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日本年轻人正在逃离“体制内”

“或崩溃或辞职”

撰文 | 赖逸翰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日本中央政府的未来，寄托在八位临时组队的年轻人身上。

他们大都30多岁，由日本内阁人事局和日本人事院授权组织在一起。这个团队名为“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目的是通过调研，提出改革方案，阻止日本年轻人从政府部门离职，吸引更多年轻人进入“体制内”。

相较于中国、印度等国年轻人纷纷卷进体制内，日本的年轻人正在逃离官僚系统。据NHK报道，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每7名男性公务员就有1人想离职，女性情况稍好，但也有九分之一的比例表示想要逃离。

2019年3月26日，东京大学春季毕业典礼。（@视觉中国 图） 

在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东京的霞关地区，绝望的氛围笼罩着这里。

“我的同事在我面前或崩溃或辞职”，日本总务省一位女性公务员野乃香对“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的调研人员说，她当时也已经提交了辞呈，“我觉得我明天就要死了，我必须改变我工作的环境。”

这种趋势，终于震动了日本内阁。他们因此成立研究团队，试图调查出背后的原因——为何曾经受到年轻人追捧，日本名校毕业生都想挤进的公务员系统，忽然失去了吸引力？

人气凋落

事实上，至少在2020年，国家人事局就有人提议关注公务员流失的情况了。去年6月，国家人事局局长川本裕子上任，开始推动此事，并于9月份成立了这个团队。

八个人每周会聚在一起进行讨论，并安排方案，对霞关各省厅公职人员、离职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当前工作的看法。

在日本社会，曾经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观点支配着毕业生的择业观——进入公务员系统，成为官僚，即成为日本的超级精英。

《半泽直树》剧照

虽然日本的发展走向由内阁政治家、国会议员“集体决定”，但他们并不具备具体领域的专业技能，需要由具备相应知识的官僚予以解答或提供演讲资料。由此，政治家们看似主导着国家发展走向，实际对政策方向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还是官僚。这样的体制被称为“官僚主导”体制。

在这种制度下，成为中央省厅的高级官僚，也意味着个人有参与改变国家进程的可能。为此，学历光鲜的日本大学生，一度以考公务员，实现政治抱负，为国家做贡献为目标。这其中，以东京大学的毕业生为盛。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第一：给美国的启示》这本书中就提到，支撑“官僚主导”体制的高级官僚，大多数来自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主要是东大法学部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

在讲究圈层和关系的日本官界，官僚们还喜欢提携同校后辈。这导致东大出身即是中央省厅的通行证。于是，从东大到霞关，成为了日本社会一条典型的精英发展路径。

但是近些年，事情开始起变化。而这场改变，恰恰也是从东大人的“出走”开始——该校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越来越少。据日本国家人事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东大毕业生有362人，这个数字在2012年时还是412。

2018年，NHK在东大的毕业典礼上采访了数十名东大生。在谈及未来人生规划时，大家提到了研究生院、银行、咨询机构和企业，却没有人提到霞关。

东大精英的人生选择是一个缩影，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日本的公务员群体正在缩水。

据日本人事院统计，日本2021财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请人数约为1.4万，比上一财年下降了约14%。这个数字是自2012年日本推行现行公务员制度之后的最低点。

20世纪90年代时期，公务员报录比例能达到30:1。现在，已经下降为15:1，甚至是10:1了。

愿意进来的人少了，想要出去的人却多了。据统计，2019年选择主动辞职离开霞关的20多岁年轻人比6年前多了4倍，增加到了87人。一般而言，每年进入各省厅综合职位岗的职员只有20到30人。也就是说，日本中央政府，离职人数已经超过了招录人数了。

霞关地铁站前繁忙的人群。（@视觉中国 图）

以前，谈及公务员，尤其是霞关公务员，人们的印象就是稳定、假期多、福利多、薪资待遇好，现在，日本年轻人为何不想当公务员了？

永动机

紧挨着东京中心的皇居，日本最主要的权力机构都聚集在霞关这里。霞关区域内各式的方形建筑物中，藏着法务省、经济产业省、外务省、厚生劳动省和警视厅等日本最重要的省厅。霞关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南海、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支配着日本社会的走向。

不同的是，日本的霞关是座“不夜城”。

37岁的井上千花是“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团队的一员。三年前，她被借调到霞关一个繁忙部门，那里工作的忙碌程度令她吃惊。她因为有孩子要抚养，受到特殊照顾，每天晚上8点30分左右，被特别允许“提前下班”。而其他同事，则要忙到很晚。

据NHK报道，田中勇树（化名），一个已经加入中央省厅5年的年轻人，始终保持着每天早晨7点半上班，凌晨1点半下班的工作作息。和他一样在凌晨1点多下班的公务员，在霞关有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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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律规定了每月加班80个小时的过劳死警戒线，但“超时”加班的霞关公务员就好像是永动机。接受“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团队采访时，很多公务员说，在霞关，就要24小时工作。

据《读卖新闻》的一项调查，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仅三个月间，日本国家公务员中加班超过每月80小时死亡线的人数已经达到6532人，超过100个小时的公务员则已经达到2999人。

加班时长最长的当属内阁官房中制定新冠对应政策的这部分公务员——2021年3月初疫情暴发的这段时间，他们每个月需要加班约364个小时——相当于在八小时之外，每天要加班12小时以上。

加入厚生劳动省已经6年的及川侑子在被纳入应对新冠的小组之后，每天需要查看的邮件达到了500封。很多时候，她都是边吃饭边查看这些邮件。每天，她都要工作到凌晨2点半左右。

为了能够应对长时间加班，许多中央省厅都在办公室配置了午睡间和淋浴室。但有些公务员担心在休息间会睡过头，于是选择在办公椅上睡觉。

据NHK报道，一位女性公务员对“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团队抱怨道：“哪怕我怀孕了，每天也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过劳的后果显而易见。

“过去两年中，已经有四位同事因为诊断出抑郁症而请假了，其中包括我的密友——她才刚刚加入中央省厅不久。”一位在霞关工作的30岁女性官僚接受NHK采访时，介绍了国家公务员的“精神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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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厚生劳动省的年轻官僚们的提案，也显示了公务员工作带来的过大精神压力——“进入厚生劳动省之后，我一直认为我在活着的同时也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墓地”“每天都在考虑什么时候辞职，赶不上末班电车的每一天都想死”。

从2014年至2018年，因为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休假一个月以上的国家公务员，一直都在3000人以上，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到2018年，病休公务员占全体公务员的比例已经达到1.39%，但相同的调查条件下，私营企业的比例仅为0.4%。

也有接受不了高强度工作的公务员，真的把死亡付诸实践。

2008年从东大毕业入职总务省的田中（化名），曾对自己加入官僚系统后的工作充满期待，但入职一年后他面对的是每月135个小时的加班工作。高负荷之下，他留下一封遗书自杀了。而因为儿子的死，田中的父母和厚生劳动省就劳动仲裁一事整整拉锯了5年。到2014年，总务省才就此事认真道歉，并承诺开启工伤认证程序。

安定泡沫

日本社会本来有“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职场规则。

“终身雇佣”很好理解，“年功序列”说简单点就是，员工的工资和职位，随着员工的工龄往上涨。引入西方个人绩效制度之后，日本企业界开始废止这些规则，但公务员行列还保留着。 

这也是很多人考公的一个动因，毕竟工作稳定，不会被裁还按年龄涨工资，谁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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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大的工作量成为压垮霞关官僚的关键因素，也使得一生安定的职业愿望成为泡影。这种情况下的终身雇佣，很有可能意味着终身是24小时工作战士。

而且，日本公务员的稳定性，也在减弱。尽管日本公务员法规定，如果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或人事院其他规定，公务员不能被降职、休职或者免职，但如果在岗公务员有缺勤、迟到早退、泄露秘密、公文处理不当、伪造文书或者性骚扰等行为，终身雇佣的保护就不存在了。

依据人事院的数据，2021年受到惩戒处分的国家公务员就有252人，其中被免职的有20人，停职的有50人。还有人因工作“划水”而被辞退。

2013年，千叶市就曾以工作表现不佳等理由，要求十个地方公务员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进修”。进修结束后，一位50岁的男性公务员因为没有改善表现而被辞退。大阪市也曾连续两年免职了两位人事评价最低的男性公务员，降职了一位女性公务员。

在严格遵守“金字塔”排列的霞关工作，工龄上涨也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如果年龄更大的前辈没有退休或离职，职位没有空出来，年轻的公务员们就没有升职的机会。

因为读研而比同龄人晚6年进入总务省的地主野的香接受NHK采访时说，自己在加入总务省时，就明白了不可能成为干部的事实。因为她将比同期成为官僚的同事早六年退休。

丑闻后的失去

在工作本身的吸引力丧失同时，官僚系统的光环也早已经开始崩坏。

腐败问题、桃色新闻和应对经济危机不力，击垮了官僚过去在日本民众中树立起来的声誉。比如，原先被称为“最强官厅”的大藏省就因上述丑闻而不得不改组拆分，变为财务省和金融厅。

中央省厅的官僚们就节省用电的政策进行讨论。（@视觉中国 图）

与此同时，现代日本官僚系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也在降低。自安倍时代出现的“强首相官邸”政治改革，意味着那些原本因为想要施展政治抱负而选择加入公务员行列的毕业生，又少了一个“入省”理由。

所谓“强首相官邸”实际上就是加强以首相为核心小团体的“实质权力”，把官僚在国家发展中过多的实质权力“收回”。在这个新时代，政策不再由下而上式制定，而是由上制定而下推行。此时的日本官僚精英们变成了执行政策想法的角色。

权力的收回，使得官僚们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以往，“思考未来公共事务青年小组”本来应该由国家人事院主导。但2014年，安倍推动成立“内阁人事局”，把公务员招录、机构设定与废除、政策制定等权责收走。这一次，日本政府想要改变官僚体制人才流失的情况，才出现由“内阁人事局”主导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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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官僚集团可以发挥的政治空间缩减不少。正如原大藏省官僚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中写的：“过去都是政治家到省厅来陈情，新入职官僚的一项工作之一甚至就是打发这些政治家。现在是完全不同了——官僚们需要夹着资料到议员办公室去解释说明。”

无休止的加班、职业规划、丑闻和社会贡献度的下降，都成为阻碍当代日本毕业生们加入公务员行列的绊脚石。失去了原有“光环”的公务员，也失去了公众对其的职业向往。

出版了《官僚们的寒冬》一书的前财政官田中秀明在谈及官僚“自主裁决权”逐步缩水的现状时就提到，“如果我是这个时代的学生，我肯定不会把国家公务员当作我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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