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贵清 冯梦麒 | 党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

刊名题字：关山月

党的历史文献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

肖贵清 冯梦麒 / 文

作者简介

肖贵清，（北京100084）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

冯梦麒，（北京100084）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摘要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的概括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规定、概念定位、内容体系的维度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第一次系统化概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围绕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与党的集体智慧的关系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概念进行了体系性的重新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论述和概括的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概念进行创新性的阐释。全面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内涵，对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过程。党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内涵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论述和概括，这些论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更加准确、深刻和完整。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文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酝酿、形成到成熟的过程。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延安新哲学会成员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首先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1]；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主编邓拓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中使用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2]；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提法[3]，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于抗战六周年》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4]1945年6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中，正式提出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随后，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正式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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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从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文献中的概括来看，这一时期党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认识已经包含了本质规定、概念定位和内容体系三个维度。

（一）本质规定的概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思想产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建构与其概念阐释的第一个维度。

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5]

第一次向全党正式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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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二：毛泽东

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规律的热潮。1941-1945年，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全党上下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也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对这一结合过程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这一背景下，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开始赋予这种“结合”以一个专属性的称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概念最初的萌动和起源。

1942年7月1日，邓拓在《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提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6]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是党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其“将马克思主义用于实际”“注意规定适合环境的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以及这些方法和手段的变更”。[7]同时，王稼祥在7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中也从毛泽东思想生成的角度指出：

“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8]

1944年7月，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提出：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9]

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这一时期的阐述，为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的正式概括作了理论准备。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10]

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正式赋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生成机制的角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规定作了详尽的阐释，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11]

此后，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注意从本质规定的层面来阐释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也指出：

“毛主席把世界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运用到中国，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成为毛泽东思想。”[12]

（二）概念定位的概括：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理清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确立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避免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体系相脱离。

延安整风期间，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路线、主张和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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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凝聚——延安整风运动》（郭健濂、陈宜明的油画作品）

张如心提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3]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所使用的“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不妥，他曾对王稼祥指出：

“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14]

此后，王稼祥正式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5]。

由此可见，党采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来代替“毛泽东主义”，与强调这一概念从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框架体系密不可分。

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16]。

这一表述正式界定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关系。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从属关系，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17]

毛泽东反对将自己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

“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18]。

（三）内容体系的概括：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正确主张

随着20世纪40年代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党在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的基础之上，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体系性概括，这一概括在党的七大上完成。

1942年2月，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中将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概括为“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论”“政治路线或政治科学”“军事路线或军事科学”三个组成部分。[19]1944年7月，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中，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出了初步的归纳概括，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说明中国武装斗争的特点，作为中国革命特殊的规律而发现”的学说[20]，具体包括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作战与宣传组织群众相结合、以党的领导和树立无产阶级思想为建军的决定性因素等内容。除军事思想外，罗荣桓还指出，

毛泽东“连续发表的伟大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号召全党的整风，改造着全党的思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表示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及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示范”[21]。

这些论述都是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进行系统性概括的尝试。

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第一个《历史决议》。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对杜林的理论体系进行的批判促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首次体系化阐释，“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22]，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也经历了恩格斯所说的从“消极的批判”到“积极的批判”[23]的体系化建构过程。第一个《历史决议》以党的发展历史为线索，从列举和反驳“左”倾路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入手，从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对作为党内正确路线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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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政治上，毛泽东科学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和发展规律，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毛泽东运规定了服务于正确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出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和不同任务、革命战争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和战争形式等问题；在组织上，毛泽东规定了服务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政治路线的组织路线，将党的建设提升到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干部之间的关系；在思想上，毛泽东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坚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通过从上述四个方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主张，第一个《历史决议》实际上已经初步勾勒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和雏形。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24]，并从九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完整概括和系统阐述，包括

“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25]

至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从本质规定、概念定位、主要内容三个维度对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系统性概括，为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概括奠定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史文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与延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本人的主张下，党在公开场合一度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例如，第一个《历史决议》于1953年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而首次公开发表前，毛泽东在编辑时就亲自将带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的地方删去。[26]党的正式文件也将毛泽东思想替换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提法。[27]这样做既是为了强调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避免二者对立，同时也是由于苏共不承认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为顾及苏联感受而作出迁就。[28]

“文革”结束后，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

“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29]。

这一时期，党内党外乃至国内国外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进而选择怎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党必须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从理论上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从而廓清认识迷雾，树立起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的信心。正如邓小平所言：

“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30]

在这一背景下，以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为中心，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做出了科学的阐释和体系性的重构，在继承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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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7月1日，《决议》在《人民日报》刊发

（一）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已经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本质规定。改革开放后，这一本质规定在党重塑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核心内容。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干部群众对毛泽东思想概念是否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产生了困惑，甚至出现了“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和“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相互对立的提法。面对这种认识上的误区，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澄清道：

“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1]

胡耀邦也指出：

“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有密切的联系，但表述这两个问题时，又应该适当地区别开来，不要把它们完完全全看成一回事。”[32]

这就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边界，即这一概念指的是毛泽东认识和主张的正确部分、科学部分，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一些“左”倾错误认识则不包含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内涵之内。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33]，着重突出了“正确的”三个字。为什么“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不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等错误认识？负责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1980年曾从“合逻辑”的角度进行初步阐释：

“所谓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既然成为一种学说，那么，当然它是有逻辑性的，不然怎么能成为学说呢？不合逻辑的东西，当然不能放到这个学说里面。”[34]

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则进一步给出了回答：

“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35]

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所谓“合逻辑”的学说，就是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与中国具体实际相契合的学说，这是“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成立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二者相互支撑、不可偏废。

（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曾几何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作了不恰当的夸大，出现诸如“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第三个里程碑”等提法。“文革”结束后，一些人又提出，既然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那么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也可以。针对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初期党面临着科学地、恰如其分地重新厘清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定位的历史任务，包括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流关系、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历史贡献等问题。

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毛泽东思想的定位重新回到科学的轨道上。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讲道：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36]

胡耀邦在1980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

“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这是不能含糊的。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毛泽东同志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这也是事实，但我们可以不讲，让人家去讲。”[37]

1980年9月，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也讲道，虽然不能夸大毛泽东思想的世界意义，但必须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就讲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就胜利不了”[38]。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毛泽东思想从属于马克思主义，而又不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科学而准确的定位。

沿着这一思路，1981年，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39]，正式确定了这一概念的定位：既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并列，更没有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割裂开来，而是强调二者之“枝干”与“根”的关系，强调随着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也需要适应时代和具体环境的要求而增加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中国环境下扮演了这一角色、完成了这一任务。此后，党的重要历史文献和历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都沿用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中的表述。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将毛泽东思想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40]。这一表述既继承了此前党的历史文献中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定位，又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提升到“飞跃”的高度，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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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在确定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在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重新进行完整的概括。邓小平指出，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是在与三次“左”倾路线的对照中阐述的，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

“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41]。

胡耀邦也指出，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要求全党将这一科学体系加以系统总结和概括。[42]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从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角度，从六个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和完整的概括：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等内容。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探索一条农、轻、重兼顾，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等内容。三是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包括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宗旨、原则和方法；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防等内容。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包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方针等思想。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文化工作方针；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六是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包括着重进行思想建党；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党内正确开展思想斗争的方法和目的；执政党保持自身廉洁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原则。

在此基础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联系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阐述和发挥，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党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路线和价值旨归，是党在革命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强大敌人的制胜法宝；独立自主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必然要求，是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前提。这三条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精神，也是一系列具体原理的出发点。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党继第一个《历史决议》从四条路线的角度初步概括、在党的七大上首次系统性概括之后，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又一次全面概括与阐释。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概括纲目结合、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内容详尽。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写道：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43]，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中国革命”扩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对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概括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

（四）毛泽东思想与党的集体智慧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便对第一个《历史决议》将功劳都归功于自己表达了异议：“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44]，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形成的。[45]改革开放后，为防止由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认识进而片面否定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行为，用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认识，党在坚持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的同时，重新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集体创造这一特征。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表示：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46]

同年9月，叶剑英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指出：

“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和新社会建设经验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47]

胡耀邦在1980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党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奋斗的结果，就在于“这样来认识问题，就不会对毛泽东思想轻易否定”[48]。在这些认识的指导下，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49]

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专门解释了“集体智慧”的涵义：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厚基础在于“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50]第二，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卓越贡献，包括李大钊、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周恩来、陈毅、朱德、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一些重要部分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直接参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系统总结，或补充、丰富和发展。第三，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文件和文献

“也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我们党的领导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同样发生过重大影响”[51]。

可见，毛泽东思想既包括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智慧，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集体智慧。这一概念之所以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在于毛泽东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主要贡献者和杰出代表。

总之，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恢复和重新阐释了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内涵，明确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立体化的概括和总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凝聚人心、思想整合的作用，使党避免了重犯苏共片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错误，确保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文献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继承和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了党的历史文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基本论述和概括，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做出了创新性阐释。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52]。

这一概括与之前党的历史文献中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科学阐释一脉相承。

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阐释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指导意义，指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群众路线，就是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就是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这一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准确把握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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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举行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继承党以往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的基础上，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涵概括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53]

相比于第二个《历史决议》以来党的文献中的提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增加了“创造性”三个字，进一步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独特的时代特点、基本国情、文化土壤相结合，从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原创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放在了第二部分，即“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节中，这一位置安排再次体现出党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把握的完整性：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为核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此外，虽然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正文部分没有直接讲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是我们不能作出两个决议相互矛盾的解读，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指出，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解决了党从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重大是非问题，“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54]，这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结论。2022年，党的二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55]，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基本概括。

纵观党的四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党对毛泽东思想概念内涵的概括，既从本质规定上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又从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关系等方面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涵义。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规定，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界定标准。毛泽东思想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深刻把握中国的客观现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源泉，聚焦于中国现实，适用于中国范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提出的新理论、新内容，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依然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指导思想。

第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同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人的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智慧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也是全党的集体智慧。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1941年第16期。

[2] 邓拓：《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日。

[3]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0页。该书各册出版信息相同，不再一一标注。

[4] 同上，第436页。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5册，第651页。

[6] 邓拓：《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晋察冀日报》1942年7月1日。

[7]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406页。

[8] 同上，第441页。

[9]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357-358页。

[1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73页。

[11] 同上，第390页。

[12]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5页。

[13]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14] 朱仲丽接受叶永烈采访时的回忆，参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439页。

[1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436页。

[1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390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9页。

[18] 同上，第260、261页。

[19] 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

[20]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1册，第358页。

[21] 同上，第360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页。

[23] 同上，第383页。

[24]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第390页。

[25] 同上，第391页。

[2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9页。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23页。

[28]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623-624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329-330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30] 同上，第299页。

[31] 同上，第171页。

[32] 《胡耀邦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9页。

[3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3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64-665页。

[3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3页。

[3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300页。

[37] 《胡耀邦文选》，第209-210页。

[3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第663页。

[3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40]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页。

[4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2页。

[42] 《胡耀邦文选》，第215页。

[43]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44]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84页。

[4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

[47] 《叶剑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7页。

[48] 《胡耀邦文选》，第215页。

[4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40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8页。

[51] 同上，第491页。

[52]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5页。

[53]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页。

[54] 同上，第80页。

[55]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页。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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