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致谢”走红，寒门子弟上名校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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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微澜图书馆
撰文：王霜霜
编辑：沈佳音
“身处命运的漩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么的身不由己……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博士生黄国平论文的致谢部分在网上热传。他在文中回顾了自己历经家人离世和贫困交加，如何一路走出小山坳，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网友。
黄国平博士论文致谢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而贫穷则可能让人失去希望。家徒四壁，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是晚上最开心的事。”读着他用心敲出的一字一句，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那些苦学的打工子弟。他们也拼劲全力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依然十分困难，成功者如把几粒芝麻扔入大海。
“如果你最后能够被录取的话，我就给全上海的狗缝一条裤子。”王新月收到世界联合学院（UWC）的面试通知后，妈妈还在打击她，对于在上海打工的父母来说，出国留学简直是异想天开。
此时，王新月已经走到辍学的边缘了。她8岁就跟父母从安徽来上海了，再回去，她已无法适应老家的学习和生活。回到上海，没有户口的她只能去读成人高中。“教得太简单了，我随便考一下就能拿奖学金，很没意思。”她宁可和发小去卖西瓜，也不愿意去上学了。
面试后，王新月一遍遍地刷邮箱，没有消息。2011年4月1日，已经过了原定的发榜时限了，王新月不甘心，又打开了邮箱。一封信正躺在里面，是期待已久的录取通知书。王新月很兴奋，立刻打电话告诉了辅导老师、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
2001年，彼时还是复旦大学学生的张轶超在王新月所在的打工子弟学校支教，认识了她。教室连一块黑板都没有，上课只能用捡来的粉笔头。她家住在一间用木板和石棉瓦搭的简易房子里，旁边还有一条臭水沟，夏天下暴雨，屋里进水，全家人要一盆一盆往外舀水。他很吃惊，当时就在想，对于这样一个孩子，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而今，王新月不仅被录取了，还获得了41万左右的奖学金，供她去加拿大完成两年的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她又被加拿大最好的大学之一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录取，依然是全额奖学金。王新月是久牵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学生，也为这些打工子弟打开了另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迄今为止，久牵已经有十几名学生被国外的高校录取了。
“这辈子完蛋了”
王新月妈妈和张轶超在楼上吵得不可开交。张轶超让王新月尝试申请出国留学，王新月妈妈认为这是在耽误孩子，她不能理解一向令人尊敬的张老师这次怎么这么不靠谱。
这是认识十年来王新月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和张轶超发生口角。“我妈跟老张本来关系是很好的。”
2006年，张轶超正式创立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这是一个专门为8—16岁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少年儿童提供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王新月三个兄弟姐妹从小就泡在那里。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铁超（受访者供图）
这次是因为关系到了王新月的前途。王新月不是所谓的差学生，初中的一次区统考，她的语文还曾考过上海市杨浦区第七名。但初中毕业后，她要么回老家读高中考大学，要么留在上海读成人高中，以后再通过自考上大学。
王新月选择留下，因为六年级时，她曾回老家读过一段时间的书，但是完全适应不了。
然而，成人高中的课程让王新月觉得太简单了，即使连续两学期拿奖学金也很没劲，不愿意读了。看她整天在外面“混来混去”，父母觉得这个孩子“这辈子完蛋了”，还说“你没戏了，你弟弟妹妹还上学呢，你不要在家给他们做不好的影响”。
这时候，张轶超提供了另一条路。2009年，张轶超收到一个志愿者的来信，问他有没有考虑过让这些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高考的孩子去国外留学。他很快回复这位志愿者说，“不可能，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资金”。这个志愿者告诉他，有一所叫做世界联合学院的国外学校可以提供全额奖学金，但前提是“你足够优秀”。
张轶超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新月，王新月愿意试一试。2010年暑假，张轶超还特意把她和久牵另外两个愿意申请的学生送到了北京免费学托福。
小学毕业时，王新月才学了一些简单的英语单词，和上海普通的高中生差距很大。张轶超对王新月的要求是托福成绩至少80分 （满分120分），能够流利地参加英语面试。即使不考虑经济压力，父母也觉得出国留学是天方夜谭。
从北京回来后，王新月索性搬到久牵住了三个月，突击学英语。不过，她的托福成绩依然不高。但张轶超还是鼓励她试试看。最终，王新月递交了申请书，而同去学托福的另两个学生放弃了。
“你很关键啊，王新月，你肩负着后面很多人的命运呢。”2011年初，张轶超陪王新月到北京参加UWC的面试。
林兰兰是王新月在久牵的师妹。正是王新月的成功让她看到了希望。4岁时，林兰兰跟着父母从河南周口来到上海，爸爸收废品，妈妈做保洁，周围的邻居有修车的、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摆摊做小生意的。八九岁之前，林兰兰都不知道上海的市中心长什么样子。直到第一次被家人带着去了城隍庙，她才有了对上海的初印象，原来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很多”。
对于老家，林兰兰记忆不多，唯一能想起的就是小时候整天被奶奶关在家里剥玉米。在河南时，林兰兰一直没有上学，到了上海，爸妈也没急着为她找学校。爸妈白天出去工作，姐姐上学，她要留在家里照看弟弟。直到弟弟可以上幼儿园小班了，她才一起上了大班，但实际上，当时她的年龄已经足够上小学。
刚来上海时，林兰兰一家租的房子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五口人就挤在这一张床上。后来，她和姐姐渐渐大了，家里才换了一张高低床，爸爸妈妈和弟弟睡在下铺，她和姐姐睡在上铺。记忆中，他们总在搬家，经常住了一段时间，突然房东说不让住了或涨房租了，爸爸就骑着三轮车拉着行李带着他们去找下一个住所，最多的一次，他们在一周之内搬了五次家。
与王新月一样，林兰兰初中时才正式开始学英语。不过，她很喜欢英语，因为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里，她觉得英语很重要，所以每天早上五点多，她就起来学英语，中考时，她英语考了142分（满分150分）。
初中毕业后，林兰兰在上海读中专，但她不甘心。沿着王新月的路，林兰兰也拿到了UWC 的全奖，后来进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这是一所加拿大前“三强”的大学，曾经培养过4位加拿大总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穷孩子与富孩子
面试世界联合学院时，林兰兰旁边坐的都是国际学校或者重点高中的学生，他们有人可以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有申请过十几个专利的，看起来都是“很有见识的感觉”。但她并不怯场，依然表现出一副很自信的样子。在小组讨论时，有一个题目是：“假如你是一个村子里的村长，村子里发生了灾难，你只能带一个人。你会选谁？”
林兰兰的回答是“音乐家”，她想起之前在久牵的电脑里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有一个场景是大家都从泰坦尼克号逃到救生船时，为了活命，所有人都拼命奔跑、人挤人。这个时候有四个音乐家开始拉起了小提琴，大家听着小提琴就慢慢静下来了，不像之前那么慌张。“我觉得这是音乐的力量。”她对面试官说。
久牵曾经组织过一个名叫“放牛班的孩子”的合唱队，灵感来自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克莱门特用音乐打开了一帮乡村“问题少年”的心。张轶超觉得音乐也许不能改变人生，但至少可以让人生更丰富一些。王新月、林兰兰都曾是合唱团里的核心成员，一起参加过各种比赛，从小的影响让林兰兰觉得音乐对于人来说“蛮重要的”。
“放牛班的孩子”合唱团在演出（受访者供图）
张轶超后来也跟UWC的面试官交流过为什么会选择久牵的学生。面试官说，他问了很多学生，你们将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念书？大多数的孩子会回答，我将来想成为一个企业的CEO，或者说想成为一个科学家，想做一个医生、律师等等。但王新月的答案不一样，她说，她“想做跟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要拍纪录片，让大家去看，在看的过程中改变人们的想法”。
王新月从UWC面试出来，张轶超就告诉她，你与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这是你最大的优势。在选拔学生时，UWC不论贫富，多元化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公益活动之外，张轶超在上海一所国际学校当老师，那里的孩子从踏进学校的那一刻，就注定以后是要出国的。他教授知识理论课（Theory of Knowledge，简称TOK），TOK是国际课程体系IBDP的一门核心课，其目标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建立跨学科跨文化的多元化视野。
经常会有人问张轶超一边给富孩子上课，一边给穷孩子上课，反差是不是太大了。张轶超觉得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他一直希望两个群体能多交流。“观点的冲撞，意见的冲突，才能对教育有意义。因为教育就是希望让不同的个体去认识到各自的不同，让个体变得更加宽容，变得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视野上去理解自身、理解人类。”
张轶超在国际学校的很多学生会来久牵做志愿者，而久牵的孩子也不只是帮扶的对象，他们也是志愿者，必须用自己的志愿服务来换取教学服务、活动资格以及各种礼物。
服务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微澜图书馆北京5馆小读者的冰棍棒摘抄 （摄影：廖细雄）
他希望每个孩子在回馈社会帮助他人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从而更加自信，更加相信自己有力量改变自己，甚至影响他人和世界。
从初三开始，林兰兰每个暑假都要去云南、江西等地支教，组织志愿者活动。她给那里的孩子讲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那边小孩子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在乡下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对大城市、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他们的眼睛都放着光。”
用把几粒芝麻扔进大海
王新月被录取后，很多人告诉张轶超“这是一个奇迹”，但张轶超却在心里问自己，“这真的只是一个奇迹吗？”“这不应该是一个奇迹，”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它也可以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的事情，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土壤，我们让他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让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信心。”
王新月的弟弟申请了三年UWC才成功，最终他们家三个孩子都出国留学了。
“如果你父母可以帮你付全部学费的话，那你进这个学校的几率会大一点，虽然国外大学都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它不可能有那么多钱让你免费上。所以像我们这种只能靠奖学金的，整体录取的几率是比别人要低的。”林兰兰觉得自己很幸运，当时申请UWC时，学校给她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否则她绝对不会出国的，因为剩下的费用也是她的家庭承担不起的。
久牵的另一名学生就曾拿到了UWC的半额奖学金，但那个学生还是放弃了。
张轶超也不认为久牵送十几个孩子出国就是成功了，这是他们十几年的成果。这个概率十分之小，如果把他们放在几千万随迁子女的整体基数中，几乎相当于把几粒芝麻扔进大海。
林兰兰的弟弟中考后去技校读了汽车维修。“我弟弟英语不好，但他数学不错，动手能力也不错，一直代表他们学校参加上海的汽车维修比赛之类的。”林兰兰说，张轶超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有很多的可能性。
如黄国平在“致谢”结尾所写：“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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