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县”的陪读妈妈们
“年纪轻轻就过上了老年人的生活”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甘肃会宁县的坊间有时会流传着一些八卦新闻。
谁家的媳妇儿跟人跑了，谁的孩子没人管了，谁又扔给孩子一包方便面着急去跳广场舞了，谁家老人吃不起药晕倒了......
这些流言的主人公，还有另一个身份——陪读妈妈。
早在决定去会宁之前，作家安蓝就听说过这些轶事，她心里也犯嘀咕，这样算哪门子的陪读？当她也带着儿子涌入会宁后才发现，穿插在陪读故事中的八卦新闻，只是部分绝望主妇求生时选错的路。买菜做饭，洗衣收拾，陪送陪接才是大部分陪读妈妈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人生。
在干瘪枯燥的光阴中，这些从农村进城的妇女们常年和在外养家的丈夫分居两地，只能独自熬着而立之年的时光，等待，发呆，绝望，孤独，一切只为了一个目标——让娃考出去。
安蓝没料到会宁的陪读大军居然那么多。县里能看到的商铺饭馆、菜摊子、洗车行的老板，甚至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里，上至古稀老人，下至壮年男女，都可能是陪读大军的一员。
会宁地处甘肃中部，十年九旱，苦甲天下，2020年刚刚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会宁也是闻名全国的“状元县”，素来倡导“三苦两乐”精神，即“领导苦抓、家长苦供、社会苦帮、教师乐教、学生乐学”。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种地和读书是会宁人无论如何都不能马虎的大事。但为了孩子能用知识改变命运，农民们撂下锄头，卖了牲畜，荒了土地，跟随孩子浩浩荡荡地进城了。
据会宁官方数据统计,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全县有20.4万人参加高考和大中专考试，13万人考上大学，其中2001年甘肃的文科状元和2007年甘肃省理科状元分别出自会宁一中和会宁二中。另一组数据则显示，会宁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有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达149人。
安蓝的儿子参加了2019年高考，班里50多名学生，只有1个学生未上一本线。除了她儿子以634分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学院外，班级不乏考入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的学生。
亮眼成绩的背后，除了学生和老师奋力一搏的努力外，还有庞大的陪读军团。
上世纪90年代，会宁“陪读现象”开始冒头。2001年全国农村开始推行“撤点并校”后，乡村学校在短时间内大量关停，由农村到县城的陪读群体越来越壮大。近年来，“陪读热”又逐渐从阶段陪读向全程陪读转变，短则陪读高三一年，长则自幼儿园起，如果家里不只有独生子女，陪读的时间甚至可以长达十八年。
截至2020年，会宁县的常驻人口40万，粗略估计陪读人口近4至5万。如此，以学校为中心，逐渐出现了红砖水泥砌起的棚户房，由于住的人多为陪读群体，这些地区又被称为“陪读村”。
奔向会宁
上高三前，安蓝的儿子石芝和决定转学了。
石芝和一直都在白银市一所中学读书，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
升入高三前，石芝和次次是班级第一名，经常同第二名相差几十分。没有竞争力的环境让全家都摸不准他高考会是什么结果。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安蓝和石芝和两人来到了会宁。
会宁一中是甘肃白银市生源、师资和高考成绩最好的学校之一，这里的种种都与石芝和从前的学校不一样。
一中留给高三学生的午饭和晚饭时间并不长，晚上6点15放学，6点45就要回到教室背书。一向慢性子的石芝和来到这里，光是吃饭的作息就适应了很久。从起初要吃20分钟晚饭的全班“吊车尾”，到后来10分钟就结束战斗，6点25开始背书。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不同于高一高二的学生，高三学子们每天都需要在班级宣誓，一直到高考离校的前一天。2019年毕业于会宁一中宏志班的贠启伦就是班级的领誓人。每日早读前三分钟，贠启伦会站上讲台扯着大嗓门领着全班宣誓。
领誓人一句，讲台下的学生们都站在板凳用力地跟读一句。有一天贠启伦带着同学们喊：“生前何必久睡！”“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死后自会长眠！”
除了宣誓外，紧张的高三学习气氛也弥漫在学校的各个角落，其中一项不成文的传统就是：跑起来。
小跑着进出教室，小跑着上厕所，能小跑起来的一切场合最好不要走着。有时候在平时没有老师看的地方，学生就走着。结果，突然响起副校长特别大的声音：“跑起来！”所有人都跟后面有狼追来一样，疯狂地跑起来了。
“他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时间，早点进入到教室，早点进入到学习状态，不管它是一种形式主义也好，还是你觉得它是一种没有必要的东西也好，但起码那个东西能给我们制造一种紧张的氛围，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学习是最重要的，我们不会松懈下来。”贠启伦说。
贠启伦在誓师大会中领誓。（受访者供图）
适应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要面对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石芝和作为曾经的第一名在第一节数学课就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那节课上，老师布置了几道随堂题。石芝和一看，这种难度在从前的学校属于高段位的难题，当他成功解出，正得意满满地环顾四周后，发现全班同学都已经解出来了。“当时老师讲完这道题还说这个一定要掌握好，这是高考最基础的题时，我简直震惊了。”
一下钻进了都是尖子生的环境，石芝和心里产生了落差。他申请坐到教室的第一排，这意味着他必须保证每天所有科目的作业都一字不漏地写完。
即便是对新的环境适应得差不多了，但石芝和的慢性子却不容易改变。他可以保证自己做的题都是对的，但唯独速度上不去，只能留下大部头的作业回家熬夜赶。第二天拖着疲惫的身子继续重复。
作业、压力、焦虑、睡眠不足同时向他压来，他选择向自己最信任的母亲安蓝求助。
安蓝作为一名作家、心理咨询师和家庭教育指导师，是大家口中的“文化人”。除了照顾儿子的日常起居外，她每天早上都会沿着会宁的祖厉河跑步，空闲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后来安蓝将自己在会宁的陪读日记集结成书，出版发行，名为《陪你云开见月明》，记录了陪读生活的点滴和家庭教育的理念技巧，希望能被更多的母亲们看到。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但并非所有的陪读妈妈都跟安蓝一样。会宁的陪读大军中，大多数妈妈只有初中学历，有高中文凭都很少，她们更多的都是不知拿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办。
陪读村
放学铃响起，学校大门一开，学生们从各大校门口一泻而出，抢着这只有四十分钟的吃饭时间，飞速向家里狂奔。
沿着会宁一中马路对面的巷子往深了去，就到了一片“城中村”内的学区房——“陪读村”。长长的巷子里每隔几步就挤着一个红砖小院，一个小院内，少则四五户，多则十几户人家。
近两年县城发展，许多违规建筑都已被拆迁，只剩下土块和砖块堆积在附近。鳞次栉比的高楼小区建满了东山脚下，然而许多从会宁各村里来的陪读家庭，却很少有人能住得起楼房。
会宁最大的“陪读村”就建在山与山的沟壑中，被周围的林立高楼环绕。从高处往下瞰，是一排排挤成堆的平房，墙挨着墙，门靠着门，偶尔还能看到干旱光秃的山坡上趴着一只羊。
推开卷帘门，一户人家只有十平米左右，没有窗户，挨着黑黄的墙面是一张高低床，一张小桌子，再架一个可以生火做饭的小炉子，就是这些陪读家庭的标配了。
石芝和观察到，许多农村陪读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几乎百分之百，所有的支出都用于吃饭温饱。近几年会宁物价飙升，一盘炒土豆丝在兰州卖几块，在会宁却要十几元，水果价格更是飞起。
不过，会宁对贫困生有专项资助，也有社会爱心人士的助学资金。
不论什么条件，所有的陪读妈妈们只有一个目标——让娃考出去。但当陪读妈妈们生活中的主色调全部变成了孩子后，她们看似大把的空闲时间全部被接送、做饭等家务打碎。许多人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一部分人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在县城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来源和养家的重担都压在了家里种田和在外打工的男人们。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久而久之，虽然深知丈夫的不易，但不平衡、抑郁、孤独仍会从陪读妈妈的心底冒芽。
蝶逸是从村里进城的陪读妈妈，丈夫是司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两三个月才能回一趟家，家里两个孩子，老大三年级，老二一年级。今年是她陪读的第四年，虽然家庭条件不错，早早在县城买了房，不用节衣缩食，但生活状态的断崖式突变也对蝶逸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来会宁之前，蝶逸在朋友的服装店上班，工资高，时间宽裕，日子过得也开心。转眼老大要上幼儿园了，丈夫还要开车，完全把孩子交给老人也不放心，蝶逸只能选择当陪读妈妈。
每天早上蝶逸把前一天做好的早点热一下，孩子们吃完后去上学。由于学校错峰上学，她不得不先骑车送老大，再回家接上老二送到学校。早上一轮，下午一轮，每天如此。来会宁半年后，蝶逸感觉自己患了抑郁症，和丈夫打个电话都会一点就着，控制不住情绪时也会打骂孩子。
“每天除了娃就是娃，两点一线地接送，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也没有朋友，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一下就不行了。”蝶逸说。
蝶逸开始了自救，她主动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去工地做些体力活，去摆宴的饭店端个盘子，偶尔发个传单。补贴家用的同时，她结识了更多和她一样的陪读妈妈：有人家里有五个孩子，过着鸡飞狗跳的日子；有人带着两个孩子的同时还做环卫工；有人家里没见过菠萝，买不起水果……蝶逸慢慢想开了，“原来我过得还不错”。
虽然安蓝只在会宁陪读了十个月，但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儿子最大的难题就是熬不完的夜，写不完的作业。如果未完成，第二天的课就会如同读天书，焦虑疯长，压力蔓延。
在连轴转完四个月后，石芝和在屋里崩溃了。安蓝也只能在屋外自己抹完眼泪，换着法儿地进屋安慰孩子。而得知丈夫在家里腰间盘突出，连裤子都没办法自己脱时，安蓝心急如焚，更是感受到了一个家庭分隔两地的无助。但为了孩子能够有个好的前程，吃再多苦，受多少难，她都能忍受。
“年纪轻轻就过上了
老年人的生活”
2019年的一天，开广告公司的岳剑在朋友圈发了一则发传单的招聘，没想到涌来了一大批陪读妈妈。结束后不久，一些勤快的陪读妈妈偶尔会跑到公司替岳剑打扫卫生，有的人用毛线钩了一朵花送给她。接触得久了，岳剑发现了陪读妈妈的难处。
家里有几百块钱的时候，要揉碎了计划到每一天，整日最常做的饮食便是炒洋芋菜——洋芋疙瘩配上自家种的菜籽油，买一两块钱的青菜都要犹豫很久。至于肉，一年杀一头猪放到腌缸里，炒菜时挖一点猪油。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大家都缺钱，既然她们手这么巧，不然就成立个手工作坊，工作时间灵活，做点东西出来还能卖钱。”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就这么办起来了。
收到了第一笔钱后，有一位妈妈花了二十多块买了两个杂牌子的汉堡，一个给了岳剑，另一个留给了孩子。“当时我既心酸又好笑，这家人的娃都没吃过汉堡，这回算吃到了，感觉大伙没白忙活。”岳剑说。
现在手工作坊固定的陪读妈妈们有几十个，遇上活多的时候，岳剑能招呼到几百号人，能做的东西越来越多，比如手织发卡、老虎枕头、儿童鞋等。岳剑也开始请老师为大家培训，不光是手工技术，还有语言表达、认知、基础营养学、如何同孩子交流。
岳剑发现陪读妈妈大多文化不高，腼腆朴实，不爱交流。在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恶言相向，怎么难听怎么说。陪读妈妈们和这位她们心中的“岳姐”接触时间长了，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培训后，逐渐改变了很多。
对于坊间的八卦新闻，会宁本地人都见怪不怪。“她们在农村老家除了干活种地，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孩子，伺候忙了一天的老公。一下子来到县城，整个世界就被打开了，只要有人对她们好一点，‘一碗麻辣烫就能骗走一个姑娘’ 。这也是农村陪读妈妈的困境。”岳剑说，“就像我们在水面上，她们还在水下挣扎。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让这么多劳动力有事可做，也是我办这个公益组织的初衷。”
蝶逸是最早加入手工作坊的一批人，现在已经成了编织组的组长。她的日常不再是只围着孩子，在零碎的时间里也可以做些手工打发时间，补贴家用，抑郁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对孩子和丈夫都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耐心。
下午两点半，太阳正毒的时候，蝶逸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学校，再返回家中，赶着做完几个手工后，就要忙着做晚饭了，接着陪着孩子们写作业，睡觉，等待第二天的来临。
能一直陪在孩子们身边，一起成长，这填补了蝶逸自己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的遗憾。这也是她认为自己陪读最大的价值。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还是能挣钱，有事做。”蝶逸形容她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本身正是劳动力旺盛的时候，却年纪轻轻就过上了老年人的生活。”
岳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还要养活一个广告公司和员工，但现在的销路渠道不够，销量也不好，让她变得力不从心。尽管她跑遍了北京、上海，也开拓了网店的销售渠道，前后搭进去了几万块，但带领大家挣钱这件事，仍然不易。“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从水下爬上来吧。”
陪读结束，娃也就离家了
安蓝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对孩子们的学习不重视，只希望女儿能早点挣钱。因此，安蓝放弃了高中而选择了技校。毕业后，她在当地煤矿干了十年充电工，为矿工发矿灯，给矿灯充电。之后，她又调到联队当了办事员。不管在哪里，她都没有放弃自学。期间，她拿下了兰州大学的文凭，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等资格证，之后进入文学圈，加入省作协，开始写诗、文学创作。
“我以前对于上不上大学，其实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就是进入了这个文学圈以后，我才深刻认识到，原来考上大学其实就是升级跃迁的一个途径。你通过这个学习就是能进入到更高层次的这个圈子，接触到更高层次的人，能遇到更有趣的灵魂，更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安蓝有时候就会对儿子现身说法，“你看，妈妈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
甘肃摄影师王兴国曾于2015年和2017年实地探访过会宁的陪读村，他曾在采访中问及，既然陪读这么苦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他收到的最多的回答都是“为了娃娃”。
岳剑创办的会宁陪读妈妈手工作坊。（受访者供图）
走访拍摄结束后，王兴国写了一篇会宁陪读的探秘纪实，在文中他列举了会宁家长非陪读不可的理由：“为了能让孩子吃饱、吃好”“有利于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学习空间”“为了追求优质的教育资源”“为了获取进县直小学一年级就读的硬件”“为了方便监管孩子”。
会宁的许多学校都有可以住宿的条件，然而走读的学生还是占了很大部分。
在石芝和的班上，选择住校的同学不会超出个位数。安蓝担心住校以后儿子只能吃食堂或买饭，营养会出问题。日常洗衣收拾，后勤保障都要费时费力，同时住校后拿着手机，未成年的孩子自控力也差，再加上石芝和顾虑学校熄灯早，写不完作业的负担会更重，陪读就成了必然。
对于石芝和来说，母亲陪读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他高三崩溃的边缘里做好了有效的危机干预。
有时放学回家，石芝和会在路上多晃悠一下，他在路上吃零食，买冰淇淋，跟同学聊天，只要确保安全，干什么都没有关系。有一次被学校老师抓到，安蓝还帮儿子出主意，“下次记得躲着点老师”。
但大多数的陪读家庭不是这样。岳剑和安蓝遇到的好多妈妈们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交流。有的话怎么难听怎么说，上手时也毫不留情，本来可以用沟通解决的事情，都代以沉默或者更严苛的管教。家长们有时候也会偷偷跟老师们讲，“老师你尽管打我家孩子”“不打不成器”。
在大家的普遍认知中，陪读成功与否就在于孩子高考是否顺利，能不能出高分，考名校。
2020年会宁县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县40万常住人口中，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53182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38%，目前是会宁常住人口中人力资源的主体。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04741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26%，高中学历的人口比例更少，仅45833人，占全县常住人口的1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当今中国36.8%的家庭存在陪读现象。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教养认知已经发生了改变，由“饿不死”向“考出去”转变。而大部分由女性承担了陪读工作。
而农村女性自身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现状又决定了，她们与城市中产阶级追求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鸡娃”父母不同，在陪读教育中她们属于劳动分工的“低端劳工”，只能以生活陪伴者和照料者的角色参与其中。这也注定了农村陪读妈妈只能是应试教育和孩子们的帮手，她们的陪读成功与失败，也完全被框定在孩子是否成功考取名校这一标准之下。
安蓝并不认同这一标准。“有些孩子哪怕考上了985、211，但是由于不适应被退学的、抑郁的也大有人在，这你说能算成功吗？”安蓝说，“陪读过程中保证小孩的身心健康才是首要的。”
蝶逸还想不了那么多。她不再胡思乱想，也不敢为自己定什么计划，她觉得一旦自己有了野心，一定又会回到抑郁的状态。
唯一能确定的未来是，把老二供出来就是十八年之后了。“陪多陪少也就十八年，过去了，娃就都出去过自己的日子了。”
（文中石芝和、蝶逸为化名）
* 参考资料：
《会宁县成为高考状元县的软投入分析》 陈名
《会宁教育：一个“教育状元县”的时空社会学考察》 李金刚
《陪读妈妈：性别视角下农村妇女照料劳动的新特点》 吴惠芳 吴云蕊 陈健
《社会性别视角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唐佳 梁谨恋 穆莉萍
《成为陪读家长：高考陪读中劳动家庭的母职实践》 范云霞 仲佳炜
《社会性别视角下农村陪读现象研究》 陈思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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