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制造二本标签？

身为“二本”，我不抱歉！

撰文 | 劳骏晶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二本”，在这个词成为标签前，它仅指代在大学招生考试中，本科第二批次录取学生的学校。一本、二本、三本，只是一个先后顺序的概念。

但如今，“二本学生”这一身份已成顽固标签，牢牢贴在学校教育、就业市场，以及学生的心里。这个标签意味着某种森严的等级。贴上这个标签的年轻人，不是“双一流”、“清北学霸”这样的媒体焦点人物，也不是拥有职业技能的专科学生。

他们通常被认为是“不上不下”的一群人，尴尬地悬在半空。

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校数据名单显示，截至2022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013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759所，含本科院校1270所、高职（专科）院校1489所。根据各地录取批次的划分，二本院校数量最多。

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达到1076万人。二本大学生，就是其中平凡而沉默的大多数。

这个标签的烙印如此之深，带着它，一个人的未来走向甚至都被定好。但到底何谓“二本”？它暗示的等级观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从教育到就业，社会为何难以摆脱唯学历论的单一评价体系？

“像我们这种二本学生”

黄灯教过2006级的“80后”、2015级的“90后”，她观察他们的变化，同时对照着年轻时的自己。

王国伟是黄灯06级学生的第二任班长。这个性格腼腆的男生是黄灯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凤毛麟角、难以寻觅”的一个。

他热爱武侠小说，曾动笔写过几十万字，甚至因为痴迷写小说而复读过，最后考上了广东F学院。

在黄灯看来，他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有目标，很敢想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她期盼能念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学生。

而王国伟在毕业的第二年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一名狱警。

这份体制内的工作不仅让他有了稳定的生活，也让他的农民父亲可以挺起腰来。这就是一个农村孩子选择的安稳之路，他如此务实，明白自己的首要任务不是实现武侠梦，而是解决生存问题。

在得知王国伟考公的那一刻，黄灯感到“不可接受”。

他明明有一个热烈的梦想，有才华，本可以探索更多可能性。但现在回头来看，她明白，能把一个家安顿好、能让父母安心，已经不易。

王国伟这样的二本学生，并没有太多选择的自由。“他们的去向，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黄灯写道。

在广东F学院当了十多年老师后，她的花名册上记录了大约四千五百名学生，她把其中一百多人的故事记录下来，在2020年出版成《我的二本学生》。

这本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二本学生”终于像“清北学生”、“双一流学生”那样，被大众注意到了。

她的学生们也很高兴，有学生跟她说，这是能够被老师记住的感觉。还有学生告诉她，“能够被写到书里面，好像也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对他们来说，媒体整天报道名校学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本书让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二本学生们，也可以进入公共讨论。

在一次活动中，一位读者说，黄灯给他们贴上了二本的标签。黄灯对这样的质疑感到困扰。

一开始，“二本”就是一个外界灌输给她的概念。

在广东F学院，她负责过行政工作，开会时，老师们会说“我们二本院校的”，学生也经常对她说，“像我们这种二本学生”。所以成书时，题目就自然而然定了《我的二本学生》。

作为一位写作者，她说出了标签这个客观的存在。而作为一位教师，她却总是感到挣扎和无力，因为她无法解决学生们的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二本生的标签，在这个社会分等级时，才会对人产生压力，如果这个社会不分等级，那么它就不存在压力，所以压力来源，是一个社会等级的结果。”

等级化同时存在于学校教育、职场，以及社会评价体系之中。标签也因此成为了学生们心上的巨大遮罩。

学历通胀，企业“偷懒”

龙洞是广州的一个独特地点。这里有低矮的平房和狭窄的路口，不少大学聚集在这里。龙洞村外围，高档小区和写字楼，勾画出一条新的天际线。这里是广州这座城市的脉络，也是一群学生生活的轨迹。

黄灯写道：“在我的学生中，悄悄流传一句话，‘你努不努力，取决于你毕业以后是住龙洞，还是住天河北’。

尽管龙洞以其交通的便捷、性价比极高的生活成本，吸引了无数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显然知道这一区域在迅速蜕变的背后，依然滞留在人们心中的真实定位。”

像龙洞一样，生活在这里的学生们也被困在社会给他们的定位中，尤其是在学历不断通货膨胀的当下。

麦可思研究院历年的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近五年，二本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始终无法赶超一本高校。就业率能进前百名的二本院校屈指可数，且多位于大城市。同时，无论是“双一流”还是地方本科院校，就业率也都逐年下滑。

在求职市场上，文凭正在通货膨胀。外企资深HR刘鑫发现，真正的高学历学生在求职市场仍然吃香。招聘需求变小，首先被压榨的就是中等学历的这批学生。

虽然早在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文件《关于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工作的通知》提到，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但在市场化的用人环境下，学历鄙视链从来都是房间里的大象。

在大公司的招聘网站上，大都写着学历要求，会有“双一流”的字样，刘鑫介绍，对学历要求已经进展到追踪第一学历的程度。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学历是区分的最简单手段。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以学历为招聘人才的标准，是企业的偷懒行为，更是人才评价体系的等级化。这是造成“二本”成为一个甩不脱的标签的原因。

等级的形成

按照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批次顺序投档并首选学校，这是高考招生录取的普遍做法。

“批次”从 1978 年恢复高考之后就存在了。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1978 年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规定了“全国重点院校、部分军事院校、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批录取，其他院校第二批录取”。

90年代末，不少高校开始合并，新兴院校及民办高校逐步兴起。不少省份就将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单独放到第三批次中。学生、学校数量大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为保证录取效率，录取批次也愈加细化。

“各地的教育考试院自然就把地方建设的重点大学放在第一批次，随后其他的地方本科院校就放在第二批次，后来民办院校，独立院校增加，就把它放在第三批次。”熊丙奇解释。

而这个行政权力创造出来的批次划分本身并不严谨。

熊丙奇说：“这里没有什么严格的划分标准，有的大学在不同的地方，招生批次就不同。同一个大学，有的专业在一批招生，有的专业就在二批招生。”

但那条投档线在人们的心里划出了等级。

储朝晖说：“录取批次是当地招生办的一个工作安排，并没有赋予某个学校更好或更坏的内涵。但是因为那条从高到低的录取分数线，很多人就自然地认为，一本和二本之间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这就过分放大了这个概念。”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大学生仍然是天之骄子，无论他们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熊丙奇提到，那时候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录取率只有不到10%。不光是接受高等教育，考上高职高专，也足以被同龄人羡慕。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大，高校增加、大学生数量增加，针对高校之间的歧视也越来越多。

学校、学生就被分出等级。现在，“985”“211”是一种身份标识，“二本学生”也是。“这跟我们整个国家采取的行政性的教育工程，以及在高等教育扩张过程中，没有平等地给学校发展空间有关。高考录取批次制造了学校的三六九等。”熊丙奇说。

作茧自缚

早在2010年，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就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取消高考批次录取。“目前高考实行的分批录取办法，不利于院校间公平竞争，而且损害考生心理健康。”

近年来，高考改革、本科合并是趋势。浙江、上海等省市已将一、二本合并，河北也将它们划为“本科批”。

储朝晖也曾做过相关研究，他发现，在现在的网络信息技术条件下，不分批次的依次录取，已经可实现了。

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在社会共识层面，这个等级概念的变化比改革慢得多。

几年前，黄灯从广东F学院离职，她选择了深圳一所职业院校。她原本有几个好去处，211重点院校，或者有博士点、有发展很不错的学科的学校。黄灯一个师兄听说后，苦口婆心劝了她四十分钟。优秀的教师去“更好”的学校，听起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师资、生源这两个因素是决定学校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储朝晖说。普通大学学生和重点大学学生享有的教学资源差别很大。

黄灯还提到了教育经费的问题。2020年，中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教育经费都在一百亿元以上。其中，清华大学达到了310.72 亿元，而许多地方二本院校每年的教育经费都不超过十亿元。

与此同时，教育的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通常是评价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职业化教育在这套评价体系中明显低一等。

在熊丙奇看来，正因为这样，教育空心化了，普通院校的教学质量很难提升。

“它（单一的评价体系）制约了我们很多学校的办学发展。对基础教育来讲，它加剧学历的内卷和应试化、短视化。对高等教育，它导致了教育的空心化，人才质量不高。反映到招聘市场，自然就是用人单位更看重第一学历，觉得高考分数才能体现人才质量的差异。”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学生的观念也被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给自己划定了等级。

熊丙奇把它称作整个社会的“作茧自缚”。

守住天性

现在，很多学生几乎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从学校到社会的标签已经内化到他们的自我评价之中。

黄灯从她2015级那些90后学生身上，看到了与2006级完全不同的一面。“他们就艰难很多了。”学生们一入学，就在考虑考研、担心房价、为各种各样具体的现实问题焦虑着。

黄灯对照自己的大学时代，她上的是一所专科学校，在九十年代初仍然是佼佼者的形象。她说，那时候的她，觉得全世界的大事都与自己有关。而现在的孩子们与那时的大学生截然相反。

讲台下的孩子，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身边的女孩，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她又提到了写作这本书时那种难以释放的苦闷，“我的那种悲观，是因为对他们的期待太高”。

在豆瓣有一个名为“不上不下的我们的一生”的小组，组里已经有五万五千人了。组长沙纪是一个二本毕业的大学生，她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始终在努力。

小组简介写得很动人：“‘不上不下’这个词可以让98%的人自定义生活现状。世界从不缺乏传奇，但平凡的普通人才是世界的主体。虽然平凡是大部分人生命的基调，但谁也不想把日子过成一潭死水，不是吗？ 加入这个小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妥协。”

黄灯总在寻找学生们的生命力。在标签的阴影之下，“现在孩子已经被逼得没有自己了。在某些方面，一些天性的东西没有了”。

在深圳这所职业院校的学生身上，黄灯看到二本学生的问题，他们也有。黄灯开设了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她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写作，试图让孩子们调动起生命力来。也许因此，他们能多获得一点点思维上的自由。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鑫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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