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不在人世，或许有12个人会为你伤心” |当代社交迷思

你有多少微信好友呢？

有位朋友，有上千位微信好友——大多是因为工作、学习、爱好甚至一面之缘加来的，近半都不清楚他们是谁，余下的大多数基本只是点头之交，或是许久不再联系。真正会约出来玩的，只有二十几个；而能彼此诉诸烦恼的，大概只有个位数；在这上千好友当中，在想哭的时候可以联系的，有没有3个都很难说。

据研究，我们每个人一生，不管多受欢迎，多么社牛，真正能够维系的好友关系，只有在150人左右，而每周会保持交流的密友最多也只有5个。

这就是著名的“150定律”，又叫做“邓巴数字”。其实是由我们的大脑决定的。

《人类简史》中提到，我们的记忆里面只适合处理150人以内的人集团系，一旦超过150人，就成了一个社会化的组织，超过了一个人的舒适区。

这个观点也影响了微信之父张小龙，他认为把一个上千人的组织当成10个150人的团队会有非常高的创造力。

“150定律”已经成为社交领域的常识。150这个数字究竟有什么魔力？其实这就是由罗宾教授提出的“150人魔咒”，也被称作“邓巴数”。这“150定律”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老友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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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交圈为什么不多不少，刚好150个人？

1992年，罗宾·邓巴研究不同类型灵长类动物的新皮层大小与总脑容量的比率，然后将其与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相关性：

新皮质与大脑的比例越大，社会群体的规模就越大。他将这种关系外推到人脑，他发现人类的平均社会群体容量应该是148 个，但随后他将其四舍五入到150个。

邓巴以一种非常简洁、非常精确、非常科学的方式将150 这个数字解释为：

“这样一群人，如果你凌晨3点在香港机场中转时在中转休息室看到他们，你会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嗨！你好吗！很久没见到你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他们可能会有点生气。你不需要自我介绍，因为他们知道你在他们的社交圈子中的位置，你也会知道他们在你的社交圈中的位置。而且，如果真的到了紧要关头，只要你提出请求，他们很可能会同意借给你五英镑。”

《老友记》剧照

在前工业时代的人类狩猎采集社会中，基本上有三种规模的群体：

• 临时夜营，有30-50人，而且通常不稳定，人来人往；
• 大约500-2500人的大部落，但这些部落大多因语言和文化认同聚集在一起。
• 氏族：具有“仪式意义”的群体。

在某些文化中，例如，会出现在“成年”仪式上的群体。对氏族的一种解释是，他们本质上是某人的社交圈。对于有人口普查数据的20多个部落社会，当我们查看氏族规模时，我们发现平均值为 153人，正如你可能注意到的那样，仅比150人多3人。

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在公元前6000 年，大约有150 人，而征服者威廉1086 年的末日审判书显示，11世纪的英国村庄平均约有150 人。在现代，虽然我们已经不再保有许多古老的、自然的活动，比如狩猎食物，或死于痢疾，但我们似乎一直保持着150人的人群分组。

像哈特弟兄会和阿米什人这样的宗教社团往往有110 人左右，一旦超过150人就会出现分裂。

《七宗罪》

最小的独立现代军事单位，连，通常是三个30-40 人的战斗排，加上指挥人员和支援单位， 加起来大约是150人。Gore-tex 公司的工厂以150 人而著称，因为戈尔先生发现，一旦他们规模变得更大，就需要低效的等级制度来管理。一项实验甚至发现，人们会向大约 68户家庭（约 150 人）发送圣诞贺卡。

《七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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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不在人世，或许有12个人会为你伤心”

另一个数字“5”——邓巴称之为“内部圈子”，这是人们倾向于至少每周与之交谈的亲密接触者的粗略数量。

事实上，邓巴确定了一些不同的社交圈，按3的递增因子分组。大约有12到15 个人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同情群体”，被定义为“如果明天他/她不在人世的话会让你心烦意乱的人”。我们倾向于每月至少与他们交谈一次。

• 有趣的是，12 -15 也是团队运动、陪审团和使徒团体的大致人数，大约每12个使徒中就有1个倾向于背叛你，所以要小心。

《七宗罪》

• 如果你再增加 3 个因子，那就是你的“亲和力范围”，大约 50个人你仍然会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并且每年与他们交谈一两次。

当数字超过邓巴数，到大概500，就是你大概认识的人数。再扩大一下，1500几乎就是你实际认识的人数上限了。数字超过1500，就是茫茫人海里的陌生人……

罗宾·邓巴在《梳毛、八卦与语言的进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无数人缺乏社交。

很多人觉得，作为一个社交规模上限，150这个数字可能太小了。实际上，大部分人远远没有达到这个上限。

一方面，有人疲于社交，不得不通过各种“过滤”，给自己的圈子“分级”；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人处于社交匮乏状态，不得不依靠肥皂剧等事物填充空白，以弥补情感上的缺失。

造成这种社交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迁徙流动。

以往的农耕社会，人们一般都固定在一个社区里，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从就业到结婚生子，都可以借助社区里的关系网完成。而当今社会，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快，昨天还在一起的小伙伴，明天就天各一方。失去了共同的社区和相互信任的纽带，交集也越来越小。婚介所、职介所等事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才诞生出来的。除了导致社交匮乏外，缺少自然关系网络的支持，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大量宗教和伪宗教派别纷纷涌现。各种极端群体盯上了孤独的年轻人（甚至老年人）。从杀人狂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美国大卫教教主大卫·考雷什（David Koresh），到牧师克里斯·布雷恩（Chris Brain），从邪教统一教（Moonies）到印度教克利须那派（Hare Krishnas），到我们听说过的各种邪教，都是靠一种所谓的归属感、集体感和家庭感，吸引着人们。

毕竟，孤独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玛丽和马克思》讲述了一个澳大利亚女孩玛丽，与美国笔友马克思之间的故事。家住美国纽约，44岁的马克思是一个独居的中年男子。他没有朋友，没有伴侣，也没有家人。马克思患有肥胖症，自我隔离且焦虑，他几乎从不与外界交流。这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通过交笔友的方式，终于与另一个孤独的灵魂相遇。

也许这个魔咒注定无法解开：

我们的朋友也许有很多，但是推心置腹的却注定不超过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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