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困境的解题思路，中央与地方的无限博弈，内卷文化下找不到的出路

小时候看西游记，最看不得的就是悟空因为紧箍咒疼得在地上打滚。每次看到这里，眼泪就止不住地跟着叭叭地流，比看到猴哥跟妖怪打架打输了还难受。

因为我知道论打架猴哥是不会    输的，后面总会想办法赢回来。但紧箍咒就不一样了。它是专门用来克制悟空的，而且每次念经的还都是自己人，不是师傅就是观音菩萨。

妖怪骂我们，打我们，那是人家应该应份的。我们想办法骂回去，打回去就行了。但自己人念经咒自己，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小时候看《西游记》其实就跟看奥特曼打怪兽一样，看的特别清楚，特别明白：妖怪是坏的，悟空是好的，这就是个好人打败坏人的故事。

长大以后，就听到很多人说：你那是小孩儿的看法，简单了，幼稚了，听我给你分析分析，这取经之路可是“天庭”为了控制“人间”设下的一个大阴谋。

另一些人则说：不对，这分明是西天佛主和天庭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进行的一次暗中较量。

刚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觉得挺新鲜的。比如什么孙悟空早就被佛主给偷偷调换了，活着的是六耳猕猴假扮的，真的已经死在了佛主手里。孙悟空一被收编战斗力就不行了，开始学会人情世故了，遇到有背景的妖怪就放过，没背景的就往死里打。

这些人打着“深度解析”的名头，分析得头头是道，还经常引用原著里的话来证明：你看，作者吴承恩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早就作为伏笔埋在原文里了。

但是，看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些说法背后的套路其实也都一样：

第一，那些道德上的说法都是表面文章，是上层社会用来控制思想，垄断资源的借口。

第二，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取得成功，脸皮厚的同时还要保持体面，学会察言观色；心要黑的同时还要表现得道德高尚，占领舆论高地。

这套东西不仅能用来分析《西游记》，还能用来拆解《三国演义》。例如，刘备故意摔阿斗来拉拢赵子龙；假装仁义带着新野的百姓一起逃避曹操的军队，实际上是把老百姓当成人盾等等。

这些所谓的“深度解析”看多了就一个感觉：这社会什么都不能相信，所有人在坑所有人，处处都是骗局，活着可真TMD累！

《西游记》故事结尾，孙悟空西天取经后修成正果，然后头上的紧箍咒就自动消失了。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心中的紧箍咒似乎勒得更紧了。

唐僧师徒不远万里，从西方取来的经书，不仅没有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反而成了又一道枷锁，成了“天庭”控制“人间”的又一种工具。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封闭的陆地

东亚这片大陆有着独特的地理特征。西边有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隔绝；北边有戈壁沙漠，不适宜耕种；东边和南边都是大海。在航海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远海就是文明的禁区。

黄河、长江两条大河自西向东流淌，沿岸形成了东亚农业生产力最高的核心平原区。中华文明早早就统一了这块区域，建立了繁荣的农业文明。

自此，中国历朝历代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维持王朝的稳定运转。而每一个朝代都要处理三层关系：中央政府、地方利益集团和广大百姓。

表面上看起来，它们是层层管辖的关系。但实际上，在大多数时候，对中央政府威胁最大的是地方利益集团。它们不仅包括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僚，还包括地方上的豪族、富商，甚至割据武装。

它们长期在地方经营，有人、有钱、有势，不断发展壮大，往往能够对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致命威胁。

如何才能防止它们做大做强呢？历代中央政府的主要思路，就是拉拢中下层百姓，制衡地方利益集团。

按照时间顺序，历朝历代对中央政府有威胁的地方利益集团，逐渐从秦朝和汉朝早期的王族，转变成汉朝中后期至唐朝的豪族门阀，再到宋朝以后的“地主-官僚集团”。

从强大程度来看，王族是最强的地方利益集团。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封土，还可以就地征税，建立军队，铸造货币。

从秦灭六国，建立郡县制开始，各地王族从法理上失去了世袭的权力。书同文，车同轨，各地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但实际上，秦朝中央政府的权力还无法深入地方。朝廷派到各地的官僚不得不依赖地方大族的配合。怀揣着复国希望的六国贵族后裔，仍然能够随时拉起一支队伍。

秦始皇先后五次巡视全国，除了求仙问道，政治上还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巡回中央”，以加强对地方的威慑和控制，保证秦王朝的稳定。

不过，始皇帝一死，天下骤变，六国卷土重来，直到汉王朝重新统一，又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才将裂土封疆的“王权”真正打压了下去。

但是，地方豪族很快便成为能够威胁中央的力量。他们兼并土地，垄断当地重要资源，甚至组建私人武装。到了东汉末期，汝南袁氏，河内司马氏，琅琊诸葛氏，颍川荀氏、陈氏等已经成为足以左右天下大势的豪门。

这一状况持续到隋唐时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地方上的小地主阶级有能力供养读书人，才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隋唐时期的中央政府开始通过推广科举制，“寒门取士”，来遏制大家族对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的控制。当然，这里的“寒门”指的也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小地主。

这一进程直到宋明两朝才基本完成。这时，大型的士族门阀已经基本消失了。就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明朝中央政府对地方利益集团的限制，几乎已经到达了能力的极限。

不过，地方上的家族势力仍然可以培养自家子弟读书，通过科举应试进入官僚体系，不断壮大家族的利益。这些“地主-官僚集团”联合起来，依然可以让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税收和地方事务的控制力，甚至到了国库空虚，无力发军饷的地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

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央政府来说，不断膨胀的地方利益集团始终是政权的最大威胁。中国整个古代社会的权力逻辑也一直是围绕着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斗争展开。某种程度上，整部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皇权以及各种地方利益集团在这片大陆不断斗争，不断内卷的历史。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卷文化，才是束缚中国人精神的紧箍咒。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就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是这种文化的亲历者。而且，嘉靖一朝恰好处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权力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此后，大明王朝的“地主-官僚集团”势力逐渐膨胀，国力也由盛而衰。

吴承恩仕途坎坷，直到62岁才以贡生的资格任长兴县丞，且在任仅两年便被人诬陷贪污，遭到罢官，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内卷文化带来的伤痛。因此，他将对现实的批判和讽刺写进了小说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无论如何批判得如何深刻，讽刺得如何辛辣，吴承恩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在书中想出解决办法。那个敢闯敢干，天不怕地不怕的齐天大圣再也不会回来了，而是变成了懂规矩、知进退的佛。悟空头上的那个紧箍咒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化成了更加难以摘下的、无形的枷锁。

吴承恩救不了孙悟空。但希望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悟空不仅仅是吴承恩一个人的。当齐天大圣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进入了中国人的集体精神世界，所有中国人就有了重新塑造它的权力。

2.拯救大圣

从技术上讲，中华文明实际上有机会突破在这片大陆上不断内卷的格局。宋朝的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实际上已经能够满足远洋航行的要求。明朝中央政府组织的“郑和下西洋”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航海壮举。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没能走向远海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嘉靖年间，明朝与日本和西洋商人的海上贸易十分繁盛。明朝物产丰富，生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日本和欧洲十分畅销。

而日本当时发现了储量巨大的银矿，石见银山；西班牙也从南美洲开采了大量白银。因此，海外白银泛滥，银贱物贵。同样的商品卖到海外能够获取数倍的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明朝和海外的贸易并不是典型的货物贸易。在典型的货物贸易中，交易双方最终需要的还是某种商品，货币只是一种中介。例如商人从南方运大米到北方换成白银，再用白银购买人参，运到南方售卖。

而当时的明朝几乎不需要从海外获得任何商品。日本和西洋能够给明朝提供的基本上只有白银，也就是货币。

因此，明朝政府采取了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下与海外交易。如此一来，政府就垄断了白银流进国内的渠道，也就是掌控了铸币权。西洋商人也必须用更多白银来换取商品，进一步抬高了商品的价格。这就导致明朝沿海出现很多进行走私贸易的武装团伙，也就是海盗。

公元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一伙海盗占据了浙江舟山附近的小岛。他们的首领名叫汪直（也称王直）。

与其他海盗团伙不同，汪直有一个想“转正”的心。他设法与浙江的海道官员接近，并结交当地的权贵。为了表明自己的价值，他甚至出兵剿灭了一些让官府感到头痛的海盗，维持沿海的秩序。

关系最好的时候，汪直的部下可以堂堂正正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采购走私货物。当地的百姓甚至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就这样，汪直成为了当地官府默许存在的一股海上势力。

我们之前提到，明朝的海外贸易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铸币贸易。

民间进行海外走私实际上就是在跟明朝政府争夺铸币权。

而且，汪直一伙是海盗出身，鱼龙混杂，很难完全约束好部下的行为。沿海各地因此不时出现劫掠现象。

嘉靖三十二年的一个深夜，总兵俞大猷率官军袭击汪直。汪直败走日本。随后，汪直自称徽王，与明廷决裂，率领十万部曲在东南沿海进行武装走私贸易。

嘉靖三十三年，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并总督南直隶、浙江等处军务，负责东南沿海的抗倭重任。胡宗宪以招降的名义，将汪直诱骗至杭州，并最终处死。

汪直是少数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大海盗。从现代人的视角看，很多人会感慨，如果明朝开放海禁，中华文明的走向是否会因此发生变化。但是，必须考虑到，假如地方利益集团掌握了一个国家的铸币权，会对中央政府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实际上，嘉靖已经是明朝最后一个能够对沿海走私贸易进行有效控制的时期。随着明朝的国力日渐衰退，对沿海的控制力逐年下降，海禁已经名存实亡，民间走私贸易猖獗。失去了铸币权的明朝因此发生了难以控制的白银通胀。

而且，这些财富大都落在了走私集团、当地权贵和官僚组成的地方利益集团手中。尽管每年有天量的白银输入明朝，大明的国库却日渐空虚，到了发不出军饷的地步。因此，单纯地开放海禁并不能拯救明朝，也不能让这片大陆摆脱内卷文化。

核心的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和民间的利益集团之间构成了一种零和博弈，它们只能此消彼长，却无法从对方的成长中受益。这便是内卷文化的根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大致在同一时间，英国的中央政府和海盗之间发生了什么。

公元1581 年，万历9年，海盗头子德雷克在金鹿号上接受了伊丽莎白女王授予的爵士爵位。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德雷克封爵的故事被当成盎格鲁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英国民间广为流传。直到今天，海盗在英美文化中都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形象。甚至，昂撒文化还将海盗对财富的贪婪与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种文化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不同造成的。

1581年的英国，海上实力还比较弱小，无力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面对抗。英国本土又物资匮乏。于是，跟海盗合作就成了英国王室获取财富的一个重要方式。而海盗们又急需一个可以稳定获取补给的避风港。双方因此有了良好的合作基础。

海盗通过劫掠西班牙的运输船，为英国王室带来了大量财富，充实了国库。英国政府则为海盗的队伍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以及安全庇护。双方都可以从对方的壮大中获取好处，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这才是英国的海上势力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称霸海洋的根本原因。

而这种条件在明朝是不满足的。大海盗汪直要求明朝中央政府开放海禁，实际上是在削弱朝廷对铸币权的控制。朝廷也绝不愿意看到一个民间私人武装集团掌控白银的流入通道。

而只要中央政府和民间的利益集团始终在为怎么分蛋糕而争执，双方就始终是零和博弈。中央也因此绝不会坐视甚至主动扶持民间的利益集团不断壮大。而一旦中央丧失对民间利益集团的控制力，整个王朝就有被颠覆的风险。

中国上千年的王朝更迭历史证明，只想着如何解决分蛋糕的问题，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无数能人贤士，都想要通过重新分配蛋糕，来延续王朝的生命。但是，王安石、张居正等那些主持变法的人物最终下场都十分悲惨。

可以说，我们这个文明在如何分蛋糕上已经探索了上千年。结果就是形成了无比内卷的文化。就连从外面取来的佛经，都被我们改造成了用来内卷的思想工具。要想把紧箍咒从我们头上取下来，就必须彻底转变思路，否则什么经书都不管用。

3.何为真经

如今，很多人都在强调要学习西方，但重点是我们究竟要学习西方什么。

需要看到，在欧洲，分蛋糕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西方从近代以来开始超越东方，主要表现在成功进行了对外扩张，将蛋糕做大。在分蛋糕方面，欧洲人其实并没有什么杰出的经验。

即使把视角切回现在，如今欧美国家生活水平高，福利好，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们真的分配做的好，而是靠着几百年的资本积累和科技沉淀，以及在世界秩序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了超额的利润。

如果你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一个很好的判断方法是，看一看当这些超额利润消失了，而制度还是原来的制度，欧美国家的百姓是否还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自由国家，会不会抱怨分配的不公。最近欧洲爆发的各种抗议潮，农民开着拖拉机攻占了柏林和巴黎，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学习的是西方如何将蛋糕做大的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西方的中央政府和民间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以从民间利益集团的壮大中获得更多收益，民间利益集团可以在国家力量的庇护下成长得更加茁壮。

正如那些习惯称赞美国强大的人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有谁侵犯了美国人或者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总统就会拿起电话，询问最近的航母在哪里。

而要想构建这样一种关系，关键是要从内卷走向外卷，向外寻找增量。就像18世纪的英国政客，他们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当国内出现问题时，他们会第一时间拿起世界地图，看一看哪里可以为大英帝国的荣耀再做出一份贡献。

或者像如今的美国，当底层白人明显是由于国内分配问题产生不满时，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如何优化国内的分配，而是“这都是其他国家的错”，应该向它们发起贸易战，逼迫这些国家把产业转移到美国。

优先通过在外部寻找增量，来解决内部问题，这便是海洋型文明的典型思维。有了增量，才能让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目标一致地向外卷，而不是在看不到尽头的内卷中自我损耗，最终垮掉。

这种思维才是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的，而不是再从西方抄一套经书，又把它变成用来反思和内斗的工具，在我们本已沉重的脑袋上再加上一道紧箍咒。

当然，西方的这套做法也有它的弊端。但是，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种极度缺少这种外卷思维。我们必须先恶补，再进行改造。

现在有很多人虽然嘴上说着要向西方学习，但骨子里还是旧时代封建王朝的士大夫。

在他们心目中，分蛋糕问题始终是第一位的。只要我们分蛋糕问题做好了，人民和谐，生活幸福。其他国家就会自动效法我们。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实际上还是古代“内圣外王”那一套理论。它要求我们先做一个圣人，那么天下万邦就会自动归化。

姑且不论有没有完美的分蛋糕方法，以及怎么把人均1万美元分成人均10万美元。“内圣外王”的这套说法实际上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史实。

英国通过与海盗合作，取代西班牙成就了世界霸权。在称霸世界期间，英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殖民体系，制造了爱尔兰、孟加拉等多次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但这并不能阻挡如今的英国，仍然是富裕、优雅的“文明世界”的一员。而从来没有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我们，却被踢出了“文明世界”。

历史证明，一个富裕的海盗，可以变成优雅的绅士，对往日罪行的忏悔甚至可以成为他们展现自身道德优越性的一种方式；而一位落魄的圣人，只能落得贫贱之家百事哀，最终连他的道德牌坊也守不住。

美国在称霸世界之前，刚刚经历了十年的大萧条，有上千万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而且，同人类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改革一样，罗斯福新政仅仅是缓解了症状，拖延了时间，真正拯救美国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成为了全球秩序的中心。

那些认为应该优先解决好内部问题，中国的经济就能实现良好发展的人，可以思考一下以下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红线，无法让每一块土地按照它最佳的市场价值发挥作用？

为什么我们听了无数次南海海底资源丰富，但那里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开发？

为什么风景优美的南沙群岛无法像马尔代夫那样发展旅游业，变成南海上的明珠？

为什么有些省要作为战备省承担额外的任务，没办法发挥它们的全部经济潜力？

这些问题都不是单靠“内部改革”能解决的。恰恰相反，一旦我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问题得到解决，这些制约就会变成发展的红利，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

换一个角度，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中国是这块文明区域内独一无二的大国。这时可以说，只要我们解决好内部问题，就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撼动我们。

但是，如今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充分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尽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跟全世界相比，仍然只占一小部分。外部环境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无视国际环境，独自美好，然后引领全球的想法，是一种盲目自大。相反，那种认为我们必须积极关注国际问题，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建构的态度，才是一种谦卑的姿态。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另一场“西天取经”。我们取到的既有可以改造我们文明的真经，也有经过精心包装的陷阱。这部经书既可能为我们打开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也有可能变成让我们不断反思，继续内耗的又一个紧箍咒。

当我们的汽车，5G通讯，大飞机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时候，这场旅程才刚刚走到一半。各路妖怪则叫嚷着要吃掉我们的血肉。有的人就像唐僧，说让他们吃吧，这是求取真经的代价；也有人相当八戒，天天嚷嚷着分行李，却不知这场游戏一旦进入就没有退路。

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摘下紧箍咒，义无反顾的大圣。现在轮到我们来维护自由贸易了：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