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之后，“小镇做题家”陷入大学迷宫

精英再生产的故事并没有在学生们穿上学位服、领取学位证的那一刻结束。

撰文 | 石悦欣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皮埃尔·布尔迪厄，《继承人》

“我从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跟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念书，要有出息。但是当我真的上了好大学了，对我这样一个入学前连电脑都不会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有出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出息。”

当郑雅君决定做这项论文研究时，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这位大四学妹的哭诉。

和她一样，郑雅君也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她来自甘肃张掖，单亲家庭，“勤奋”和“努力”是她改写命运的信条，这让她考上了复旦大学，但又因“小镇”的成长经历，在求学过程中，无数次经历冲击、惶恐与恐惧。

她意识到自己并非个例，这是无数寒门学子的结构性伤痛。

在文凭通货膨胀的当下，要想找到好工作，仅有学位证书等远远不够。足够亮眼的实习、比赛、社会活动、获奖记录等成了角逐的加分项。

“社会出身的影响究竟是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的？我一直以来相信的奋斗精神难道只是泡影？中国的精英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游戏规则和基本布局呢？”带着这些问题，郑雅君开始探究家庭背景对大学生的影响。

她对62名家境各异、来自南方和北方两所国内顶级高校的毕业生进行跟踪式深度访谈，写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回顾他们的出身是如何将他们引向这里，又如何影响未来。

大学迷宫

如同一个迷宫一样，名校生活精彩得令人炫目，也令人困惑。当寒门学子拼尽全力，带着改变命运的信念来到这里，却可能发现人的全面发展、解决社会问题和高深的学术追求才是被津津乐道的主题；当他们认为好好学习才是学生的职责，却可能一进门就迷失在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中；当他们默认上了好大学就能有好工作，却可能发现大学的生活内容很少和就业市场发生直接的联系；当他们想象来到名校就可以摆脱应试枷锁、自由发展了，却可能最终发现这里无非是另一片地形更为复杂的赛场……

——郑雅君

郑雅君将大学比作布尔迪厄笔下的“游戏场”——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布尔迪厄认为学校教育是一个有利于特权阶级的游戏，具有根本不平等性。

禹海和冰倩即将毕业时，用“眼界有限”和“傻”总结自己的大学生活。

禹海来自山西农村，父亲是煤矿工人，母亲在家务农，还有一个患慢性疾病的姐姐。禹海从小跟随父母在城郊的矿区长大。他考上市重点高中后，母亲在城里租了房陪读。

冰倩成长于单亲家庭，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她从小就是留守儿童，跟随祖父祖母长大。她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他们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了大城市，去了名校。但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上大学。进入大学校门后，只能仅凭自己过往的经验，和不知从哪里听来的鸡汤，过着大学生活。

禹海大一刚入学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成绩排名居于30%-40%”，从他的经验出发，他想不到“目标”两个字能与成绩之外的东西挂钩。他继续保持过去的学习习惯，在课业繁杂的工科学院里，闷头努力，成绩也稳定在中上游。大三了，他还没有为就业做过任何准备，匆忙选择了符合大众主流的路径——直推博士。

冰倩则相反。她认定别人曾说过，大学就应该追求自由和兴趣，考试只要及格就好。于是她凭兴趣上课，跟舍友刷剧，混了两年，拿了许多“B+”。直到大三，才明白大学的每次考试都意味绩点的高低，而绩点决定了能否保研或者出国深造。她只能匆忙选择考研，辛苦备考后落榜，调剂未果，只能延迟毕业，准备“二战”。

经纬与他们完全不同。父母均为企业中层经理，在上海市区拥有四套房，仅收房租就可以让他们过得很好。他高中就读于上海“四大名校”，学校有500多门选修课，还为学生提供了30多个现代数字化创新实验室……

经纬的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75-100名之间，他很顺利地考上了南方大学。

郑雅君采访过许多家境优渥的人，和经纬很像。他们不用太费力地苦读，独立思考能力强，涉猎广泛。他们大多不会对成绩太焦虑，又都以优异的中考成绩考入重点高中，并在大学继续保持优异。

这样的情况不仅存在于中国。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指出：“尽管大学常被说成是一种巨大的调节力量，使所有毕业生平等地进入竞技场，但是，精英再生产的故事并没有在学生们穿上学位服、领取学位证的那一刻结束。”

劳伦发现工薪阶层的孩子进入大学时通常认为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坐在教室里学习，并以此分配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这种以学业为中心的安排与美国很多高校的派对和社交文化相冲突，使得这些工薪阶层的孩子被孤立，从而错失了很多机会。

如何在“迷宫”寻宝

“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郑雅君写道。

基于社会学理论和实地调研的情况，郑雅君将大学生以出身优势和劣势的家庭背景作为区分，分为两种典型的实践模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前者通常比后者有更突出的优势。“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

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精力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比如，若要出国读研就努力提升成绩和学术经历，弱化与此无关的投入；而若要找工作就有意积累目标行业的实习经历，将成绩保持在一定水平即可。而直觉依赖者因为升学流动带来了场域的剧烈转换，而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没上过大学，也没法为他们提供指导。

2018年，苗族姑娘王琴在社会的资助下上大学。（@视觉中国 图）

牛铭的小学和初中就读于湖北的乡下，初中开始就要6点起床，跑步，早自习，上课，刷题……极致的努力让牛铭考入了省高中，努力的副作用是，他生了一场重病，手术后才恢复健康。

最终牛铭以全省理科前20名的成绩考入了北方大学。

他的高考分数可以让他随便选择专业。但他不知道怎么选。本着“成功就要扬长避短”的经验，他拒绝了不熟悉的计算机，选择了社会科学实验班。但它需要学生有大量阅读积累，反而暴露了牛铭的“短板”。

寒门学子，报考专业时，有的因为不想浪费分数，报考了分数最高的专业；有的听到学长学姐们在宣讲中提到某一专业，便心生向往；有的想给家里争口气，选择最难报的……

而经纬已经计划好了，如何用所学专业为未来奠基。他学了数学专业，因为它与计算机、金融、生物等方向都有连接。经纬的父母虽然没有干涉，但提了建议——“本科阶段选择培养口径比较宽的科系，有利于硕士进入细分领域深造。基础学科既可以为艰深的科学研究打好基础，也能轻松跨到好就业的经管类专业。”

父母的眼界，让他们的差距断层拉大。寒门学子考入名校，就是父母们最光宗耀祖的时刻，至于他们如何上大学，以父母的认知程度，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导意见。

昌盛来自甘肃偏僻农村，通过贫困专项计划被南方大学社科专业录取。父母得知后，还埋怨，为什么没有考上省内的兰州大学。

读大一时，他总觉得自己非常“土”，到处都是他没见过和不懂的东西，身边的同学都出过国，他在高考前都没出过省。他深知，同周围人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弥补的。大二时，他开始轻度抑郁，拒绝社交，浑浑噩噩地躺在床上。

在跟郑雅君聊天时，他已经想不起自己在那段时间做过什么，只有一个场景反复出现：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窗帘半掩着，外面阳光正好，人声嘈杂，但他不愿意出去。“空虚”和“格格不入”交替折磨着昌盛。

出路在哪里

经纬大三时创业失败，成绩迅速下降，失去了推研的机会。虽然用钱可以砸出一条出国之路，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他同一名新加坡留学生聊天时，突然找到了自己的长项——口才和辩论，他决定转向金融。

经纬考研，到行业研究所实习，研究陌生的领域。他从未放弃向内探索，认为这比学习技术重要，“有趣”是他的灵魂。读研前，他去了西藏，和藏漂一起转山、生活，追问意义。研一上学期，他修完了研究生三分之二的课程，到一家公司做交易员实习。经历了重重难关，他终于从60人的激烈竞争中胜出，收到了工作offer。

大三失败后，经纬的“社会性投入”成为了他打赢最后一仗的关键。

郑雅君在书中表示，大学里的竞争绝不仅在于学业，“社会性投入”对学生找到职业方向的帮助远胜于学习。但对于一些弱势背景的大学生来说，“社会性投入”并不容易。他们一面排斥，一面无法融入。

冰倩在大一时试图竞选班委，参加社团，但都失败了，只能把社交圈框在老乡群里。对失败的恐惧，让她拒绝一切。她一直认为不会写公众号，不会剪辑、PS，也不会做海报，才让她频频落选。看到别人游刃有余，她就更难过。“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也不会，去了才有人手把手教。”

到了大三，冰倩鼓足勇气重新入场。她在行政部做了助管，自学了PS、公众号写作，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练习外语，努力拿到学校全额资助的海外交流机会……当她觉得自己害怕的东西正在一点点减少时，其他人已经将重心转移到求职升学了。

大学这座迷宫竞赛的关底，是毕业、求职、升学的终极“Boss”，但冰倩的脚步总比同级人慢，直到大三下学期，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企业实习经历，吊儿郎当的成绩也无法推研。匆忙准备的考研，也以落榜谢幕。这是她面临的最大冲击与失败。

杨梅6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母亲不得不外出打工，她因此成了留守儿童。2012年，她通过“圆梦计划”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读本科，后又继续读研。入学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就给了她巨大打击，她压力很大。因此，学校安排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为她做心理疏导。“正是那天下午嚎啕大哭般的沟通和交流，让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对课业任务再也没有退缩。”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新生报到的那天，杨梅主动参与了绿色通道志愿活动，老师们看到了她的积极向上乐于助人，就把她安排到学生处担任学生助理。“其实我知道，学校是考虑到我的家庭困难，才给了我勤工俭学的机会。我先后在学生处、校友会、组织部以及国交处担任过学生助理。也正是这样的契机，既解决了我的一部分生活困难，更让我在做助理时跟着老师们学习了工作技能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就这样，杨梅从一个不会使用复印机、打印机，不会制作PPT，不敢接打电话，不善与人交往的人，成长到毕业时可以学习工作两不误，还能组织两岸学子的大型交流活动。

郑雅君能从寒门学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深知其中的艰涩与痛苦。在本书的最后，根据她的研究进展和感悟，她为“小镇做题家”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不少寒门学子对入校后可能面临的文化障碍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遇到困难后又将问题归结于自身，由此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突破障碍的第一步，就是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的，它是个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并且要意识到，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学生适应困难，是大学本来应尽的责任。

其次，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那些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

突破文化障碍的第三个要点，是对新场域文化及“游戏规则”的广泛了解和学习。寒门学子要做的，除了在认知上松动自身不加反思的旧观念和旧做法，还要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在这方面，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

当然，还要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寒门学子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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