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丨抗争政治理论研究讲座回顾（二）：俄国革命、国家权力和民族主义批判
俄国革命是研究抗争政治的一个经典案例，我们将简单叙述俄国革命的历史和过程，期间会将谈及不同抗争政治理论在俄国革命的中应用。
我们知道，俄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一大原因，在于列宁所提出的“先锋队政党理论”，即“专业组织和动员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列宁认为工人只能自发形成工联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为了跳脱“经济利益导向”的改良运动，而转向政治实践，列宁创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组织——先锋队。
在《怎么办》中，列宁批判了关于抗争的自发性的局限性，并强调需要通过“从外部灌输”的方法唤醒革命者。可以说，通过给年轻的“刚刚觉醒”的俄国工人阶级配备一个思想活跃的先锋队，列宁使马克思的理论适用于一个封建帝制的威权国家及其统治下的落后社会，有效加速了抗争精神和阶级意识的发展。
有关“组织性”的这一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具有“人和”和“地利”的双重意义。“人和”是指主动通过“共识和行动”吸纳和组织知识分子、工农阶层和在动荡中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他展示了“社会合作的力量”，和形成“跨越阶级的‘革命大联合’”。人们团结起来的所共享的知识、契约、纪律、激励和信念也能够避免搭便车等消极行为，甚至可以做到把旁观者变成拥护者和行动者。
“地利”在这段中不仅是指“地理优势”，还包括联盟发展和易于动员的牢靠的地理结构，积极的组织者有义务去寻找这种地理结构。
大量经验性证据证明了地理结构在威权国家革命动员的重要性，例如巴黎公社的贫民社区、五月风暴的巴黎大学和末代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时期莫斯科的学校食堂。
这是因为威权国家可以消灭组织，却很难破坏以工作或居住空间为基础的人际交往，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往往需要把人们聚集起来管理。
革命者们从会议室进入更广泛的斗争空间，工厂和农村，进行“跨地域联盟”的过程往往需要组织，而高密度的工厂环境依靠其稳定性和邻近性的接触又反过来大大降低了扩张联盟和组织的不确定性。
布尔什维克和工农们频繁而稳定的接触直接促进了团结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缺乏频繁接触，工人们多会对革命者的理想置之不理。
图1: 列宁
然而，当这一策略被不加区分地机械地应用到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毫不估计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实际造成了很多问题和无谓的牺牲。
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发性”的大力批判，也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下理解。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危险是夸大的革命主义，忽视了革命方法是适当的和可以成功运用的限度和条件。”
列宁所处的封建帝制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指国家精英（沙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力，但是他的渗透权力，指吸纳、建构、统治社会的能力，却远远小于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
封建国家几乎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生活，例如经典的税收混乱，皇权不下乡等观点。然而，现代一党专制的官僚主义国家的吸纳能力，行政效率和渗透权力完全统治了社会，使得任何独立组织都成为了高风险的冒进左倾行为。
在这样一种不平等的被挤压的国家-社会关系下，为了避免被渗透，组织的属性会变得“诡异”起来：或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成为机会主义或表演性质；或是因为无法行动，而因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分裂；或是退入密室而无力应对新的变化；或是等级森严，极度排他。
上述的特点在德国社民党，王明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红色旅都可以看到，而这些组织属性实际对革命的萌发并无帮助。
但是，如果把十月革命仅仅理解为先锋队组织理论的实践，那就大大低估了列宁革命的政治智慧和阶级/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正如前文所说，列宁早已强调影响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革命观也是在暗示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才是最重要的，组织架构和动员结构都可以根据所处的机遇和挑战而不断调整。
所谓“政治机遇”是一切能激励人们参与革命的有利条件，或是降低统治者镇压运动的意愿或能力的因素。这些机遇不一定是结构性的，随着不同政体的互动而瞬息万变，抓住机遇革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但随着机遇结构的扩大，革命萌发的可能就增大了。
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列宁对沙皇俄国国家性质的正确认识，尤其是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对帝国主义和世界体系的批判，使列宁正确评估了十月革命所面临的政治机遇结构的开放与威胁。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正在加剧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正不断从海外殖民地摄取超额利润以在经济上收买其本国的工人阶级，并借官方民族主义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在这些国家，革命的机遇并不明朗。
反之，列宁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在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列宁的名言就此诞生，即革命将在沙皇俄国这一“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薄弱的一环”开始。所以，“薄弱一环”的特点，是由沙皇俄国国内结构和所处的国际地位的特殊性质和矛盾性质所决定的。
列宁认为尽管俄国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在沙皇主义对波斯、中国和蒙古的政策中充分显示了自己，但旧式的 "军事和封建帝国主义 "在俄国仍占主导地位。托洛茨基将这一特点概括为“双重帝国主义”，具体是指沙俄一边作为“特权殖民地”被迫与外国投资（如法国）进行着不平等交易，但同时压迫着邻近的弱小国家。这意味着与其他殖民国家相比，俄国资产阶级享有比外国帝国主义大得多的独立利益，而俄国无产阶级则毫无改良的机会，被迫承受超长工作时长的剥削以提供快速工业化的人口红利。
这意味着，沙皇俄国有帝国争霸的意图，却无实际能力。例如，沙俄的对外投资虽然很大，但与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相比相形见绌，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帝国主义金融家的（法英德）国家贷款。俄国为进行战争而在国外（英法）签订了各种债务，这些贷款加上国内发行的债券，使国家债务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达到了323亿卢布（约合166.345亿美元）。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所以也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不是因为它已经达到了垄断性的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而是因为它被沙皇的专制统治严重束缚，而不得不转向“邻近”的外国市场。所以，参加战争将有助于巩固他们在附近邻国的统治。那么，投机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旦证明不可能清除国家的封建垃圾以保证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就只能与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就像古契科夫所鼓吹的：沙皇的政府已经消失了，现在你们必须为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流血。
在如此背景下，俄国在帝国主义冲突中的作用是 “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附属的 "环节"，其利益只有在“满足主帝国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实现。他必须参与世界大战，然而他的利益和战争目标又只有地区级别，例如蒙古和土耳其海峡。可以说，正是这种一边依附更强的帝国，一边剥削个别的落后国家的特殊国际位置，使得沙俄半贵族化的资产阶级拥有世界帝国的利益，但又无法摄取足够的超额利润收买或改良或维稳，其国内阶级矛盾不断增长。
图2：古契科夫
接着我们转向沙皇俄国的国内结构，即旧制度的结构的变动。这是重要的，因为历史上大多数的“民变”“反叛”“起义”大多是地方性的，但是列宁强调，“国家的政权问题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
民变多是地方性的，主要是因为在旧制度下，地方豪强和封建贵族拥有更强的主权。彼得大帝通过专制改革，允许贫民和城市人口进入新的官僚制度，架空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权力，迫使封建贵族主动依附帝国政权以换取官阶等级。然而这一封建官僚制度并无法满足俄国的贯彻全国的行政需求，于是乎新的官僚阶层仍讽刺地需借助地主来“解放”农奴，其结果是，农奴也没有得到解放，还必须负担更重（极致）的国家税负，于是乎大量农民选择永久性进入城市。
通过垄断行政机构，沙俄通过重税不断收走农民的“剩余”，换取外国资本和技术，挥动国家资本主义的大棒刺激工业化。鼓励外资涌入，扶植国内产业，强制出口，一座一座大型工厂建起，沙俄工业化进程一路高歌（1906-1913期间维持每年6%，之前更高）。在这一阶段，外国资本和官僚专制达成了合作，民族和国外资本家都依赖专制制度，通过镇压性的国家机构来维持其毫无限制的剥削。
对于革命来说，这一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快速造就并聚集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大量聚集在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而这些地方又主要集中帝制沙俄的心脏，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城内。
图3: 导致俄国革命的几个因素：中央官僚权力逐步取代地方豪强的权力，经济和发展的极端不平等，严峻的国际压力和战争失利
列宁通过观察发现，同时受到外资和国资所支配的工人阶级，每天都面临着高达10-12小时的超长劳动时间的剥削。这支无产阶级力量的独特之处在，他们既有意愿反抗帝制皇权，又有意愿反抗英法帝国所扶持的工业巨头和资本家！
沙俄工业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反哺农民，而是为了向周边落后国家的扩张：一个证据是沙俄农业部门的增长状态，另一个是通过从普鲁士转向英法的外交联盟，迫使沙俄西部的边境安全建立在军事而不是政治基础之上。然而，对于帝制国家（帝制国家不是帝国）来说，军事失败和政治上的混乱是必然结果。战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被彻底打破，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互相交融，新的组织不断涌现。随着忠诚又保守的旧部队在战场上耗尽，超过1500万俄国城市人口，主要是工人，以及一些新官僚和知识分子被动员、武装起来，他们或是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是极富阶级意识，不愿为帝国失利的战争陪葬。
正如前文所说，沙皇政权虽然没有现代的渗透能力，却有巨大的专制权力，面对逐渐激烈的矛盾，他仍拒绝改良，彻底掐断了公众参与的渠道，连民族主义的话语都不被允许，把温和改良派也视为政权的敌人。
工人、农民、士兵、妇女、革命者、改良者全部联合了起来，在这里“全部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帝国的行政机关很多一个接一个的瘫痪和解体，失去了统治阶级的庇佑，特权阶层和地主贵族更是脆弱不堪。革命的火焰从一个工厂传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兵营传到另一个兵营，由此从彼得格勒传向全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然而，十月革命并没有如列宁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导火线。首先一个结构性因素是，列宁（1916）错误评估了发达国家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例如低估了发达工业-金融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夸大了对殖民地的依赖。
更进一步，列宁远远低估了（官方）民族（国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这一意识形态的超强魔力。
实际上，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已经超过了任何社会身份和政治思想，笼罩并统治了整个欧洲大陆。
谈及欧洲大陆上，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融合，一个例子是苏格兰的格子裤裙。格子裤裙是苏格兰人在盛大节日时的着装，被视为民族象征，然而它根本不是是什么民族性的原创。实际上，苏格兰格子裤裙是资本家雇佣工人砍树的时候，不愿意花钱给他们定制安全、但是更贵长裤，于是东拼西凑（创意来自爱尔兰）做出来的东西。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们在宣传的时候说，裤裙的颜色和花纹各不相同，代表他们伟大历史上不同的族群，实际上代表的却是阶级关系。有钱人往往穿着彩色的裤裙，而奴仆只能穿土色的。
图4：衣着苏格兰格子裙裤的仪仗队。
民族主义之所以对阶级政治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中，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怎么关心死亡和不朽，只有民族主义的想象才如同宗教一样如此在意死亡。他们模糊地领会着结合、偶然和宿命的连续性，想象着有限的共同体。遗憾的是，缺乏自由和信仰的人在激变的历史大潮中，往往选择拥抱陈旧的传统，依靠不合时代的事物安慰心理。
民族 (Nation) 和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是现代性的产物，可以说民族是一种在有限的领土主权内想象的政治（认知）共同体。尽管人们总是习惯强调维系民族的“情感、感受或者人性”，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什么创新，也没有什么力度。其他古老的共同体例如城邦、帝国、王朝、族群也有类似的心理情感纽带。显然心理情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的“公民权利” 、“领土主权” 、“国际世界秩序”等概念的存在毫无解释力量。
这些情感认同既不是永存的，更不是来自什么“血脉、民族性、自然性、生物性起源”，甚至 “三皇五帝”。求助于个体的血缘行为并不能解释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发展。必须强调民族认同的背后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以共同语言的共享的想象的记忆和神话。但是，必须注意，尽管民族主义是想象的，不是虚构的！我之前在知乎看到一些文章，说民族主义是虚构的共同体，这是错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魔力就在于它是想象的，而不是虚构的或者捏造的。
民族主义的思潮通过庶民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和印刷资本主义的互动，首先打倒了神圣语音拉丁文和垄断阅读阶层的宗教势力。历史上，人们从看报开始（小册子、小说、报纸、油印歌本），想象如果一个人可以和其他成千上万不相识的人一起，在同一天读到关于同一重大事件的同一条新闻，那么他和他们就成为了同一个无形读者群的一部分。这就是民族主义动员的第一步。
图5: 印刷技术和资本主义的融合
贵族是因为血脉和通婚才是贵族，而不是因为识字，一些英国的皇室都不会说英语。但是，报纸的普及和识字阅读阶层，第一次把统治阶级和平民拉到同一条起跑线。有趣的是，历史上很多革命组织的前身都是报社。讽刺漫画、批判小说，层出不穷。想想看，如果出版物可以不雅地描写法国国王的私生活，贵族和平民可以在相同的咖啡店和读书俱乐部中会面，那么把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还会远吗？
然而，正如现实所表现的，要求民族内部平等和权利的群众民族主义很快遭到了统治阶级反动的收编。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控制下的初级义务教育、国家组织的宣传活动、官方的历史重写、发明传统、对外展示但不敢真正实施的军国主义，统治者没完没了地强调统治阶级和民族本是利益共同体，声嘶力竭地掩盖着统治阶级与民族的根本矛盾。
我们提到缺乏自由和信仰的人在激变的历史大潮中，往往选择拥抱陈旧的传统，依靠不合时代的事物安慰心理。那么发明并收编一些传统，就是统治的有效手段。例如英国政府通过“五一劳动节的全国纪念日”收编了本应该是日常的更可持续的阶级斗争、抗争精神和公平意识，削弱了红色旗帜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五月一日这天的表演性的象征游行。比利时政府甚至提出“五一劳动节”这天，各阶级应该“互相友爱”。
另一方面，列宁和其他革命者同盟的组织模式，也为发达国家的革命的爆发提供了障碍。他意识到发达国家通过帝国殖民超额利润收买无产阶级的大背景，但又不断批判（甚至嘲讽）其社会主义同盟为“机会主义者、叛徒、没骨气的、强盗的同伙”。然而，这些被“开除左籍”的“社会主义同盟或社民党员”在西方有大量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当列宁试图跳过这些“国际同盟”直接动员西方无产阶级，“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时候，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原因不是西方工人阶级对列宁的不认同或事对革命理想的不认可，而是因为缺乏稳定的接触，而导致的缺乏信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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