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名换姓的纳粹们谈谈理性和极端：我们为什么不被允许愤怒？西方对暴力权的垄断

从改名换姓的纳粹们谈谈憎恨与是非：我们为什么不被允许有愤怒的权利

1960 年 5 月 11 日，一个叫做里卡多·克莱门特的阿根廷人，像往常一样从公交车上走下来准备回家。突然，三个陌生人冲出来将他摔倒在地，然后抬到了一辆汽车上。

9天后，克莱门特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阿根廷，被绑架到了以色列。原来，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奥托·艾希曼，是在纳粹德国时期负责集中营后勤工作的党卫军成员。绑架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特工。

为什么这里要用“大名鼎鼎”呢？因为这正是西方主流舆论对它的正面评价。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为什么艾希曼们都被逼的改名换姓了，以色列还不愿意放过他们？以色列的民族主义是不是有些过于极端了？

而更本质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少有知识分子拿这个来指责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

现如今所谓的美西方世界秩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精神层面，即美西方社会代表了优越和文明；第二个是经济层面，即跟着美西方走，可以发家致富；第三个则是暴力层面，谁不听话，就杀他全家。

（暗杀纳斯鲁拉）

这三个层面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经济上的富裕，用来衬托美西方精神上的优越和文明；精神上的优越，又为美西方普遍应用暴力而不受指责奠定了基础。

本质上，在美西方的世界秩序下，“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适用不同的道德标准。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憎恨和报复不仅是正当的，而且要作为武德充沛的象征大书特书，于是便有了摩萨德特工的种种传奇故事；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哪怕是受害者，不仅没有资格表达自己的愤怒，还必须在无尽的忏悔和反思中变得无比温顺。于是就出现了悲天悯人、圣洁无瑕的知识分子一边引导本国国民进行精神上的反思，一边对美西方在加沙制造的苦难保持沉默。

这种在精神上主动进行自我矮化、自我阉割，是典型的被文化殖民的表现，是在向西方中心秩序的献媚。论血性和气度，这些人比当年的汪精卫还不如，因为汪精卫还是要冒着被锄奸队暗杀的风险，而这些买办知识分子除了嘴炮，实际上什么都不愿意付出，连替西方主子说句话都要拐弯抹角。

表面上，他们是在宣传一种理性的、优雅的思考方式；实际上，这种“极端理性主义”是为了将人们打造成现今世界秩序下的“顺民”，剥夺非西方国家愤怒和反抗的权利。

1.被阉割的理性

有位伟人曾经说过，要多读书，以防被读书人骗。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有一部分是为了探求世界的真相，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迷惑。

比如，“理性”这个词。在知识分子口中，它是如此的优雅、高洁，似乎跟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不沾边。“极端”则是它的一个反面，任何跟它联系起来的词都会瞬间变成贬义，例如，极端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

但是，很少人将理性和极端拼接在一起，似乎“理性”永远是正面的、积极的，值得追求的。它天然跟极端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博弈论中有一个“最后通牒博弈”：甲、乙两人分一笔总量固定的钱，比如100元。甲有权提出分配方案。如果乙同意，那么就按甲提出的方案来分；如果乙不同意，那么两人一分钱也得不到。

最公平的分配方法，当然是每人50元。但是，如果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而且甲知道乙是一个理性的人，那么甲便可以提出99:1的分配方案，因为此时对于乙来说，理性的决策仍然是选择同意，否则乙便什么都得不到。

在这个博弈中，理性成了乙的诅咒。乙的最佳策略反而是要在甲提出分配方案之前，就展现出自己不理性的一面。不断放狠话，并且做出一副随时要掀桌子的样子，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

而在真实的实验中，也只有极少数人会选择99:1的分配方案。因为参与实验者知道，现实中有很多人是“不理性的”，宁愿不拿这一块钱，也不愿意受这个气。他们会因为“不公平”而掀桌子。

而这才是世界的真实之处，正是那些被许多知识分子所鄙视的“不理性”的愤怒情绪，在维持着这个社会的公平底线，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理性”，更加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

那些悲天悯人、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希望人人都随时保持理性，就像要求奴隶在受刑时也要保持端庄一样。而他们之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只是因为绑在刑具上的不是他们而已。

他们在用“滥杀无辜”来指责反抗者时，用理性来要求受害者时，绝口不提在此前的压迫中死了多少人。他们认为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太极端了。实际上呢，即使路易十六们能够改个名字活下去，他们依然会觉得这太极端了，太不理性了。

更荒唐的是，他们这边拿着枪指着受害者，说你们不该愤怒，要温和，要宽容；面对西方时，他们则不吝言辞称赞“大名鼎鼎”的摩萨德们手段高明。而这还是在德国人在赎罪方面做的要比日本好得多的前提下。

这种精神分裂症状的根源是，在美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等级秩序下，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的“文明国家”才配有健全的“国格”。西方人选择理性，说明他们宽宏大量，文明优雅；西方人选择愤怒和报复，说明他们嫉恶如仇，武德充沛。

“非文明国家”则被剥夺了愤怒的权利，必须时刻保持“理性”，“冷静地”接受文明国家提出的任何分配方案。

这种文化秩序，本质上是为美西方所主导的经济秩序所服务的。在现实中，它表现为“不可得罪甲方论”，即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美西方的任何要求，不可出现任何差错，就连偶然的不幸事件也不可以有，否则就是在“恶化营商环境”，就是搞“极端民族主义”。

这种对外承担“无限责任”，时刻进行“无限反思”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奴仆文化。与之相比，西方的自由派人士或者说白左群体，反而因为没有丧失思考的主体性，敢于对以色列进行批评，至少表现出了逻辑上的自洽。

2.文化等级制

2023年10月，一名叫做乔希·保罗的美国公务员宣布辞职，理由是不满总统拜登在巴以爆发新一轮大规模冲突后“盲目支持以色列”。

乔希·保罗在美国国务院分管武器交易的政治军事事务局工作了超过11年，主要负责处理涉国会和公共关系事务。也就是说，他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向国会和公众说明美国为什么要向一些国家支援武器，向另一些国家实施武器禁运和制裁，美国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保罗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过去11年来，我在道德上做的妥协比我能回忆起的多得多，每一次都非常沉重，但还能承受得住；然而，美国政府向以色列“继续扩大和加速提供致命武器”的政策，令他觉得在国务院的工作难以为继。

我们经常说美利坚是一个帝国，但是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这个帝国的运作也是由一个个普通人支撑起来的。

帝国的大多数普通人也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他们只是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中呆了太久，习惯了西方媒体制造的叙事逻辑。

但是，当物理层面的事实超过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时，他们也会从直觉上感到不对劲，进而产生质疑。

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有上万名儿童死于加沙战火，超出了四年来全球冲突致儿童死亡的总和。抛开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哪个正常人会不认为这是一场悲剧呢？

虽然像乔希·保罗这样愤而辞职的美利坚中层公务员只是少数，但是这并不代表跟他有类似想法的人也很少。

在接受《赫芬顿邮报》采访时，保罗表示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保罗辞职后，许多在联邦政府和国会工作的同事对他表示“完全理解”，说自己也有“相似的感受”。

长期以来，美西方将白左文化当作向全球进行意识形态进攻的武器，用来论证西方世界代表了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这让美西方的左翼群体在文化上拥有了较高的地位。

不过，他们的道德标准形成之后，既可以成为对外输出影响力的武器，也可以对内成为自我审判的利剑。在这一轮巴以冲突中，大量的西方左翼人士明确地站到了批评以色列的立场。

那些在国内表现得悲天悯人的自由派人士，面对加沙的惨剧，有的保持沉默，有的甚至还为之喝彩，不敢把反思和批判的武器用到以色列头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实际上也不配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等级秩序要高于自由主义的理念，维护上位文明的体面，要优先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即使上位者有行差踏错，对着上位文明说三道四，也是一种僭越行为，为礼法所不容。

以往，我们谈起百年大变局，经常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角度来理解。实际上，在文化上，我们同样需要颠覆这套以西方中心的等级制文化秩序。

然而，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我们此前在军事上战胜过最强大的西方力量；后来，我们在工业上也摘下了一颗颗明珠，几乎要把工业皇冠薅秃了。

不过，在文化上，我们始终还缺少一场翻身仗。这跟社会思想的迭代方式有很大关系，因为社会思潮的演进方式往往不是拥有老思想的人换上了新思想，而是拥有老思想的人退出了历史舞台，拥有新思想的人开始领袖风骚。

3.思想演进

1947年，量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普朗克在德国去世。除了对物理学的贡献，他还用自己一生从事研究的经历，总结出了一条关于知识界的“普朗克原理”。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新的科学真理不是通过说服它的反对者并让他们看到光明而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的反对者最终会死去，并且熟悉它的新一代人会成长起来。

在我们的印象中，自然科学是一门非常讲证据、讲逻辑的学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科学不讲究排资论辈，实验结果是检验科学理论的金标准。再伟大的科学家，也必须尊重事实。

但是，普朗克用他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老一代科学家对于接受新理论有着很深的抵触情绪。因为是否接受新理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他们在原来的理论上已经投入了几十年的时光，产出了无数的课题和成果。转向新的理论，意味着大量的研究人员前功尽弃，意味着他们要否定掉自己前半生的努力和信仰。

因此，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才会被称作一场“革命”；从经典物理学向量子理论的转变，才如此艰难。

而这种现象在文科领域要严重百倍，因为文科理论更加讲究代系传承，沉没成本更高。很多时候，一个文科学者一辈子的学术工作就是研究某一位学科权威的思想。

一个名人的著作，能够养活几代学者。这才是哈耶克能够如此伟大的真正原因。

而这还是在高估他们对学术的追求。实际上呢，天下熙熙攘攘，不过名、利二字。这其中混杂了多少舍不得自己的学术权威和课题经费，就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了。

在这种现实之下，指望老一代所谓专家学者在思想上进行新的探索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我们国家的发展速度又太快了，还来不及给文化界充分的时间进行人员的更新换代。早些年，由于国内外的物质条件的确存在极大的差距，那种冲击已经转化为老一代人的肌肉记忆，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思想钢印。

客观来讲，这其实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对于那群灵魂被困在那个时代的文人来说，他们的历史已经终结在那一刻。不过，怜悯归怜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还是要尽早淘汰，否则就会继续荼毒社会。

这并不是在贬低文科。恰恰相反，从历史经验来看，每逢天下局势变动，正是文科生大放异彩的时候，因为新的世界秩序需要新的思想来与之匹配。

只是，这个使命是无法由老一代学者们去完成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正视这个世界的变化，没有办法完成知识的自我更新。这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问题，而是数千年来，从来如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与这些西方思想的皈依者共存下去，然后静静等待时间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文化必须渡过的一个阶段。

而对于西方来说，它们的文化也会面临自己的问题。

在古往今来的帝国中，美利坚帝国的文化输出能力的确首屈一指。

不过，抬得越高，摔得越狠。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意识到，他们每天高呼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本质上不过是“谁不听话，就杀他全家”，支撑他们的日常道德体系就会面临崩溃。

从此以后，帝国机器的运作成本便不一样了。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润滑剂，它代表了这个群体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正义的。缺了文化也不是不行。但是，此前几句话就可以忽悠人来做的事情，此后就需要用真金白银、高官厚禄来换了。

当这群西方的文化人从“真心相信”，变成“拿钱办事”，战斗力难免会大大下降。而且，既然已经到了“拿钱办事”的地步，那么，拿谁的钱不是拿呢。

不远的将来，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这样一副奇怪的景象：在东方的信徒们还在对着西方顶礼膜拜时，西方的大儒们正在忙着摧毁自己的神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