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与隐瞒：大清官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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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作为专制帝国的最后王朝，大清帝国在历经所谓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之后，终于还是难于跳出历史的周期律，官场腐败、吏治昏乱以及由此带来的瞒与骗，成为大清帝国官场的潜规则。尤其是在1830年代，清英关于贸易冲突之后，这一痼疾愈发突出，难于根治，并直接威胁到帝国的统治根基和社会稳定。
这样说并非故弄玄虚，不妨简单示例如下：
早在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身背民族英雄和“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等诸多荣誉和光环的林则徐，就曾多次干过这样的勾当。
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载，1839年中英在穿鼻岛初次小规模交战中，林则徐在奏折中宣称关天培等将英舰“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跌入海”，“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数计”，而“我师员弁虽有受伤，并无阵亡，惟各船兵丁，除中炮致毙九名”，中炮米艇“烧毙兵丁六名”。
实际情形如何呢?
《关于中国的通讯》载有义律的证词：“我们冲破中国的防线，猛烈开火，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一艘战船在手枪射击距离被炸飞了，……三艘被击沉了，另外几艘显然也进了水”，“在不到三刻钟的时间里，他和他的舰队就狼狈逃回他们原来的锚地”，英国舰队损伤很小，只有一名水兵受了伤。
1840年6月末，林则徐曾在奏折中明确表露自己专门拟就《剿夷兵勇约法七章》，如何发动群众，巩固边防。后来又在致朋友的信中声称“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众志成城”。
实际情形如何呢?
早在1840年2月，英国外相巴麦尊指示海军部，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严中平辑译：《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同时巴麦尊和和海军大臣训令英国远征军司令伯麦，作战方案为“在珠江建立封锁”，“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也就是说，英军并不是害怕林则徐的严密防守，而是压根就没想攻打广州。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不但道光皇帝欣欣然，闽浙总督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在1841年斗胆上奏要求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理由之一就是“该夷所畏忌”;广东民众甚至在《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中质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载，及至咸丰即位后，仍有御史曹履泰上奏说：“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侯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历史的错位就是这样阴差阳错而又匪夷所思。
再举一例。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载，林则徐在奏折中自信地声称夷兵“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一仆不能复起”，“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实际的情形如何呢?
被贬伊犁的路上，林则徐在给友人王柏心的信中这样诚实地写道：“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信的末尾，林则徐还极具城府地叮嘱说：“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
对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对林则徐评价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也不仅是林则徐，时为两江总督的伊里布就曾在1840年9月28日的上奏中先是吹嘘自己“密为部署”，准备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然后又说浙江应根据天津的情况宜“招抚”，最后提出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该奏折颇为道光皇帝欣赏，朱批中多有褒奖之语。
实际情形如何呢?
不妨以伊里布的家仆张喜在《探夷说帖》中记下伊里布对英方会谈时的话作答：“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
还有那个遍寻妇女便器抗敌的杨芳，1841年3月6日向道光皇帝上奏说，广州的危机不过是英国“哨探”船在游弋，不必担心。道光皇帝收到奏折后批曰：“览奏，稍纾忧念。”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说，乌涌之战中清军大败英军，英军伤亡达446人，“民心大定”。道光皇帝在这份奏折上批阅：“朕日夜……企盼捷音之至”“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候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3月17日，杨芳再奏，来犯多艘英军被我军大炮阻挡，损毁舰艇两只，伤亡无算，“畏惧逃走，不敢遽行省河”。道光皇帝收到奏折后一面赞赏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一面谕令奕山“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
实际情形如何呢?
3月5日杨芳已经同意英国人恢复贸易。乌涌之战，杨芳向道光皇帝上奏的英军伤亡数据是清军的。3月17日清英之间根本就没有发生战事，反而是英军在前一天提出了停火的要求。
皇权专制下的种种弊端，连外国人都能看得明白。针对大清帝国海上缉私兵船收受贿赂和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如何颛顼的情形，中国通胡夏米在《阿美士德号货船来华经过》中做了忠实的记录。书中还这样评论道：“一个政府竟堕落到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维持外表的尊严，而要人民给予尊敬，真是难以设想的。”“中国政府对自己的软弱是非常敏感的，又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因此，要求中国的许可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派四至六艘印度兵船和一艘巡洋舰吓唬一下就行了。
查尔斯·托古德·唐宁在《番鬼在中国：1836-1837年》中针对1830年代大清帝国地方官府虚张声势地打击走私的行动记述道：当走私者从飞剪船卸下货物准备返回印度的时候，“会看到二三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地划……向他们……决不会近到炮弹的射程之内，有时为了开玩笑，如果一只飞剪船为了让他们追上而停止航行，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邀请，而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然后会向全国发布一个声明，声称‘我天朝兵船拼力死战，番鬼逃遁，其受创甚重，谅其不敢再来我海岸’”。
当然，瞒与骗最经典案例当属庚子事变。
义和团运动
在战与和、剿还是抚等战略摇摆不定之时，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慈禧太后，在6月初曾先后派出赵舒翘和刚毅前往涿州、保定以安抚的名义进行考察，以获取准确情报再行定夺。(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谈及，刚毅实则未去保定。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写刚毅回京后向慈禧太后“张大其词”，并“装出‘拳匪’模样，……”应是史料应用错误，向慈禧描述义和团的是赵舒翘。)
结果如何呢，“卓有政声，而且学问淹通，持躬廉政”的赵舒翘明知道“拳民之不可恃”，但因为碍于载漪和刚毅威权和诱劝，而选择以虚张声势的现场表演蒙混过关，拒不禀报实情，致使“执定不想同洋人破脸”的慈禧太后懵懂间开始倾向主战派，并最终置国际法于不顾做出同时向11国宣战的举动。《庚子西狩丛谈》中转述了慈禧太后的牢骚：“他们两人都是国家倚傍的大臣，办事如此糊涂，余外王公大臣们又都是一块敦迫着我，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不仅是赵舒翘。6月21日，明明是大沽炮台已经失守，清廷接到的却是直隶总督裕禄发来的关于大沽和天津租界紫竹林战况的“捷报”：洋人已经“巢穴难保”，企图逃窜，官军和拳民通力合作，“合力痛击”，“良久，敌势力渐不支”。(《义和团档案史料》卷一)而实际上，裕禄率军进攻紫竹林租界，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损失惨重，尤其是冒死硬冲的义和团伤亡人数较多。
正是这一“捷报”，成为清廷正式下诏对外宣战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慈禧太后信心倍增地发布上谕：“所有助战之义和团人民不用国家一兵，不糜国家一饷，甚且髫龄童子，亦复执干戈以卫社稷，此皆仰托祖宗之昭鉴，神圣之护持，使该团民万众一心，有此义勇。著先行传旨嘉奖，将来事走后，再行加恩。”
事例不必再举下去，问题已经昭然若揭。制度建设和权力架构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导致官本位文化盛行，满清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平日可以煞有介事地空谈忠君爱国，但一遇到现实挑战，首选必然是瞒和骗，所谓的“下有对策”即是如此。而且因为遵循对上负责的原则，无法时时监督，所以，无论是宋和蒙古帝国的按察使制、监察御史制、廉访使制，还是明和满清的巡按御史制、钦差制，根本都是治标不治本。所谓反腐败，最多不过是为了安抚民心做做样子而已。
或者说，因为渎职、不作为、乱作为被问责的概率小、成本低，所以为历朝历代的官僚集团所秉承。而且，人又先天具有趋利避害的天性，仅从道德和自律层面进行教化、劝诫或靠政治运动、发文呼吁，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不及腠理。
然而，这样浅显的常识在大陆中国学界却不能达成共识，以蒋庆为首的一小撮儿“新儒家”，竟然发布《儒家宪政宣言》，大力倡导儒学国教化，提出以儒学为官学，在国家层面设立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通儒院由儒学之徒组成，领袖人选应由学者提名，标准是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国体院由孔子的后代继承，官员考录以四书五经为标准读本，考试通过方可为官。
这种典型的极端复古思维和习惯性的弄臣举动，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然而却能大行其道，令人啼笑皆非。正如袁伟时所批评的：“这些自封的儒家大师和历代统治者及所谓圣贤的后代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拥有否决权。自由，平等，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通通被他们踩在脚下。问题是你们凭什么要享有这些特权呢?捧着四书五经就可以向上爬的年代早已过去。”
其实，这点真相，一个世纪前的来华外国便在《使馆官员在北京——书信集》中就明白地写道：“中国文学中的道德礼仪之丰富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如果真以孔孟之道或老子的准则治理国家，那百姓真是有福了!每个人的嘴里说的、笔下写的都是最崇高的道德和政治准则。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中国的男孩就要摇头晃脑地背诵包含最高尚道德情操的名言警句，但学习这些东西只是通往财富之路的手段，是贪财纳贿、搜刮民财的最好伪装。”其实，这时间很多问题并没有那么难理解，只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不在常识和常情的轨道上。
至于什么“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诗句，那不过是文人一时的感怀，一种儒家道德完善的自我标榜，当不得真，在制度建构漏洞百出时，儒学中的虚伪、世故和满嘴仁义道德的一面才更加实际。
鲁迅先生曾撰文《论睁了眼看》，其中有这样的一段：“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彷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自然，此上也无可为，因为我们已经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沪汉烈士的追悼会中，活的人们在一块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骂，也就是和我们的先辈走着同一的路。”大清帝国的瞒与骗，或者可以说是传统和国粹了，绵延不绝，泽披后世，数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