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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虎妈猫爸》到《小欢喜》，再到近期热播的《小舍得》，“鸡娃”“育儿内卷”“教育军备竞赛”等词频频出现在大众眼中。家长们想尽一切办法“鸡娃”，但大家似乎忘了教育的核心是“教育”。这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Doepke）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研究发现父母的育儿风格，与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为此，他们出版了专著《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4月23日，格致出版社携手联想锁屏，在北京联想未来中心举办了这本书的读书沙龙，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博士深入分析了这些育儿焦虑到底从何而来，并分享了自己对“好的教育”的看法。
咱们今天做读书分享的地方，就座落在中国教育和读书最焦虑的地方，海淀区。有人说中国教育看海淀，我作为在一个海淀区读大学，在这里工作、结婚和生孩子的人讲如何抚育下一代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事情可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我到现在也还在摸索。但是，我主要是做教育政策的研究，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不平等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今天养育孩子跟自己小时候很不一样？为什么孩子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好像还不够？为什么一下课一下班就要把他们送到辅导班去？这个世界就“有病”，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辛苦？所以我们大概需要把这个时代搞清楚，我们处在什么坐标体系当中。从美国到中国，无论富裕还是贫穷，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希望孩子快乐成长。有可能我自己长大充满了艰辛，从农村到城市，从外地到北京，总之我们习惯了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方进入到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地方。我们习惯了过去40年都是慢慢地成长，跟着社会一起成长，可是到今天，好像这种成长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自己的位置就保不住了。我们希望孩子快乐，这一点在今天似乎成了一个特别难自然而然达到的目标，又要让他们有所成就，但是现在的方式千差万别。我们赚很多钱，但是买不来对孩子的教育，我们自己很聪明，有些人是数学、文学、科学方面的天才，但是对于教育来讲，最让人失望的就是我们的智商没法遗传。你绝对不能保证你聪明，你的孩子一定聪明。财产可以继承，智商没法继承，所以你只要生一个孩子，一切从头开始。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在这本书里开篇有这一段话，我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当我还是孩子时，常常逛到太阳落山，自己去决定找哪个朋友玩，没有人会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当我们成为父母后，却为孩子报音乐课、体育课，可能还要报美术课，连跳绳也得报班。我们要督促孩子做这些事情，还要做家庭作业。以前做家庭作业是自己的事儿，什么时候一个孩子的学习变成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事儿。今天在城市里，一对年轻的小夫妻生孩子就意味着，双方老人的家庭开始解散，你要把老人调过来给你带孩子。为了育儿，让不该在一起的人在一起，该在一起的人不在一起——婆婆和儿媳，其实不应该在一起，就因为要养孩子才在一起。如果说跟过去相比较，我们最大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我们变得有钱了，你想报课要花钱。真的是钱多得花不了，非得花在孩子的课外班上吗？肯定不是这样。亲子关系首要的是爱他们，我们尽可能地为他们在社会上立足做好准备。我们无法用一个确定的关系将教养、决策和社会平均收入联系起来。到底富人的教养方式出了问题，还是穷人跟不上节奏和步伐？我们把极端的富裕和极端的贫穷两个现象放一起解释，会发现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关键因素，一个是孩子未来收入水平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成功。这句话看着比较复杂，实际上解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当一个人必须通过学校教育——简单地来说，就是通过文凭来决定你的能力，以及你未来的职业，甚至是收入的时候，那么学校是不堪重负的。育儿这个事情一定也是不堪重负的，如果这个社会不开放更多其他的途径来筛选人才的话。这使得我们的育儿变得越来越内卷和焦虑。第二个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程度，就是名额有限，而且投放的渠道是非常单一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之间的关系，不平等程度很高，教育回报率也很高，就是贫富差距特别大，而且这个社会大量的机会是分配给那些有高学历的人的话，你对孩子的教养一定要求他出人头地，而且把它当作改变家庭命运的唯一方式。如果一个高中毕业生和一个硕士毕业生收入差距不太大，一个大学的清洁工和教授收入差距不会差10倍，就差三四倍、四五倍的差距，这个就是教育回报率低，你对孩子就相对宽容。将来当一个保洁，过一个基本体面的小康生活也没问题，那么焦虑育儿干吗？如果不平等程度很高，教育回报率却很低，你只能认命，读书也没啥用，也不会带来更高的收入，你认命就好了。当我们看到以前那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一个人只要以压线的成绩到高中毕业，那么18岁以前的事情大致不会对人生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今天不会这样。今天我们的孩子为了升大学，现在有一个东西大家要关注，就是综合素质评价。我们对一个人全面的考察分布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你时时刻刻不敢松懈。现在就是赢者通吃，时刻不敢松懈的人可以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率。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我们父母要随时担心每个方面落后于别人——音体美、语数英，甚至还有综合实践都不要落后于别人，因为全部都要体现在你的评价体系当中，以前只要学好就行了，剩下的部分一片空白。
其实对人有一个留白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把评价体系做得那么细致，教育领域学了很多企业的KPI体系。“KPI”这个词，我2013年在富士康做研究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后来我发现十年间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KPI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从企业演化到教育领域，就使得整个教育领域都以绩效考核作为根本。当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老师一定会对学生进行绩效考核。绩效就是有效的成绩，它的英文是performance，另外一个翻译叫做表演。当我们全面采用这种绩效的评价方式时，我们其实不堪重负。当这种高等教育成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必要先决条件时，读大学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读本科还不够，必须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就读博士。2021年中国的博士招生人数达到了12万人，我们需要这么多博士吗？这是这个月的最新数据，过去连续这几年一直都在扩招，它建立这样一个认知，就是学历越高越好。在更多高学历人才参与就业竞争，也使得用人单位会提高对于每个岗位的学历文凭的标准。其实有很多岗位，本科毕业就足够了，非得要博士毕业的，人家也不要求要多工资，所以这个内卷就是全面地开展。所以我们就要求孩子在学校要取得不俗的成就，家长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构建更好的制度，最好做到儿童机会均等。人人应该生而平等，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的理想。对于儿童来讲，（尤其）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尽量地要让他们与其他人拥有相同的机会，以便造成社会流动，待遇不平等别那么加剧。有一句话让我们新手父母不得安宁，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孩子2岁的时候好多英语培训机构给我发广告，我牵孩子手走在路上，（他们就跟我说）你孩子应该学英语了，我说不用学，母语还没说好。他说这个家长，你得改变观念，我说你们要改变观念。他们在不断加大幼儿之间的差距。这是这个社会最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就是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最后导致什么？我们在孩子身上看不到未来，整个社会就没有未来，教育再怎么改进都没有用。孩子慢慢长大就要幼小衔接，然后中学、小学的衔接，中学和大学的衔接，中学会开大学的课，一步一步把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儿挪到上一个阶段来。 幼儿干小学的事儿，小学干中学的事儿，中学干大学的事儿。然后大学就开始去实习找工作。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赶，所有的竞争都是在一定人群数量，以一定名额发放的方式进行竞争，你得的多我就得的少，你上去了我就失败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就变得这样残酷。
如果我们指望构建一个好的制度，只是在高考或者考试上下工夫的话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爱、金钱和孩子》里说，在一个虚构的国家，一个人的成功取决于他16岁的考试，更进一步讲，这场考试跟现实社会无关，考试的功能在于提高未来收入水平，人们可能有强烈的动机让孩子为考试努力学习，为他们请辅导老师或者让孩子参加应试的填鸭式学校。
然而社会整体变得更糟，因为所有的学习和死记硬背都没有什么收益。当然努力学习确实让孩子找到心怡的职位，但是代价是另一个孩子被抛弃。一次考试定终身，重要到如此程度，那么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博弈的结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育孩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定了什么目标，孩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确实是一种可投资的资产，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生了他就是爱他。他体现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繁衍的本能，是群体爱和个体爱的表现。父母不仅关心现在的快乐，还关心他未来的成就，但是这有约束条件，就是财务、时间、能力和知识，都是养育孩子面临的外在约束。这种约束就使得我们产生了分类，第一个类型就是专断型的教育方式，就是对孩子实施严格的控制，用一系列行为准则控制孩子的行为和态度，强调更高的神圣的权威。规则不需要被解释、被理解，只需要被遵守，将遵从看成是美德，用惩罚和强迫的方式来训练意志。专断型的对立面是放任型的父母，他遵循放任的方式，让孩子自主决策，独立，以非惩罚性、接受性和肯定性的态度对待孩子的冲动、欲望和喜爱。那么介乎二者之间的就是权威型的教育方式，这种父母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命令和约束，而是通过说理。父母企图以理性来引导孩子的行为，努力教他们互相让步，和孩子分享他们的方针道理。当孩子拒绝时，征求他们的反对意见，发生分歧时不会对孩子施加控制，也不完全强制孩子接受成年人的观点。用中国人都能明白的话来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父母，先走个程序，但最终决定权在父母手里，父母会巧妙地进行理性的引导。 虎妈确实很有名，养育出两个似乎很成功的孩子，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想到一句话，谁笑到最后谁就是笑得最好，这一生还没过完，是谁真的不一定。是不是今天成功的人，明天也一定成功？今天失败的人，大概明天成功的几率更低。所以没有办法，我们不焦虑是不可能的。那么在育儿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济不平等是我们选择更宽松还是更密集的教养方式的决定因素。
为什么现在读书越来越贵？虽然中国在2007年全国都实施了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没有带来养孩子或者孩子的教育支出的下降。我们会发现，原来学费的价格是随着富人的需求增长而增长的，因为他们付得起这个价格又抱怨学校的课程过于平庸，就使得这些供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贵。其他人也跟着绑上军备战车，所有人都要在这方面投入。还有育儿时间，在座的各位女性应该深有体会，就是育儿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每天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要高两个小时左右。拥有博士学位的母亲没有一个不参与，都是很隆重地参与孩子的教育，而参与的人当中有一半是权威型的。
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工作的时间更长，同时还要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不是因为她们在工作当中挤出时间，而是她们牺牲了自己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被挤出来教育孩子。跟老家我的同龄女性相比，她们比我过得快乐多了，我一天到晚忙得要命。我们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呢？给出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发达国家，尤其是以欧美发达国家作为蓝本，我们会看到，也一样在中国上演。我们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好的幼儿园决定上什么好的中学，好的中学决定上什么大学，所以孩子刚出生就是算高考倒计时。
公立学校的作用就被这本书的作者加大确认，就是公立学校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工具，更是增强凝聚力，加强国家的稳定。孩子在学校与同龄人交往，甚至不同阶层的交往，可以让他有更温和的价值观，不能太单一了。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当经济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学校可能最重要的是别太听从于经济指挥棒的作用，应该有一种独立的价值，让学校不是那么把父母之间的差异完全接纳到学校去，这种学校相对来讲会更温和一些。这就是学瑞典和芬兰。
如果我们无法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我们是否可以改变学校的压力型教育的程度呢？学校强调团队合作和水平教学是不是更好一点？其实读完这本书，我发现就是别太强化标尺竞争，就是给孩子多点机会。我又发现另外一个问题，我小时候允许留级，小学可以读七八年，初中也可以读三四年，今天全中国都不让留级。原来觉得这个孩子跟不上留级多正常的事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但是我们非要要求这一批人全一样，一块过所有的坎，那怎么可能呢？最后就变成这样一个故事，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熊。一个人说：“我不可能跑赢一只熊，我只要跑赢你就行了。”总有一些人要从这个学校里面被甩出去的，所以学校就变成不断往外甩人的机构，而不是不断接纳所有不同的孩子的机构。所以倾向于这种竞争的教育方式类似于无效率的竞争，每个人都活得非常辛苦，都在强调我要胜过别人，最后可能就是最大的浪费。如果一个教育系统强调公平竞争和淡化成年前的竞争，就是18岁之前淡化竞争，使得每个人从容一点，因为18岁是成年的阶段，18岁身心才准备好。身体、心理没有准备好的时候，稍稍让他们喘口气，这是比较好的安排。如果改变不了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安排，也改变不了学校的压力，那能不能改变自己家庭教育决策的安排和育儿方式呢？我相信这一点可能是需要自己给自己减负，让自己有一些放松的余地。我们今天大量是倒挂，18岁成年之前一刻也不敢放松，然后告诉孩子你考上大学，你就玩去吧，实际上上大学根本不可能玩。国外有很多很好的家庭是孩子上大学以后才叫人生的挑战刚刚开始，你要学会熬夜，学会一周看800页的书。我们今天完全是反的，很多人很疲惫，进入大学以后感觉很迷茫，就是成年之前的过度竞争消耗了此生最主要的精力和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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