与我的同行怎么可能去解决？
每当我感到失落想要放弃时，我都会想在非洲远征的经历，它重新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让我结识到了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朋友，影响了我去留学，找工作等重要的人生决定。
也回想起最初参加远征前，项目介绍里的一段话：“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正在以一种超越经济与环境可承受能力的方式发展着，这种发展方式急需变革。我们相信，所有的国家都有权利通过创新的方法实现可持续地发展。我们相信，青年的热情、能量与创造力能改变世界。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终将惠泽自己。”
在公益机构工作这么多年，我的收获的确远远大于我的付出，我将继续前行，相信所做的一切都终将惠泽自己。
作者：小舟
编辑：图拉
图片来源：小舟、Adam、雷励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