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回顾系列三 |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讲述于时代中探索艺术，在电影中找寻自我
上一期电影大师班回顾中，陈冲为观众讲述了其从演员转型为导演的银幕历程。这种“多面开花”并非个例，为拓展艺术宽度和广度，电影大师们往往勇于尝试不同的身份角色。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就特别邀请到了集导演、演员、音乐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担任主讲嘉宾，并邀请到中国导演黄建新、中国作家余华担任对谈嘉宾，为观众带来一场探讨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的大师对话。大师班现场，库斯图里卡导演以历史、社会变迁为线索脉络，为到场的观众分享他在社会、时代洪流中通过电影艺术体认自我的创作经历。
以下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实录：
时间：2024年4月25日16:00-18：00
主题：国族史诗与心灵奇迹
主讲嘉宾：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塞尔维亚导演、编剧、演员
对谈嘉宾：黄建新 中国导演；余 华 中国作家
主持人：李铭韬 学者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从左至右：李铭韬、黄建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余华
李铭韬：今天，我们有幸邀请本届北影节“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为了让我们能够用大师的眼光来认识大师、发现大师，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导演、监制、北京电影家协会主席、厦门大学电影学院院长黄建新和库导的好朋友著名作家余华老师！
库斯图里卡：谢谢大家，我想在这里向所有人问好，不好意思，我只能用英文说，不能用中文跟大家交流，我非常惊讶今天竟然有那么多观众来到现场，希望我们在未来的一个半小时里面能够讲到尽兴。
黄建新：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对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余华：我跟建新不久前见过，我跟库斯图里卡最近那次见面是在2018年，所以非常高兴能在北京和老朋友再见面，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对话，你们期待吧。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李铭韬：本次库导以“天坛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参与到北影节，请问相较于上一次来到北影节，您有什么新的体验，以及在评奖过程中有什么趣事与大家分享吗？
库斯图里卡：我们都知道文学、电影都是跟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我是非常乐观的，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些故事、影片确实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时代的变迁。
我之前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国际电影节，我也不记得到底在多少个电影节上做评审、评委，但是这次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我非常惊艳，看到非常多元的视角和故事，而且我们所有的评委都特别满意，我们都很看好这些入围的影片，不是因为我来到中国我才想要感谢大家，感谢北京国际电影节，而是这些电影本身呈现出来的质量和水准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非常多有意思的，非常强有力的故事，有关于中国的故事也有关于国际不同地区的故事。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审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都是有共识的。我们知道在中国、在全球都是这样，电影在不断的迭代、发展，我们看到有不同的故事、叙事在迭代、上演，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在北影节见证的电影都是有非常高水准的。而且大家对于北影节展现出来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制片、拍摄，包括中国电影的讲述水准越来越高了。
黄建新
李铭韬：下面我们向黄导和余华老师提问，请您二位谈一下，按照您喜欢程度排序，您最愿意向中国观众推荐库导的哪三部电影。在推荐完三部作品后，是否可以请您谈谈库导的电影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您在创作中感受到哪些共通的东西吗？
黄建新：我记得我看导演的作品《地下》，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推荐给我的，他说有一部好电影你要赶紧看一下，他有独特的风格。那天晚上我看完《地下》，很长时间坐在那没有动，对我的冲击很大，电影有一个镜头我印象很深，那个孩子，他的妈妈到了地下把他生出来，15年没有到过地上，后来那天他爸爸带他出去，第二天太阳升起在湖面的远处，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他看着太阳升起来的镜头，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神，那个地方我哭了。因为我知道人的本质，对生命、自由、对一切的渴望，在那一瞬间，那么平静的情况下产生那么大的力量。
《地下》还有特别多的艺术表现，我们现在说它是魔幻现实主义，其实有特别多艺术手法在其中。很多镜头给我们特别强烈的印象，特别多的想象空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变化，这里头的人，这里头的人性，这里头的向往，很多很多。所以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而且导演用了一种他自由的畅想、狂放不羁的艺术形象把这部电影拍成了，有这么强的力量。
随后我翻他的作品，注意他有一个小孩视角的电影，就是《爸爸出差时》，电影通过一个孩子的视点去看那个时期，那个电影也非常奇妙，它非常地吸引人。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节就是告密，情人告了密，他的爸爸被抓了，一次告密的行为使一个家庭产生了分离，孩子一直渴望见他的爸爸，一直有一个谎言说爸爸在出差，妈妈带着全家搬走到回来，其实人性在这个中间来回的跌宕，有一些东西画了一个圈又回到那个位置上，给我带来特别多的联想，导演很多电影我都很喜欢。因为我自己拍片的时候也有一些非写实主义的、表现主义的方法的使用，应该说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导演所身处的那个国家的历史，很多的事情我们会能联想到更多，所以这就是超越了电影、文学、艺术的作品，它带给我们更多人类广泛性的想象，这是我特别印象深刻的。
余华
余华：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爸爸出差时》，是一个中国导演从国外买了一个录像带，不知道什么语言，下面有英文字幕的，我都看不懂，听不懂里面人物的台词，但是那个电影我看懂了。
第二部是《地下》，当时还是录像带时代，在一个21英寸的电视机里面看，《地下》已经是世界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了。这个看完以后我再看第三部的时候是《流浪者之歌》，在网上下载，然后再在电视机里面看。我仔细看了目录以后，我发现我还是有2、3部没有看过，比如他的第一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这部我没有看过，因为我没有找到片源，只要找到片源的电影我都看了，我都非常喜欢。
我觉得如果要对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有一个评价的话，就是我们大师班这个题目特别好——国族史诗和心灵奇迹。我觉得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就是给我们带来心灵奇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种疼痛感可能不是我们大多数人能够体会到的，这样一种疼痛感是我感受特别深刻的地方，库斯图里卡电影就是心灵奇迹，带给我们的就是国族历史下的心灵的奇迹，这个题目用的非常好。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想请问三位，从您创作起步到今天大概有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三十年前和现在比起来，“创作”对您而言，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库斯图里卡：我是在1981年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当时大的时代背景下，它是特殊的一段伤痛的回忆，所以当我做我的第一部电影《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时，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个爸爸，他其实一直都在做这样的梦。并没有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存在信仰，我觉得在当时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电影是非常有意思的。
与此同时，影片其实也会非常生动地进行一些关于社会根基的讨论。包括像这个孩子他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整个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其实都非常重要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时代大的历史背景也是我创作电影的一个背景。
1985年，在我的第二部电影《爸爸出差时》当中，其实深刻地讨论了这样的背景带给家庭、孩子的冲击，比如在影片中的那个孩子，他当时也是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好的去感受到家国情怀，还有爸爸以及家庭给他的爱，比如说他要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常规的，在这样的谎言中成长的历程。
所以对于很多电影工作者来说，他如果是生活在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艺术的养分，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相对的创作的灵感。但是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当我经历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可以说一直到了世纪末的时候我心灵的因为历史背景而带来的伤痛都没有减轻。所以当时我在世纪末的时候，我可能要去作出其他的选择，它对我来说就是我们能够从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听到他们是不是产生了一些心灵的创伤，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苦中作乐的幽默感产生出来。经历这样的时代背景给我带来重新思考，我希望把我的反思以及其他的元素在我创作的电影中体现出来。我希望能够在我的电影中把这样大的时代背景所展现出来，并更好地融入我个人的家国情怀，比如我的成长过程，包括我的价值观等等。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更好的参与到这样的世界中？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把这样的故事放到大银幕上，让其他人也能够有机会看到、感知到并产生情感的共鸣。所以这个就是电影能够带给我们的，它一定是能够引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到电影院，他们观赏这样的电影，并相信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的，是不会停止的。
可能很多人会谈论到现实主义，什么样的现实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的信仰？无论大家信仰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它可能都是存在的。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当这个年轻的小男孩出去之后他看到外面的世界，从他的现实的角度，比如他经历了二战的战乱，他的爸爸，可能是他在这个期间能够回来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亲人。所以像这样通过科幻的方式表现出来，能够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样的现实，也就是我们说的生活。
我把我个人生活的经历融入电影呈现给观众，因为电影就是能够告诉人们。我们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是如何幸存下来的。所以我一直都在讲我是特别幸运的人，在那样很特殊的时代经历战乱但是能够幸存下来，能够把这些以艺术的形式呈现给大家。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的艺术表现形式让大家理解那个时候人们的经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黄建新：刚刚库导说的，我都特别同意。最初拍电影反映的一定是一段历史经历对一个个体产生的影响。我是出生在西安，西安的钟楼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条街道叫五柳巷，我出生在那样一个地方，有很多秦腔的名演员，也有拉板车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等到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我特别想把自己心里头藏的东西放到作品里。我身边的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就想把我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事件，和对这个事件发生的外延的所有的事情在我心里头消化完了之后，记录在我的电影里。
我特别同意库导说的，你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一定会在你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和痕迹，那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当你真诚地用你所经历的情感真实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想象力、你的表达方式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所以一个导演做电影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始终如一地用你所能够展现想象力的能力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把这些人物讲出来、塑造出来。
余华：库斯图里卡他自己在他的自传，中文叫《我身在历史何处》，里面写到艺术和电影救了他，把他变成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然后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美好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喜爱艺术的一个原因。
三十年后，库导对当年的那个时代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说，因为我们在新闻里面，或者我们在书本上所了解的巴尔干半岛，那些其实未必是那么真切的，但是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面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以及里面的人物的内心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我和库斯图里卡第一次见面，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的萨瓦河注入到多瑙河的卡莱梅格丹公园，我们在那吃了晚饭以后，库斯图里卡跟我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地下》的灵感从哪来的”，我们就在旁边一个下沉的，像一种遗址一样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小门，当时灯光是照在下面的，周边是黑的，我一下子想到：那么多人经过为什么没有可以想到把它拍成《地下》，所以是历史选择了库斯图里卡看中了那个小门。
有的时候一个创作者他风格突然的转变和时间的关系其实不大，有时候是他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于是就开始创作了，我觉得库导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导演，他的作品你无法按照不同的时期来衡量。我特别喜欢他，我对电影的了解肯定不如对文学多。库导在我心目中，他有两个灵魂，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灵魂，一个是契诃夫的灵魂，这两个灵魂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比如说《爸爸出差时》的时候是契诃夫式的灵魂，到《地下》的时候你感觉到莎士比亚式的那种放肆、那种开放、那种为所欲为、天马行空，但是到了《流浪者之歌》你又感觉他两个灵魂又合在一起了。他是这样的导演，所以他的作品是他的灵魂碰到了什么然后他去创作什么，我感觉跟时间关系不是那么紧密。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您三位都是以创作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故事见长。请谈一下在题材与剧本阶段，您做出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库斯图里卡：我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翻译成了中文版本，余华先生在我的中文译本出来之前去到了萨拉热窝，看看我小时候生长的街道，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街上玩。我想说我生活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我的家境比较好，家庭比较完整，但是我周围的人家庭关系较为复杂，或者是单亲家庭，或者家庭比较贫困。在我的记忆里面，我一直在寻求这种生存感，而且我一直想寻找这种力量，想看看街上的人，我也想见证这些社会的变迁，大家可以从银幕上感受到街头的变化还有社会的变迁。比如说大家看到我的鞋子，我的鞋带没有系上，我为什么没有系？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心情特别平和，曾经在街头可能我会受到威胁，可能有人要打我，所以我要系紧鞋带，随时准备逃跑，我们在过去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我把鞋带解开，是一个放松的姿态呈现在这里。
我刚才说了大家非常的幸运，我们看到了这种象征的变化包括真实的变化都发生在社会上，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上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可以成为艺术家。看到现实，我们能够把现实剥离出来，而且我们能够从别人的事迹上剥离出来一些元素或者现实，所以我有自己的感情来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当我们进入到艺术世界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有区分，区分出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里面也有一些非常关键的元素，就是故事要展现什么东西，要隐藏什么东西。那么在一个好的电影里面也是一样的，一个叙事、一个故事发展，基本上基于我们告诉观众什么东西，还有我们向人们展现什么，还有把什么隐藏起来。所以我们讲艺术家的创作也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创作是更加现实的，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是四十多年之前了，可能快半个世纪了，但是我还能活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所以我们必须要适应社会的变化，我们可能要预见未来，可能要去畅想未来，我们也要去畅想在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的。
我非常坚信一点，我们不论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们走到了什么样的路径下，我们都需要去看一下当下的一些历史的选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和启发。与此同时你找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通道，你才知道你从何而来，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你能从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人性，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了解到人性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或者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覆灭，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帮助我们找到人性的脆弱性，找到人性深层次的内涵到底是如何。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让大家去了解到这样的感情，了解人性深层次的含义，与此同时赋予我们更深刻的意义。
人性的命运也一直是在变化中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不能很单一、片面地把人的命运放到一个电影故事中，好像它是阴阳两极的对立一样，有的时候没有非黑即白的变化，所以他到底这个人性是脆弱的还是坚强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人之本性的问题。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黄建新：因为我拍的电影都是题材比较小，电影的题材来源主要是文学，我喜欢看小说。昨天也有一个座谈会上问我说你的电影题材来源于什么，我说我的前六部电影，五部都来源于小说，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作家比电影人在观察人性、人物塑造方面要强，因为我说他们有一个状态叫冥想状态，电影很难有，人在冥想的时候会产生形而上的问题，会触摸本质。所以中国文学给中国电影打下了特别好的基础。
除了来源于文学，还有就是来源于人生的经历。所以当我能拍戏的时候，我特别关注普通人，我周围的各个细微的事情。特别是我拍完了大家称之为先锋的，运用各种表现主义手法的电影之后，我有一个机会去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我看了特别多的纪录片，对我影响很大。回来以后我开始拍特别写实的电影，就是想写改革初期中国发生的变化，我想把他们记录下来，所以就拍下《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红灯停，绿灯行》那个主场景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院子，因为我拍完以后一个月那个院子拆掉了，我把它留在了电影里，就是想记录下。我有的时候想那个院子，我就会把电影镜头拿下来看，那是我成长的地方。
那个时候就是想表现改革开放邻居的关系，一层楼里住着三户人他们都发生了什么变化。《背靠背，脸对脸》写一个工作单位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红灯停，绿灯行》想写中国人临时组到一起他们学开车，他们又是怎样的。然后大家现在说它比较真实的记录了我们那一段我们群体的心理特征。
总的来说我们逃不掉历史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每个导演都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喜欢，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纯粹灵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多极的、丰富的灵魂。这样我们的影片、小说才会有比较长时间的价值，才有他的生命力。
黄建新（图左）
余华：我第一次见到库斯图里卡在贝尔格莱德，我看到他鞋带没系好我还提醒他，他说：“嗯”，然后继续这么走路，后来发现他有一个习惯是不系鞋带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才他才解释了那个为什么他不系鞋带。我当时认为可能是他自己某一个爱好，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终于知道答案了。
库斯图里卡刚才说到他好多年前就已经在准备的那个剧本，故事来源于艾特玛托夫的小说，我读了翻译成中文的电影剧本——《成吉思汗的白云》，写的好极了，而且库导一直希望在中国来拍，因为成吉思汗故事应该是在中国拍。
他刚才讲他的电影《成吉思汗的白云》里面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挖掘的是什么？是人性的脆弱的那部分，而不是他强悍的那部分，人性往往在最脆弱的时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能够了解人性，并不是通过他的强大，而是恰恰通过脆弱，哪怕是一个个别意义上的人性，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我们都是需要通过一个脆弱的角度去了解。
我看过《成吉思汗的白云》剧本，所以我有发言权，我很期待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在成吉思汗那么强悍一个人的人物身上，从他的人性的某一种脆弱的角度切入进去，就有点像当年我们在公园吃完饭以后，你带我去看那个给你创作《地下》的灵感的那个小门是一样的。我们的创作、我们的灵感、我们所有的一切，可能就是来自于某一扇小门，我们从里面进去以后发现一个如此宽广的世界，所以我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中国顺利拍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电影最吸引您？
余华：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话题，我觉得很难作出一个具体的回答，因为你要想寻找例子的话太多了，说了这个忘了那个，朋友们不高兴，尽量不说。
我们现在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你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中国人喜欢，如果中国人都不喜欢的话，我相信外国人也不会喜欢。因为人是相通的，人性是相通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我第一次看《爸爸出差时》看不懂，那个台词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但是里面有一场戏我很震撼，写父母吵架，两个孩子，一个惊慌、一个流眼泪，库斯图里卡拍得非常的激烈，下一个镜头就是一家人在床上了，一家人唱歌了，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心灵奇迹。心灵奇迹不是在一个什么重大事件，而是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来自于生活中的事件，你能够感觉到创作者对生活的洞察力，那场戏黄建新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黄建新：我印象特别深刻，吵起来以后他爸爸打他妈妈，这个小孩上去咬了他爸爸一口，然后他爸爸抱着他妈妈亲吻，然后大儿子拉着手风琴，大家在那一起吃东西。
余华：我觉得这就是心灵奇迹，心灵奇迹来自于我们最熟悉的，最能够感受到的那种生活。
库斯图里卡：刚才提到了人性，在地球上只有一种人性，就是一个核心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我们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电影，如果想要走到世界的大银幕，成为永恒的或者共通的，必须要有普遍性和全体性。
讲述故事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说要去把自己的思想通过故事去传递给别人，这个不是去灌输观念，而是讲故事。做一部电影就像做一个建筑一样。我们要关心人、关心人群，所以刚才提到了人的本性。如果我们开始写作，或者开始创作电影，我们不去先从生活中的故事着手，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写实片、纪录片，生活中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现实的元素，创作是源于生活的，创作的形式可以是现实的，但是我觉得创作形式的现实化并不是说一定要依附于生活的现实，每个人对创作形式的现实是有不同的解释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符号，自己的象征，通过电影去表达出来，我们有不同的题材、不同的类型电影去表达这些内核，也可以用不同语言，有些时候大家没法理解不同的语言，但是可以跟得上剧情，就是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能够跟得上剧情，但是这样的剧情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很远，这也是可能的。
我之前在做评审的时候，看到了张艺谋导演的一部影片，我知道它是一个中国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具有全球的共通性，包括人性的共通性。我其实看不懂，但是随着片子的进展我知道电影里面谁是主角。所以这是一种电影讲述的画面语言或者是故事讲述的语言，这也让张艺谋在全球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导演。
艺术本身并不是说要去进行一个类别的定义，也不是说在一个类别上才能取得成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疆域，但是我们要去超脱这种疆域进行心灵、精神的沟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一个都不能少》获奖的时候，库导是评委会主席，显然那个影片很深地打动了库导。
黄建新：刚才余华老师提到了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就一直在讲中国故事，观众喜欢不喜欢是电影里的人物决定的，因为我们把它叫故事片，它就是写人物故事的。所以电影有很多种，但是能够长久存在，能够影响每一个观众的电影一定是写人性的电影，深刻地分析了人类的所长所短，他能让你看到令你骄傲、快乐的时刻，他也让你能有反思，想到你灰色的地带，这才是丰富的人。那天我们在聊天说文艺复兴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大发展，我们在知识分子的带动下，在艺术作品的影响下，人类对美好产生了很高的兴趣。艺术家就是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在这样的一个上下翻滚的过程中，我们写出了我们的担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推动人类往前走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写好故事我认为就是写好人。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下面这个问题是提给库导的，一般认为，您是以魔幻的、马戏团式的、巴洛克式的充满想象力的风格来拍电影。然而，近年来，您有所转向，您的电影中更多出现了纪实性，影像风格也更加宁静、舒缓，可以谈谈为什么吗？您的下一部电影会是什么风格？正如刚才库导所介绍的，他的下一部电影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白云》。
库斯图里卡：电影反映了生活、人生，它是一个真实又是一个怪诞的方式。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翻译，我们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翻译成电影语言和电影故事。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非常好的年轻人，你们有知识，有能力，你们也有这种作为电影人的基本素养和技巧。现在大家也有了更多的电影创作的技术，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人人都可以拍电影，大家可以看到全球都有这种趋势。我下一部电影是基于一个文学作品，我想讨论一些欧洲的问题，想讲述一些关于好人的故事，想把这些好人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上，传递给所有的观众。大家都知道《罪与罚》这个作品，我想告诉大家在整个故事剧情里面有一个人性的发展，比如说一个好人他也可能到一个情境中，在这个情境中他必须奉献自己的生命，来用自己的善服务于他人，来唤起他人的善，这个也是共通的语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去描述人既强大又脆弱，他是一个混合体，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不同的历史、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语境里面，在不同的地域都是共通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黄导，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里“浪漫的黑炮”，您始终关注社会问题，常常体现出犀利的批判精神和电影语言的探索色彩。近年来，您的创作也有所转向，具备了更加宏大的面貌，您也成为新主流电影的前沿代表性人物，可以针对这种转向谈谈您的心得体会吗？可以聊聊您现阶段正在创作的项目吗？
黄建新：我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你一直做导演做了那么久怎么突然去做一个制片人，做一个监制，你怎么融合导演跟监制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里的事情，你自己不打架吗？我回答不了，我找了一个理由说我是双子座。
我那个时候就发誓说我们得有一批人能做到让我们国产票房收入能够超过一半，那当时就是我们的梦想。
就像刚才余华老师说的，你拍中国故事，中国人得先看，过去中国人不看，现在80%是我们观众在看。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个好的现象，最近好几部电影卖座不是因为特别离奇的情节，或者特别大或者炫的场景，而是人物，观众又重新回来看人物，比方我们说《三大队》其实就是看人物。我们希望我们过去好的电影的状态跟我们对市场的认识能够结合起来，让我们的电影能够丰富，能够让中国观众喜欢看，我们也要支持有创造的、有深度的，就像电影节这样展示文化价值的电影，这样的电影才能够真正地让全人类了解中国。
我们也有商业电影卖出去的，就像郭帆的电影卖一两千万美金。今天的交流特别重要，我们看到了一个标杆，我们要向这个标杆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电影往这个方向推，一方面做市场，一方面把我们的电影进入到更高的层面，一个精神意识的层面，那个时候你说中国故事才有魂、才有灵魂。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李铭韬：余华老师，正如您刚才说的风格的转变有时候不是以时间为依据的，风格的转变您认为以哪些为依据，包括当下您在创作中最关切的目标是什么？可以介绍下您正在创作的作品吗？
余华：电影的地盘上作家还是不要说了，不说文学。我们继续说电影。我还比较好奇的一点是刚才库斯图里卡说到的《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吗，我怎么觉得听下来好像不是，是《白痴》，那我就明白了，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人性，他的每一个人物的人性都散发出社会性，因为他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在社会中的人，他写的是人群中的人。有一点可以肯定，任何一个人物，无论是虚构的人也好，还是像库斯图里卡这样的一个人也好，他的形象不是自己来塑造的，是别人来塑造的。库斯图里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观众，他身边的朋友们把他的形象给塑造出来了，想变成这样不一定能够变成，但是观众们和朋友们把他塑造成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方面做的特别好。他既表现了人性，同时又表现了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社会性是无法回避的，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他不可能没有社会性，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的作家，而且他用一种相对比较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很适合由库斯图里卡来拍成电影。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黄建新：我发现库导的演员，比方说《地下》和《爸爸出差时》的演员，他选演员很丰富，各式各样的，我甚至能记住每个演员的脸，比方说《爸爸出差时》里爷爷最后出了养老院，他临走之前侧着脸看着家里的那个瞬间，那张脸我记忆特别深，我想了解您选演员用什么样的方法？
库斯图里卡：其实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在我最初选演员的时候会想象一下，他是不是适合这样的角色，能不能体现讽刺的意味，我觉得很多演员是有灵活性的，他可以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其实需要找到他的一个人性或者是性格的一面，不用说把他用一个非常严苛或者严肃的选拔方式，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从演员的性格进行一个想象。比如我们想象到底什么样的情感他可以释放出来，你说你记得那个演员的脸，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塑造其他的形象让你记不住他的脸。所以有的时候我进行选角的时候我觉得他要做一个视觉上的创意创作，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表演的关键所在。
说到表演的关键，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故事，《黑猫白猫》的故事，这个影片当时选了吉普赛人，我在当时选拔这个演员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棒，我觉得他好像是来自于卡通世界的人，他非常契合这样的角色，然后他非常的瘦，有大大的眼睛，还坐在轮椅上。所以他的一切的形象都非常地契合我们人物的形象。但是他从来没有演过戏，当时我拍电影的时候，每一天我来到片场，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不想活了，其实这是很难的过程，因为你在这个画面里你看起来你觉得他是很美好的，但是你为了呈现这样的一幕，你需要作出很多很多表演的技巧，包括演员的调教等等，所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选拔演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考虑一下，他的卓越的表演的天赋，或者说他以前没有过类似的表演的经验，怎样更好地说台词等等，如果他不够好，我们就不用他，这个都是我们会在片场遇到的选拔的情况。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在拍摄一些像河边、草地这样的场景时，我会坐在那里拿一杯咖啡静静的看他们的表演，我会跟演员说别紧张，我们一起放松下来，我们尽可能的很自然地呈现这样的故事，我也会去跟他说没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呈现，那我们放松一下。如果有的时候你要想遇到一个好的演员，你需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耐心教他，好好地引导他，有的时候他没法达到你的要求，但是你不要操之过急。如果你还在我的电影中能记得这样的一些脸、记得这样的一些形象，是因为我们其实有些角色，比如像《爸爸出差时》里面的爸爸、爷爷，都是我们在很多的大众演员中挑选出来的，甚至他们很多人并没有表演经验，我就让他们更多地用他们的想象力进行这样的表演的呈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我去挑选的系统，或者我遵循的原则，我就是这么拍我的电影的。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余华：我看第一部电影就是《爸爸出差时》的时候，就是那个小男孩梦游的时候，中间有一场戏，一条狗进来了，画面好极了，我还以为他运气真好，怎么拍着拍着一条狗跑进来了，后来我发现他的很多电影里面都有很多动物，所以我就想提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在拍摄的时候对付那些动物的？你怎么跟它们说戏？
库斯图里卡：非常简单，你只要给它们吃的，它们表现得好你就喂它们就可以了。只要给它们一点奖励就可以了，所以我经常在片场带一些吃的和食物给这些小动物们。或者我们在现场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尝试过如何更好的调教动物演员，但是最好的还是用吃的诱惑他们。
李铭韬：您的个人自传书名是《我身在历史何处》，可否把这个问题在此时此刻向您发问，现在是2024年的4月25日，您认为您处在历史的何处？我们大家身处在历史的何处？
库斯图里卡：我觉得我正处在这个时间的洪流中，来自于我所属于的地方。比如说我在拍摄电影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新的维度去看待时空，比如我去看待我的国家，看待我的民族，那我的下一部电影让我非常的兴奋，它是一个崭新的旅程，如果我能成功的把它拍摄出来，我觉得它对我电影创作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对我自己来说，我也需要随时和自己战斗，我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包括说我需要在现场和人相处，包括在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小插曲，我都需要克服。
如果你从文化的角度问我，我站在哪里，我想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在过去跨越这两个世纪非常关注的话题，所以你问我在文化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会更多的去谈到说我们现在正在立足于对未来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时刻。它也是我们能够去更好地创造未来、打造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抓住我们现在的一个时机。它是一个文明画下了这样一个圆圈，在圈里面的人他们有这样的信仰、信念，他们想去做他们的事，未来就在眼前。
如果在历史里面谈到我到底此时此刻我身在何处的话？我想说我正在文化上、历史上不断的发展这样的过程中，我正处在我所信仰的这样一个时段。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到的在历史中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知道日出东方，然后再落下，每一天过去，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日子去度过。我觉得当太阳会在东边升起，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落下。我们对于文化的延伸也这样慢慢地徐徐展开，它能够让我们提前去预知到未来的重要性，这就是我觉得我正处在这样的重要性。
黄建新：借着这次库斯图里卡导演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他能够有机会向我们表达他特别有价值的思想、艺术观念和他的作品，我想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互动下，我们电影人会得到启迪，我们也会努力的使自己的电影能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余华：我希望我每年都能够在北京见到库斯图里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