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完美机器”的好学生，终于觉醒

满足别人期待的同时，更能重视自己的需求。想拒绝的事，可以拒绝，感到累，可以去休息。

撰文 | 译蔚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刘一琳很怕输。只要在有竞争、有排名的地方，从小学到研究生，她都会不自觉地想成为好学生。

有一次，刘一琳两天没有写论文，没有看任何书，也没有实习，她就开始焦虑，觉得自己的人生特别没有价 值。

停下来的那两天，她开始想：我怎么能休息，我应该动起来，我应该永远有事情在做，我活着一定是为了向前跑。

研究生快结束时，刘一琳开始关注自己和朋友身上的这种好学生心态。当时，从一些女性主义相关的书中，她意识到性别是被社会塑造的。“那么，好学生是不是也是在规训和惩罚中，被老师和家长塑造出来的一个形象？”

因此，刘一琳创办了“好学生心态受害者”豆瓣小组。这个小组于今年1月建立，至今已有五万多名成员。她对组里的一个帖子很有共鸣：“不是为了成为好学生，而成为好学生，只是在被推着走。”

据小组制定的标准，有以下任何一条症状，可能就是好学生心态受害 者：

自觉遵守老师和父母的规划，工作学习再忙也要努力完成任务；重视他人的正向反馈，完成任务是为了得到父母、领导和老师的夸奖；勤勉努力，做任何事都要最好，哪怕是游戏或休闲；害怕失败，尤其害怕受到上级的惩罚；习惯性讨好，不会拒绝老师和父母的要求，努力取悦身边每一个人。好学生心态不等于好学生。听话，是好学生心态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刘一琳不否认“好学生心态”带来的益处，比如优异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一些弊病也浮出水面，比如高度服从、恐惧失误、习惯性讨好、过度反思等负面情绪和行为。

为什么自称“受害者”？刘一琳解释道：“因为折磨的是我们自己。”

被规训的“好学生”

刘一琳的“好学生心态”从小学时便开始了。

小学时，厕所在学校外面，路程远，加之排队的人多，常常还没解决生理需求，上课铃便打响。刘一琳索性憋着，继续上课。

还有一件事让她记忆犹新。小学时，她每天走路上下学，有一天刮台风，强劲的风将树吹倒，她爸爸劝她那天不要去学校，她担忧老师骂自己，对自己态度不好，拒绝了父亲的提议。父亲只得送她上学，到学校后，她发现班级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生。过了一会儿，老师以台风为由，将大家劝回了家。她爸爸告诉她不要那么在乎老师对自己的看法，没有什么比生命安全更重要。

但当时，对于学校规则，刘一琳的看法是毋庸置疑需要遵从。这个习惯延续到研究生阶段，在课堂上想上厕所，刘一琳都不敢随意起身离开。

刘一琳的朋友是更严重的“好学生心态”受害者——没有旷过课、没有抄过作业，按时完成作业，即便要熬到深夜，即便她会做作业上的所有题目。她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考试时，偶尔自己做不出某道题，便觉得辜负了别人的期望，开始焦虑不 安。

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里，充斥着被规训过的“好学生”。

从幼儿园开始，于蒙便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她是老师和家长口中的榜样。她也享受着这个荣耀。

小学有一次期中考试，一位男生的成绩超过了于蒙。她觉得这位男生夺走了她所拥有的一切，比如表现自己、得奖的机会，比如老师的偏爱……

于蒙努力考第一，将男生甩在身后，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最终考上了初中的实验班。

在初中，于蒙的成绩不如往昔，一次期中考试，因无法接受自己考了18名，她选择自残。“我觉得我不再是第一了，不再是万众瞩目的榜样了，我无法接受。”

有一次，于蒙问同学一道很复杂的题，同学连贯地讲了40多分钟，于蒙问同学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解法，而自己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同学说，这不是一看就能想到的吗？

面对和其他同学间无法弥合的差距，于蒙自卑、痛苦。

她选择逃避，开始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考取本校的直升班。进入高中后，于蒙开始了“随随便便”的学习生 涯。

好学生心态让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在竞争中都处于全面压抑的状态。

清水想起，小时候因为成绩比别人好，她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各个方面都要比别人厉害，自尊心也越来越强。她记得有一次，爸爸在家里夸她们班上的一位同学，清水气哭了，心想，她也能做到，为什么父母表扬同学，不表扬自 己？

清水也知道同学间应该互帮互助，良性竞争才能共同进步。“但处于压抑的氛围，会觉得别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清水说。

这也是徐凯文在做心理咨询时最大的挑战——把这样的价值观扭回来。“你周围的同学是你的敌人吗？他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啊！”徐凯文是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也曾是学校的心理咨询师，他在《学生空心病与时代焦虑》的演讲中提出“空心病”的概念。

徐凯文认为，空心病看起来像是抑郁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也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不是想自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达到心中的预期，便不敢去努力，担忧承担不好的结果。”清水说。

那段时间，虽然在努力，但清水觉得很累、很疲倦，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止。

规训来自哪里？

和那些空心病的学生交流时，徐凯文在想，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自己？后来，他找到了答案，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没能让他们看到一个人怎样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地活着，这大概是根本原 因。

刘一琳觉得，自己对老师的顺从可能形成于学校的奖惩制度。

小学二年级，父母便不检查刘一琳的作业了。她的作业有时会有很多错。当时，老师会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评级，评级低的学生的名字被写到黑板上。放学布置作业时，老师会带领所有同学大声朗读作业，以及低等级学生的名单，比如“昨天作业得B等级的有xxx、xxx、xxx，他们的作业大错特错、千错万错、错上加错”……

2023年2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金陵高级中学高三学子在走廊上认真阅读、背诵。（@视觉中国 图）

每次有人违反纪律或者写错题目，老师便会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念这句话，有时候还会带上名字。

因为迟到或者其他原因，刘一琳曾在讲台罚站，同学们则在下面大声念“错”字词语，她感到羞耻又愧疚。

这样的规训只来自学校。刘一琳的父母可以理解刘一琳。他们给予女儿自由，在家里不设立这样严格的奖惩制度。

和刘一琳的父母不同，从小学开始，清水的爸爸告诉她，不好好读书，将来要去外面扫大街或摆摊。清水很抵触这样的言语。“事实上，无论你用什么方式赚钱，只要是正规合法、自食其力，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现在，父亲和清水的对话，变成了工作。父亲和清水妹妹的对话，则都是关于学习。只有看书、运动才能叫爱好，与学习无关的都不行。

当清水提出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时，父母认为这是一份危险的工作，认为清水应当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成为一名公务员或是老师。

“你之后要当教育局局长啊。”这是父母期待的事。她觉得父母把学历看成了决定性的东西，完全忽略了人际关系、家庭背景等。

清水的父亲是一名司机，母亲开了一家店。清水觉得，爸爸以前的成绩很好，进入社会后，和同学的差距愈来愈大，他的心态开始变得不平衡。

反驳父亲的“功利化”是无效的。父母通常的回答是：“难道我希望你有一份好工作，不是为你好吗？”

功利化让虚无感更加无边无际。

徐凯文认为，不是学生空心了，是整个社会空心了，才有这样的结果。

“我可以给自己颁奖”

在“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里，清水感到自己是被包容和接纳的。在小组里，大家有相似的经历，互相理 解。

和其他人诉说，他们只会喊口号，“那你去努力啊。”但清水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还在继续摸索。

高二时，清水的心态开始逐渐崩溃，高三时，由于过于担心高考结果——同学们都进入985、211高校，但她只能到一所普通院校——她选择休学一年。

“顶峰时，奖杯的光芒掩盖了性格缺陷。真正遇到挫折，内心防线立马崩溃。”清水说。

清水第一次去医院，是爸爸带她去的。为配合父亲，清水只好和医生说，因为成绩不够好，自己才来做心理咨询。医生认为对一名高中生而言，这是一件小事，随便开导了她两句。他们便离开了。

第二次，清水自己去医院，做了抑郁焦虑的量表测试，医生开具了相关的证明，她才顺利休学。

继续读书后，清水最终的高考结果并不理想。

高中毕业后，清水慢慢淡出社交媒体。看到曾经的同学们都去了很好的学校，生活过得很精彩，她觉得很难受。

失眠仍旧困扰着她。有时候不刻意去想，乱七八糟的事也会进入脑海。比如会想到，如果当时我更努力学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但她又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能排解心理上的问题，已经很了不起了。睡不着便开始玩手机，反反复复，恶性循环。

进入大学后，清水的人生开启了新篇章。就读的专业是她感兴趣的，有两位老师对专业充满了热情，她们的课堂不是单纯地由PPT组成，学习的过程是愉悦的。那时，清水驱动自己去学习。那个阶段的睡眠质量也是这几年最好的。

但大二到大四，清水又陷入极度的无意义感中。疫情导致的线上授课，课程的水分，让她不知道学习这个专业的目的。

于蒙对未来的茫然延续至今。一直以来，她对未来都没有期待，她没有特别想做的事。

小学时，于蒙几乎每一天都处于内耗状态。她睡不着觉，便开始哭。乱七八糟的事涌入脑海，搅乱思绪，刺痛着她。

到了初中，压力更是巨大。在县城，很多人想通过竞赛，考入市区更好的高中。外部环境让她备感压力。那段时间，于蒙查出焦虑、抑郁，后来通过吃药进行调节。

高中时，于蒙开始挣脱“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身份。面对老师“我教书十几年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的攻击，她在办公室予以回击，“巧了，我读书十几年没见过你这种老师”。“不要在乎所谓的在老师心中的形象真的很爽。”于蒙说。

后来，于蒙和这位老师有过几次争吵。当时她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吵架会让她激动，最严重的一次，吵完架后，她全身麻痹，不能活动，后来，她被班主任背到医务室，两个多小时后，身体才有所好转。

回想当时的状况，于蒙觉得，如果不做“疯学生”，自己可能会选择结束生命。

成立小组至今，刘一琳的心态好了一些，她看到小组里很多人比自己情况严重，她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会学着主动夸奖自己。虽然找不到工作，但至少写完了论文，完成了实习。焦虑感降低后，她觉得自己最近可以好好睡觉了。

“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小组之前的 slogan叫“你可以当一个坏小孩”，现在改成，“我可以给自己颁奖”。小组里，摆脱了这种心态的人，自称为“自由人”。

成立这个小组，刘一琳最大的期望是，满足别人期待的同时，小组里的人更能重视自己的需求。想拒绝的事，可以拒绝，感到累，可以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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