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教育学—重现受压迫者教育学》：梦想是我们塑造人性与创造历史必要的条件
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 1921-1997）
这是WingDanceTheatre弗雷勒百年诞辰系列纪念文章的第二篇。
第一篇请见：《受压迫者教育学》：对人的信赖、对追求解放的信念，能够创造一个新世界
上世纪七十年代，巴西教育学家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因《受压迫者教育学》声名大噪，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一九九四年，在其去世前三年，他出版《希望教育学：重现<受压迫者教学>》(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原本只是对曾经出版之巨著的补充论述，下笔后却意外成了一本厚厚的书。
在这本书中，他重申了于《受压迫者教育学》中提出的进步教育实践下民主的教与学之辩证关系、再度抨击充满压迫与伪善的精英化灌输式教育，亦详述了从巴西到智利到瑞士到美国的种种实践经历，坦露了诸多生命中绝望、脆弱、愤怒的时刻，被流亡的命运及对教育的终极信仰。
对于威权制度下人民的苦难遭遇，他依旧愤怒。对在破碎体系中以教育重燃希望之火苗，他深信不疑。世界各地对其著作的赞誉与批评，都收录其中，一一呈现。生命的最后几年，仍然真诚而不惑。不仅反思敌人，也反思自己，是真正的觉醒者才有的勇气。
这本书目前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唯一中译本为台湾巨流图书于2011年发行的版本。在此，我们分享这本书中的序言部分——由弗雷勒自己所写的“开场白”，给有缘读到此文的朋友。一起感受他写作这本书时，老迈却斗志依然的样子。
如他所说，这本《希望教育学》“是带着某种愤怒与爱而写成，没有这些，就没有希望。”
我们周遭正充斥着一种实用主义的论述(pragmatic discourse)，告诉我们要去适应现实。梦想和乌托邦，他们不仅被认为无用，甚至完全是阻碍。（然而，梦想与乌托邦毕竟还是教育实践的一部分，他们具有揭露宰制阶级谎言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竟然会写这本名为《希望教育学——重现受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Hope: Reliving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书，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但是相反的，对我来说，进步的教育实践可说永远都在进行揭露真相的冒险，它永远是一种显现真理的实验。也正因为我一向如是思考，总是有一些人不断地争论我到底是不是一名教育工作者(educator)。最近，我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巴黎所举办的一个会议——那里有一个人告诉我，一些拉丁美洲的代表，拒绝承认我具有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至少就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不算一名教育工作者，而且他们还批评我。对他们而言，我似乎过度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但这些人没有察觉到的是，当他们拒绝承认我的教育工作者身份，并且说我“太过政治化”的同时，他们也和我一样地政治化。当然，因为他们和我站在相对的立场，所以他们其实并不“中立”，而且也永远不可能达到“中立”。
另外，一定还有许多人，他们对我的看法和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这位朋友他来找我，讶异着问：“但保罗......一部希望教育学，在像今日的巴西那样贪腐的地方？”
事实上，那些无耻与腐化的情形正以“民主化”之名，依旧掌握我们这个国家的高层权力，他们忽视公众的利益、豁免犯罪，尽管这个国家开始挺身抗议，这样的问题却仍日益扩大而且加深。即使是年轻人或十来岁的青少年，都群集街头，进行批判，要求当权者诚实与坦率。民众大声抗议那些证据确凿的公务贪污，大众广场上又再一次挤满了人潮，或许有些生涩，但是我们在街角上又看见了希望，一种存在于我们之中每个人的希望。彷佛在目睹这么多无耻之事时，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呕吐感。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当然不会忽略那种具体存在的绝望感(hopelessness)，更不会无视形成绝望感的各种历史、经济及社会成因─除却希望与梦想外，我无法理解人类存在的本质以及为追求提升人类本质所进行的奋斗。希望是一种存有学的需求(ontological need)，绝望则仅是一种已经丧失其意义的希望，变成对此存有学需求的扭曲。
当绝望变成一种习以为常的准则(program)时，它就会麻痺我们，让我们动弹不得，我们会屈服于命运。由于我们的确需要会改造这个世界的激烈抗争，屈服于命运也将会使我们无法集中力量。
我本人是充满希望的，这并非出自我个性中的固执，而是来自一种实存的具体使命。
我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充满希望，就把自己的希望视为足以改变整个现实的力量，所以才开始抗争而不考虑具体及物质的条件，并高喊：“单靠我的希望便已足够！ ”不，我的希望是必要的，但是单凭希望还不够。单有希望，并不能获胜，但没有了希望，奋斗将脆弱而不稳。
保罗·弗雷勒（右一）早年影像
我们需要一种必要∕不可或缺的希望(critical hope)，就像鱼需要纯净的水一样。以为单凭希望即可改造这个世界、行动只需抱着天真的希望，这样的观念特别容易导致绝望、悲观与宿命论。但在改造世界的抗争中，若不抱着希望，以为抗争可以被化约为仅是一种算计的行为，或是纯粹的科学方法，这只是一种廉价的幻觉。希望是基于对真理的需求，它是整个斗争过程中的道德性质，所以没有了希望，就等于否定了抗争的中心思想。最要紧的是，如我之后会再提到的：希望，是一种存有学的需求，它必须停留在实践中。作为一种存有学的需求，希望也需要实践，以使其成为历史中的具体存有学。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一种希望是存在于纯粹抱以希望之中。单单只有最原始的希望，并不能使我们达到希望的对象；若只是希望，就是徒劳无功的希望。
惟若没有最低限度的一丝希望，我们甚至不能展开斗争；但若没有斗争的过程，作为一种本体论需求的希望终会烟消云散、丧失意义，甚至转为毫无希望，而毫无希望可能形成悲惨的绝望(despair)。因此，我们需要一种针对希望的教育。当“希望”发生之时，对于我们的存在来说，它是如此的重要，不论是在个人、还是在社会的层面，也因此我们必须小心不要以错误的方式体验希望，甚至使希望沦为毫无希望及绝望。毫无希望与绝望是无所作为(inaction)与停滞不前(immobilism)的结果，同时也是成因。
在有限的处境里，就在所谓的“未经检证的可行性”(untested feasibility)之外─有时是可被察觉的，有时则否─我们可以发现到为何会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充满希望的立场，另一则是毫无希望的立场。
作为进步主义教育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在于透过一种严谨、正确的政治分析，不论前面横亘着怎样的险阻，仍要揭示心存希望的机会。毕竟，若无希望，则吾人所能为者甚微，即便要去奋斗，也是困难重重。而当我们无望地及绝望地进行斗争时，我们的斗争其实无异于自杀，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抓狂、会放下自己的武器，将自己投身于纯粹只为发泄怨恨的徒手打斗中。当然，惩罚、处分及矫正─这些当我们在希望中发动斗争的责罚性因素，并且坚信其具有道德及历史正确性─是属于政治过程的教育本质，而斗争则是政治过程的表达方式。如果那些不义、弊病、欺诈、不法利益、图利自己或是权位的运用，这些种种为了自己的私利所做的坏事─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之所以在巴西展开斗争的原因，它们证明了我们的愤怒是正当的竟然没有受到任何的制裁与矫治，那就是不公平的。正如那些为恶之人，在法律之下被判定为有罪但却未受到任何制裁，这种情形也是不公平的一样。
若我们单单认为上述的情形仅发生在第三世界，就如我们所常听到，以为它只是第三世界中特有的情形，这其实并非正确的说法。第一世界中向来也都有各式各样的丑闻、邪恶与剥削。
我们只消想到殖民主义(colonialism)，想到他们对被侵略者、被征服者及被殖民者所进行的屠杀；想到二十世纪所发动的战争，那些无耻的、低级的种族歧视，以及各种因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劫掠等。不，并不是只有第三世界才会发生那些不光彩的情形。但我们再也不能纵容这些曾在我们心灵最深处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丑事。
就从手边成打的例子中找一个来说明，有些政客企图对其选民隐瞒其所作所为(而事实上选民绝对有权知道国会到底在做些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些政客在对总统的信任投票中，竟然道貌岸然地辩称，以民主之名，他们该享有“秘密投票”的匿名权利。此等作为是何等的讽刺！为什么要躲起来秘密投票，难道公开的方式会对他们造成人身安全上的危险？为什么他们躲躲掩掩，竟还敢大言不惭地名之为要维护总统“不受污蔑”、“尊荣”及“不被攻讦”？我们就让这些政客有尊严地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该负的责任吧！就让他们站出来，为那些站不住脚的观点进行自我辩护。
《希望教育学》正是这样的一本书，它带着某种愤怒与爱而写成，没有这些，就没有希望。
《希望教育学》英文版
这本书的用意在提供一种对于宽容(但不要与纵容相混淆)及基进的辩护；它也是一种对于宗派主义(sectarianism)的批判。本书尝试解释进步现代性(progressive postmodernity)并为其进行辩护，也拒斥保守的新自由主义式后现代性(neoliberalpostmodernity)。
在本书中，我首先要做的是对于《受压迫者教育学》的幼年期、青春期及成熟期等各时期思想发展及其结构、理路、要素等进行分析说明。可以说在本书中我“重访”了《受压迫者教育学》，我先以口头的方式宣扬了其中的一些主张，然后再用书写的方式将其纪录下来。
固然《受压迫者教育学》中的某些要素及思路，随着我的流亡而结束，但在流亡的途中，我的心灵沉浸于历史中─文化的记号、各种记忆、情感与愁绪、怀疑、梦想，这些从未付诸实行，然而我从没放弃─并渴望着我的世界、我的天空，乃至于大西洋温暖的水流；我渴望听到不管是“不适当的( improper)还是正确的(correct)的民众语言”。* 在流亡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所承载的记忆，其中交织着太多的头绪；此时，更多新的事实与知识又深深地影响我，伴随着新的经验，共同交织成一片五颜六色的织锦。
《受压迫者教育学》就是这样出现的。在本书中，我将谈到当我在写作那本书时，我是如何进行学习；且更进一步地谈到，在我第一次对于此教育学所进行的演讲中，我即在其中学习到如何写作那本书。
接着，本书的第二阶段，我会再回到《受压迫者教育学》，我会讨论其中的某些场景，以及分析一九七○年代时对于该书的某些批评。
《受压迫者教育学》英文版
在本书的第三及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会再详细地谈到该书的基本理路及结构，其实就是受压迫者教育学本身。在这个部分，我会实际地再次体验(彻底、重现)我在世界各个角落旅行时的一些重要时刻，而且事实上，这些时刻也一直鲜活地存在着，我也会针对这些时刻重新思索。无论我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受到《受压迫者教育学》的影响。我觉得，或许我应该将自己重新带回《受压迫者教育学》，并且再次谈到我在一九七○年代所体验到的种种，让读者能够更清楚我的想法。我与《受压迫者教育学》之间的重逢，并非要将自己淹没于怀旧之中，是为了说明这本书中所提及的并非只是往事，而是现在的事实。
在一九七○年代中，我所分享的事实、辩证、讨论、计划、实验以及对话，都对《受压迫者教育学》产生了影响。对我来说，不论是在一九八○年代或是现在，它们也依然鲜活地存在。
在这篇开场白中，我想要感谢一群在巴西及海外的朋友们。在我开始着手《希望教育学》之前，他们就和我一起工作了。我与他们之间有许多对话，从他们那里我获得了非常重要的鼓励，*Manuel Bandeira, “Evocacao do Recife,” in Poesias, 6th ed. (RiodeJaneiro: Jose Olympio, 1955), p. 191.这些人包括：Ana MariaFreire, MadalenaFreire Weffort, Maria de Fatima Freire Dowbor, LutgardesFreire, LadislauDowbor, Celso Beisiegel, Ana Maria Saul, Moacir Gadotti,Antonio Chizzotti,Adriano Nogueira, Marcio Campos, Carlos Arguelo, EduardoSebastiani Ferreira,AdAo J. Cardoso, Henry Giroux, Donaldo Macedo, Peter Park,Peter McLaren, IraShor, Stanley Aronowitz, Raul Magana, Joao Batista F. Pinto,Michael Apple,Madeleine Groumet, Martin Carnoy, Carlo Torres, Eduardo Hasche,Alma Flor Ada,Joaquim Freire, Susanne Mebes, Cristina Freire Heiniger, 和Alberto Heiniger 等人。
我想特别向我的妻子，安娜(Ana Maria Freire)，表示感谢，她为我的书做了很棒的注解，并厘清书中的重点。其中上标数字的注解皆置于书后，星状标注则是置于各页下方。
我也想对Suzie Hartmann Lontra 表达谢意，因为她耐心地、投入地校对了我的文稿。我不能忽略对WernerMarkLinz 的感谢，他总是面对面或者以通信方式热心地与我讨论此计划；比起二十四年前他阅读《受压迫者教育学》的手稿并将之出版时，其热忱丝毫未减。
最后，对于Marcus Gasparian，他是巴西现今最优秀与敏锐的出版商之一，他展现兴趣，时常与我讨论，进而形成本书，我要对他献上一个亲切的拥抱以及一句“由衷感激您”。
保罗．弗雷勒
于圣保罗 一九九四年一月
本文选自《希望教育学—重现<受压迫者教学>》序言，台湾巨流图书2011年版，国立编译馆与方永泉、洪雯柔、杨洲松合译。特此致谢。
纪念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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