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也是可以团结的对象，美国大萧条为什么没有留下伤痕文学
由于历史原因，文学的地位在我们国家是被严重高估的。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造成了一个后果，中国人总是对读书人抱着高一分的敬意。而古代人的理工科知识又非常贫瘠，能否写一手漂亮的诗文就成为衡量才子的标准。人们又很容易把他们在诗文上的才能迁移到其他方面，相信他们对人生的见解，对是非的评判，乃至对国家命运和天下大势的判断。
当然，在那个连识字都没有普及的年代，文人墨客们即使是为了赶考，路上也可以增加一些见识。他们的意见的确还可以听一听。
而且，从复杂程度上，古代的社会结构比现代要简单很多。很多文人虽然只擅长诗词，但是通过个人的体验和观察，再用华丽的辞藻来包装一下，也可以生产出一些读起来比较深刻的观点。
不过，现代社会已经变得太复杂了。科技、经济、军事等每一个领域都有成百上千个分支，每一个分支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变革，每一次变革都要比一篇优美的散文或者小说更加重要。
而绝大多数文人创作时依赖的还是个人的体验和观察。他们最擅长的还是遣词造句，将个人的想象力转变成文字，并影响读者细腻的情感。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了解和判断，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但是，中国进入现代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得有些古老的习惯还没有来得及改掉。
一些专注搞文学的人还可以通过熟练掌握遣词造句的技巧，获得本不应该得到的普遍影响力。再加上诺贝奖那被神话的光环，更加重了这一现象。
从现实运作上讲，文学已经跟围棋、足球、赛车等类似变成了一种属于爱好者圈子内部的活动。但是，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作家们的一些观点常常会“出圈”，以及被当作“名家名言”用来影响那些跟文学毫无关系的领域。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一位作家对世界各国的评价和结论，并不比一位足球明星发表的对芯片技术的建议更加靠谱。
不过，无奈社会意识的变化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在我们的社会整体意识到文学的实际价值之前，作家们还会有不小的影响力。
而发生在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的一些文化现象说明：发展带来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不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很多时候也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
就像一个贫穷的人，可能会经常被人质疑是因为品行不端，才落得如此下场。这时反驳大多时候是没用的，反而会被当成死不悔改的证据，又增添一项新的罪行。而最好的反驳是成为一名富豪。这时就算你不说话，也会有人替你辩驳，并称赞你的大度。美国的这段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
1.萧条文学
谈到美国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你会发现在面向大众的通俗文章中，更多是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是军事学等角度提到它，因为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在面向公众的一般讨论中，人们很少会从文学的角度谈到它。
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从实际的价值来看，美国大萧条在文学方面给人类带来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大萧条，实际上，越是靠近现代社会，公众越关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越少讨论某段历史在文学上的价值，除非是大学里的专业人士。
无论口头上愿不愿意承认，文学早已不被看作人类文明的核心，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注解。这是西方世界经历了数百年的现代化过程得出的结论：这些文人的观点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别太在乎他们写了什么。
当然，这也跟美国后来的命运有关。假如美国就此没落了，这段历史大概率会被人拿出来反复鞭尸，从中挖掘深藏在美国人身上的“劣根性”。然后，文人们再发明出一个“萧条文学”，导演再把它们拍成发人深省的文艺片，送到欧洲去评奖。
这些都没有发生，是因为美国后来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中心，曾经的大萧条反而可以用来证明美国人面对困难坚韧的精神，不屈的性格，甚至被当作“天将降大任”的证据。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人们总是喜欢从结果来理解过去。你可能会讨厌这种说法，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事实，怎么会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描述呢？是你们这些讲历史的太坏了，别有用心，故意曲解。
那么，现在请假设你有一个青梅竹马。小时候的某一天，她因为某件事跟你大吵了一架，还咬了你一口。你当时觉得非常痛，一把就把她推开了。这些当然是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是，随着你的成长，你对这件事的理解可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假如有一天，长大后的你们又见面了，并且擦出了爱情的火花。那么这段本来很“痛”的历史立刻就会变成甜蜜的回忆，浪漫的起点。
不过，随着结婚后无聊的生活很快消磨了激情，你们又各自发现了另一段“爱情”，然后决定离婚。这时的你又会觉得小时候的那段历史，其实并没有那么特别，那么美好。
几年后，你们又发现对方才是自己的真爱，复婚了。那段历史在你的回忆中，又会重新变得甜蜜了起来，但是味道已经淡了许多。
如果让你记录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当你站在不同的人生节点，你对它的描述很可能会天差地别。
这个道理放在国家层面也是一样。千百万年的生物进化给了人类一颗慕强的心。当一个国家变强大了，曾经一切的阴暗，都可以变成走向伟大的前奏。而一个弱小的国家甚至没有忏悔过去的权力，因为它会被用作压垮这个国家的工具。
某种意义上，文学的悲哀就在于此。他们的多愁善感往往来得不是时候。伤痛当然可以记录，但一个国家在虚弱时，需要不是更多的呻吟声。
文人们大多数只关注现在，谁家的茶具更优雅，谁家的花园更漂亮，然后就匆忙地下论断。他们缺少一种对未来的想象力，用钢铁般的精神意志和卓越的见识，在这个虚弱的国家千万条可能的发展路径中，找出那条可以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重新焕发生机、走向繁荣的道路，然后从未来的某个历史节点回望现在，并以坚定的信念引导人民向着这种可能性前进。
拥有这样品质的文人，是一个国家的大幸。他们的作品也不回避苦难，不回避伤痛，但读完之后不仅不会让人满腔愤懑，恨自己生错了地方，还会给人带来力量，带来战胜苦难的信心。
可惜的是，这样的文人太少。现在即使有，也很可能不会被国际友人欣赏，出不了名，拿不了奖。
不过，公平地讲，要求所有文人都具有这种超越时代的能力，实在是有点严苛。大多数文人也只是想用自己掌握的文字技巧，住上更大的房子，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无可厚非。
而且，美国大萧条的历史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规律：当国家陷入危机和困境时，文人的声音就会显得非常大；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家的稳步前进，作家的意见就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2.昙花一现
1939年，美国的大萧条已经进入了末期。当然，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还要在绝望的状态下生活多久。
那时，待在农村里的穷人过得反而比城市里的穷人要好一些。城市里的失业者只能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而随着垃圾桶附近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等待他们的将是活活饿死。
于是，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就跑到农村做一些采摘和收割工作，混一口饭吃。
当时，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由于气候适宜，有大片的农业区。许多难民不远千里来这里逃难。
一天，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农民突然变得群情激愤。因为最近城市里流行一本小说，讲的是一群人到加利福尼亚农村逃难的故事，而且书里把当地的农民描绘成了对这群无家可归的逃难者进行肆意剥削的恶魔。
在农民们看来，自己为这些外来者提供了工作和活下来的机会，反而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这本小说的作者显然是为了出名，什么都干的出来的骗子。
当然，这只是这些农民的看法。这本书在城市里非常受欢迎。美国文学界对它更是一致的好评。这本书名叫《愤怒的葡萄》，而作者斯坦贝克的家就在加利福尼亚。
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斯坦贝克在书中有没有为了渲染情绪，刻意夸大或者扭曲事实，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知晓。评价这篇小说，也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关注的是这本书在整个美国掀起的巨大争议。
《愤怒的葡萄》刚刚出版就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并获得了美国书商协会成员评选的国家图书奖以及普利策小说奖。
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主演亨利·方达还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但是，另一方面，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恩县，也是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之一，宣布禁止《愤怒的葡萄》进入该县的公立学校和图书馆。
随后，许多地方开始跟进。作者斯坦贝克的老家萨利纳斯不仅将这本书列为禁书，还两次把搜集到的小说进行了公开焚烧。
这本书带来的争议还惊动了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她在为一家全国性联合报纸撰写的专栏文章中为斯坦贝克的作品做了辩护。
1940年，罗斯福夫人还来到加利福尼亚参观难民营，然后宣布“从来不相信《愤怒的葡萄》有任何夸大”。
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萧条消失了，大规模的失业状态也解除了。美国各地的工厂迅速活跃了起来。部分地区的个人收入翻了一番。忽然之间，所有人都有钱花了。战争的进展和战时的经济繁荣成为了新的时代主题。
以《愤怒的葡萄》为代表的“萧条文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开始热衷于到电影院观看战争英雄片。画报的发行量也达到了高峰，因为人们喜欢阅读上面的英雄故事，以及欣赏上面的战争影像。
战争结束之后，美国进入了战后繁荣期。“萧条文学”的公众影响力再也没有回来。实际上，就连这个名词也是我为了方便讲述自创的。
斯坦贝克后来在美国文学界的地位也在不断降低。1962年，当美国文学界得知斯坦贝克获得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文学评论家对诺贝尔委员会进行了的严厉批评。《纽约时报》专门发文章质疑，为什么把这个奖项颁给一位“才华十分有限的作家”，这表明“这个欧洲奖项对美国文学的主流十分陌生，并不适合用来评价美国文学界”。
显然，这时的美国已经不需要用诺贝尔文学奖来证明自己；相反，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被允许挂在“世界灯塔”上，而且还亟待改进的装饰品。
大萧条及其带来的伤痛文学永远成为了过去式。战争胜利和经济繁荣激发了人们身为“美国人”的强烈自豪感。这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浓烈情绪，为美国塑造整个战后世界秩序提供了坚实的动力。
随后，美国开启了它在人类历史中最为辉煌的年代，同时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最为盛行的年代。这是这段历史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启示。
3.民族与世界
文人们最擅长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它们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具体，而是一套抽象的符号体系。它们唯一的力量就在于这些符号后面所代表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能够影响多少人心。因此，作家是一个对道德感和价值观非常敏感的群体。他们会用各种正面的或负面的词汇来赋予各种事物道德色彩，并影响人们对它们的看法。
例如，在如今的文人塑造出来的语言体系中，民族主义通常跟“封闭”、“狭隘”、“落后”等形容词联系起来。自由主义者则标榜自己是“开放的”、“包容的”、“先进的”。
但是，从历史的视角看，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例如，19世纪称霸海洋的大英帝国，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但是，这群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绝对不是封闭的，因为他们有遍布全球的利益需要维护。
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民族主义不仅包括以族裔认同为核心的“族裔民族主义”，还包括以语言和文化为内核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以公民资格和国家认同为主“公民民族主义”。
在美国，有两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一个是在“西进运动”中，信奉“天命昭昭”的美国人热衷于开疆拓土，将领土扩张了十倍以上；另一个就是在二战期间及其结束后，美国人在战争期间激发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并主导了战后全球秩序的构建。
历史证明，当一个国家的利益遍布全球时，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可以是“开放的”；当一个国家需要在世界扶持广泛的利益代言人时，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可以是“包容的”；当一个国家成为了世界秩序的中心，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也可以是“先进的”，因为处于世界秩序的中心本身就代表了先进。
相反，当一个国家处于世界秩序的边缘，民族主义者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得不立起一道道制度和文化的围墙，以对抗这套秩序。在那些忠于世界秩序的人看来，这种行为显然就是“封闭”、“狭隘”和“落后”。
就像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究竟谁更正确，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实力强大者自然更加赞同要完全开放，要充分竞争；实力弱小者则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产业。
民族主义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是处于世界的中心还是边缘。因此，当美国大兵骄傲地将星条旗插到世界各地时，很少人去指责它在搞民族主义，反而会被当作传播“先进”和“文明”。然而，其他国家的人即使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宣扬爱国教育，也会被指责为幼稚、狭隘、无脑，缺少国际主义精神。
而绝大多数文人要么缺少洞察这种世界结构的能力，要么缺少意愿。因为世界的大多数资源被掌握在秩序主导者手中，他们必须顺着主导者的思路，才能得到秩序的奖赏。当面对处于世界秩序边缘的国家时，他们用来“反思”和“独立思考”的器官，才会开始工作。
不过，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品开始走向全球，当它的航母开始为商船护航，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就会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有国际主义精神。相反，那些曾经把自由主义挂在嘴边的国家，反而会关闭国门，搞起贸易保护。
实际上，现在那些所谓的“自由派文人”已经开始变得手足无措。曾经，他们是豪门权贵的座上之宾，电视、报刊、杂志到处充满了他们的高谈阔论。而如今，他们从网络上找到一点儿极端言论，就像掉了牙的老太太好不容易碰到了软柿子，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煞有介事地分析一番，来维持他们日渐脆弱的优越感。
而我们是不必着急的，且不妨大度一点，包容一点。因为单凭抽象的文化符号本身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它们必须依赖物质世界来运转。
而当物质世界的秩序发生变化时，文人们原本为旧日霸主写下的赞歌，就会变成歌颂新世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