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衍斌 | 畏兀儿人世杰班仕元遗事
畏兀儿人世杰班仕元遗事
尚衍斌
本文依据《山居新语》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就沙剌班、世杰班父子在举荐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等重大政治活动中的态度和影响进行了的探析。
元代畏兀儿人世杰班是阿邻帖木儿之孙、沙剌班之子。元代后期，他作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近侍，出入宫禁，倍受倚重。他与其父沙剌班推荐康里人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又与脱脱襄助元顺帝罢黜伯颜，作用不可小视。那么，他们为何举荐帖木达世为中书右丞？此间深层次的原因何在？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旨所在。
一 、“帖木达世”与“铁木儿塔识”为同一人的辨析
《山居新语》卷二记曰：
枢密院同知帖木达世，后至元六年中书右丞缺，众议欲以某人为之，近侍世杰班力以帖木达世为荐，至甚恳切。上乃允其请。后累迁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亦未尝齿及之，可谓厚德人也。[1]
以上材料中的“帖木达世”是否在后至元六年（1340年）被举荐为中书右丞，并于此后官至左丞相。《元史·宰相年表二》中后至元六年有一位名铁木儿塔识者出任中书右丞，此人于至正元年（1341年）至至正五年六月任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至正五年七月任御史大夫，六年复任中书平章政事，七年四月任中书省左丞相。[2]《元史·顺帝纪》对其历官情况亦多所记载：
1.后至元六年四月，以同知枢密院事铁木儿塔识为中书右丞。[3]
2.至正元年四月，命中书右丞铁木儿塔识为平章政事，阿鲁为右丞，许有壬为左丞。[4]
3.至正四年九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知经筵事。[5]
4.至正五年秋七月丙午，命也先帖木儿、铁木儿塔识并为御史大夫。[6]
5.至正七年夏四月庚寅，复命别儿怯不花为中书右丞相，以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为左丞相。[7]
比较《元史》“宰相年表”和“顺帝纪”的记载，两者大致吻合。这就是说，元顺帝朝的确有一位名叫铁木儿塔识的人自后至元六年步入政坛高层，后卒官于中书左丞相。对此，《元史·铁木儿塔识传》也有清楚的记载，足资参证。[8]毫无疑问，“铁木儿塔识”正是杨瑀笔下“帖木达世”的异称，应指同一个人，理由一是任职时间完全相同，二是名字发音亦相同。尽管“铁木儿塔识”比“帖木达世”多出一个“儿”字，但并不影响二者应为同一个人的判断。研治蒙元史的学人皆知，“蒙兀”与“蒙兀儿”均是“蒙古”名称的称谓。“蒙兀”的唐代读音为mung-nguə t，唐人用t尾韵母译写他族语带l、r尾音的音节，因此“蒙兀”正是蒙古名称Mongghol的正规译音。[9]同时还必须指出，上古、中古时期日母未儿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帖木达世”更接近当时的发音。1908年，章炳麟先生在《国粹学报》第42期发表《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指出：“上古时期，娘母（舌上音）和日母（半齿音）统统归入泥母（舌上音），也就是说，日母不存在儿化，读n的音，在中古时期亦然。”韩儒林先生进一步研究指出：“儿字在唐代西北方言中读作Zi，到元代才读er，才开始用“儿”字来译民族语言的r音，如畏兀儿（Uighur）、密昔儿（Misr）、帖木儿（Temur）等。”[10]他还列举Mongghol误译作“蒙兀儿”的例子，认为这在元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译法。孰不知“兀”字在古汉语中带-t的入声，而古人用它来对译以-l结尾的词，其音正合，加“儿”便是画蛇添足了。依照韩先生的导引，“帖木”与“铁木儿”的异同便不难辨析。在古代“木”是明母屋韵的入声字，[11]其古音可以拟构为“muk”，“帖木”之古音为“Temuk”，古人通常以-l对译带入声的结尾的词，这样“帖木”之音应是“Temulu”。到了元代，已开始用“儿”字来译写民族语言的r音，例如《元史·地理志》记载波斯地名中的罗耳（lor）、阿八合儿（Abhar）、巴瓦儿的（baverd）。据此原则，“铁木儿”可译成“Temur”。所以，“帖木达世”与“铁木儿塔识”的人名在古代读音上是完全可以勘同的。
二、 铁木儿达识其人及其家世
名重当世的铁木儿达识为何在至正七年（1347年）四月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他又为何得到沙剌班之子世杰班的大力举荐？元代名公黄溍（1277～1357年）所撰《敕赐康里氏先莹碑》（下文简称《先莹碑》）为我们深入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碑文中的铁木儿达识，系康里氏，其祖父乃云中王牙牙，父亲是和宁忠献王亦纳脱脱（又称“倚纳脱脱”、“康里脱脱”）。
铁木儿达识“曾以大臣子事明宗于潜邸，宏才雅量，好学下士，夙负公辅之望，历事累朝，由同知都护府事为工、刑两部侍郎，擢监察御史，迁秘书卿，除礼部尚书。遂参议中书省事，擢西台侍御史，未行，留为奎章阁侍书学士，除大都留守，迁同知枢密院事。上既总揽权纲，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王为右丞，以更新庶政。……拜中书平章政事，每入直，上为御文宣阁，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拜御史大夫，务以静重持大体，不为苛娆以立声威。……居岁余，复为平章政事，进位次于端揆。……拜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领经筵事。”[12]
很显然，黄溍笔下这位由枢密院同知升为中书右丞，又先后担任中书平章政事、御史大夫、中书左丞相的“铁木儿达识”与杨瑀笔下的“帖木达世”，以及《元史·宰相年表二》中“铁木儿塔识”的官衔和任职时间完全相同，足以表明，他们应当是同一个人，只是《元史·宰相年表》不言其卸任的原因而已。
据《先莹碑》，铁木儿达识（1302～1347年）“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暴得危疾，上命近臣挟名医狎至，疾已不可为。以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有六”。[13]《元史·铁木儿塔识传》对此事亦记载说：“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年四十六”[14]。结合以上两书记载可以判断，铁木儿达识因身染暴疾而终。至于其去世的时间，《元史·顺帝纪》记载说：“至正七年九月戊申，车驾还自上都。丁巳，中书左丞相铁木儿塔识薨”。[15]这种意外事件的发生，是对《元史·宰相年表》中贺太平于至正七年（1347年）六月至十二月取而代之较为符合情理的诠释，[16]也是导致铁木儿达识突然从人们聚焦的视野中蒸发而去的直接原因。
《山居新语》卷二还记载，帖木达世“后累迁官至左丞相，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即沙剌班——笔者注）亦未尝齿及之，可谓厚德人也”[17]。元人杨维桢的《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亦记曰：“公（即杨瑀——笔者注）生于至元乙酉（1285年）四月某日，殁于至正辛丑（1361年）七月十八日。”[18]
根据以上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发现，尽管杨瑀比铁木儿达识年长17岁，却比后者晚十四年离开人世，所以杨瑀自然知晓中书左丞相暴疾而终的具体时间，故有“卒不知世杰班之举，班亦未尝齿及之”的感慨。这从另一侧面证实杨瑀的上述记载是可信的。
三、世杰班举荐铁木儿达识的原因
世杰班何以力排众议恳切举荐铁木儿达识为中书右丞？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厘清世杰班的年龄。《山居新语》卷四记曰：
予因忆高昌世杰班字彦时，北庭文定王沙剌班大司徒之子，为尚辇奉御。元统元年，上新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之，悬于项，寘于袖中经年，其母不知。亲友或叩之内廷之事，则答以他说，其慎密如此。时年十五岁，方之孔光，尤可尚矣！[19]
仔细推敲杨瑀的上述文字，它除了表明世杰班具有处事明敏、慎密内敛的性格特点外，还在不经意中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年龄信息。元统元年，即公元1333年。是年，他15岁。由此上推，世杰班应生于延祐六年（1319年）。而铁木儿达识“于至正七年九月十八日薨，年四十六”[20]。显然，这位中书左丞相应生于大德六年（1302年）。也就是说，铁木儿达识长世杰班17岁。后至元六年（1340年），年仅22岁（即虚岁——笔者注）的世杰班为何力荐时年39岁的铁木儿达识为中书右丞？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铁木儿达识显赫的家庭背景。据黄溍《先莹碑》，“康里氏三叶，疏王封者六人，践相位者四人。”[21]可谓门第显赫，位至极品。牙牙，是铁木儿达识的祖父。曾“被宪宗召入宿卫，领昔宝赤，遂扈从伐宋”。[22]其伯父是顺宁忠烈王阿沙不花（1263～1309年），年方14，即入侍世祖，后以西手千户领昔宝赤从成宗北征，与海都交战，数有功，入为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元武宗海山继嗣，拜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进中书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复为平章政事，加录军国重事，兼广武康里卫亲军都指挥使，封康国公。[23]检核《元史·宰相年表》，阿沙不花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至大元年（1308年）担任中书平章政事，后为中书右丞相。[24]和宁忠献王亦纳脱脱（1272～1327年）又称康里脱脱，阿沙不花之弟，铁木儿达识的父亲。“和宁”即“和宁王”之省称，为封号。“忠献王”，乃谥号。其仕宦情况，《先莹碑》和《元史·康里脱脱传》多所记载：世祖时入侍宿卫。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扈从武宗海山出镇称海（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腊乌斯湖南）。十一年（1307年），武宗立，任同知枢密院事（从一品），进中书平章政事（从一品），转御史大夫（从一品），遥授左丞相，封秦国公。至大元年，加太府，实授中书左丞相（正一品）。至大三年尚书省立，升右丞相。仁宗即位，出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复迁江西行省左丞相。英宗即位，召为御史大夫，不久，改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25]翻检《元史·宰相年表》，的确有一位名脱脱者于大德十一年八月至九月任中书平章政事，武宗至大元年闰十一月、至大二年九月至十二月任中书左丞相；至大三年，任尚书省右丞相；四年，复任中书省左丞相。[26]显然，《元史·宰相年表》中的“脱脱”与黄溍《先莹碑》中的“亦纳脱脱”的职掌和任职时间完全相同，只是《宰相年表》将“亦纳脱脱”记作“脱脱”而已。《元史·康里脱脱传》的“康里脱脱”与黄溍笔下的“亦纳脱脱”亦应是同一个人。十分有意思的是，《山居新语》亦保留一段与“亦纳脱脱”有关的文字，为便于分析，现将其征引如下：
脱脱丞相，即倚纳公。康里人氏，延祐间为江浙丞相。有伯颜察儿为左平章，咨保宁国路税务副使耶律舜中为宣使。一日平章谕该吏曰：“我保此人乃风宪旧人及其才能正当选用。”嘱之再三曰：“汝可丞相前覆说之。”丞相曰：“若说用则便用之，若说选则不必提也。”只分别用、选二字，言简而意尽。故书之，以备言行录之采择焉。公又访知杭州过浙江往来者不便，乃开旧河通之。此河钱王时古河也，因高宗造德寿宫，湮塞之。公相视已定，州果与富豪通交，沮以太岁之说为疑。至日，公自持镢，一挥而定。往年每行李一担费脚钱二两五钱，今以一担之费买舟，则十担一舟能尽，其利可谓博矣。[27]
笔者将上引《山居新语》中的“脱脱丞相”断定为“亦纳脱脱”的理由有三：
其一，脱脱丞相又称“倚纳公”，为康里人。其官称、族属，名讳与《先莹碑》中的“亦纳脱脱”相同。其二，上引资料还显示，脱脱（即倚纳公）于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出任江浙行省丞相。此间，曾疏通旧河，便于杭州民众往来浙江，物价顿平。这些信息皆可在《先莹碑》有关“亦纳脱脱”的记载中得以印证：
寻复为中书左丞相，仁宗眷之弥笃，欲使均逸于外，拜江浙行中书省左丞相。下车伊始，进父老问以利病，咸谓：“杭城故有便河，达于江浒，湮废已久。若疏凿以通舟楫，物价必平。”僚佐或难之，王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民以为便，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兴土功，王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土功何尤？不一月而讫工，人至今便之。”[28]
亦纳脱脱（即康里脱脱）于延祐元年（1314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时，开便河通于江浒的纪事，《嘉靖浙江通志·官师志》亦有载录，[29]足以为证。若将黄溍和杨瑀的上述文字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记录的正是“亦纳脱脱”同一个人的事迹。亦纳脱脱先后历仕世祖、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尤其在武宗朝官位高显，这自然与其辅佐之功不无关系。正如《元史》所言：“武宗正位宸极，尊太后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30]黄溍的《先莹碑》亦记载，亦纳脱脱“知无不言，言无不行，人以贤相称之”。[31]毋庸置疑，显有劳绩的家庭背景以及父辈们累积的人脉资源和理政经验，为铁木儿达识步入政坛高层提供了丰厚的政治资产。这或许是世杰班极力向元顺帝推举他出任中书右丞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铁木儿达识自身丰富的仕宦经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出任后至元六年的中书右丞之前，铁木儿达识“曾事明宗于潜邸。文宗初，由同知都护府事累迁礼部尚书，进参议中书省事，擢陕西行台侍御史，留为奎章阁侍书学士，除大都留守，寻同知枢密院事”[32]。枢密院是朝廷军事行政机构，掌管军事机要。据《山居新语》记载，铁木儿达识正是从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的任上被举荐为中书右丞的。也就是说，在担任此要职之前，铁木儿达识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了。
至于其天资禀赋和文化素养，《元史》记载说：“资禀宏伟，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又言，其“天性忠亮，学术正大，伊、洛诸儒之书，深所研究”。[33]至正元年（1341年）出任中书平章政事以后，他力排前议，复行科举，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识见和文化素养。至正七年元顺帝有一段话，似乎能说明其倍受倚重的深层次原因，现引述如下：
帝召铁木儿塔识谕旨，若曰：“尔先人事我先朝，显有劳绩，尔实能世其家，今命汝为左丞相。”铁木儿塔识叩头固辞，不允，乃拜命。[34]
很显然，强势的家庭背景并能承袭家风竭尽全力为朝廷服务的品行，同样是铁木儿达识倍受倚重的原因，明敏过人的世杰班十分看重这一点。
其三，铁木儿达识具有畏兀儿人的血统。铁木儿达识的先祖是康里人。黄溍的《先莹碑》已有明确的表述。其实，此碑还向我们透露出他具有畏兀儿人血统的重要信息。铁木儿达识的父亲亦纳脱脱的原配夫人是“也先氏，封冯国夫人，武宗又妻以畏兀儿氏月鲁忽图，仁献章圣皇后之同乳也，封蓟国太夫人”[35]。“仁献章圣皇后”是元武宗海山的爱妃亦乞烈氏的谥号，而亦乞烈氏，乃奴兀伦公主之女，其外祖父是元世祖之子忙哥剌，其父为孛秃[36]家族的后人锁郎哈。仁献章圣皇后又是明宗和世瑓（音剌）的生母。[37]畏兀儿氏月鲁忽图得以与亦乞烈氏同乳，其贵宠可知。亦纳脱脱共有17个子女，其中9个儿子，8个女儿。其九子依次是：霸都、铁木儿达识、玉枢虎儿吐华、达世帖睦尔、哈答不花、阿鲁辉帖木儿、脱烈、哈达帖木儿、汪家闾。上列九子中，只有铁木儿达识和达世帖睦尔两人为蓟国太夫人月鲁忽图所生。[38]
铁木儿达识是亦纳脱脱与其畏兀儿妻子月鲁忽图所生。尽管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还不足以说明月鲁忽图的家庭背景和出身，但该女子能由武宗为媒嫁与身居相位的亦纳脱脱，足以显示其高贵的门第和不俗的身世。想必同样身为畏兀儿氏的世杰班无论是出于民族感情，还是基于文化认同等方面的因素都会十分看重铁木儿达识的这一特殊身份。
其四，铁木儿达识具有与沙剌班在奎章阁共事的经历。天历二年（1329年），元文宗在大都兴圣殿西设奎章阁学士院。由大学士统领，下设侍书学士、承制学士、供奉学士。聚集蒙古、色目及汉人、南人，为皇帝讲说古代治乱的历史和元朝的“祖宗明训”。正如《奎章阁记》所言：
乃置学士员，俾颂乎祖宗之成训，毋忘乎创业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陈夫内圣外王之道，兴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39]
据《元史》和《先莹碑》，铁木儿达识曾任奎章阁侍书学士（从二品）。其时，世杰班的父亲沙剌班亦担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对此，《山居新语》记载：
后至元年间，阿怜帖木儿大司徒知经筵事，乃子沙剌班亦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兼经筵官。班公以父子辞避之，上终不允请，乃并列焉。[40]
那么，杨瑀上述记载是否真实可信？我们有必要做些讨论。元代著名文人揭傒斯记载说：
元统元年十有一月几望，奎章阁承制学士臣沙剌班召臣傒斯至学士院，传诏命臣撰故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即董守中，字子平。——笔者注）神道碑，别敕新南台治书侍御史臣巎巎书其文，翰林学士承旨臣师敬篆其额。[41]
据此碑，董守中于至顺四年（应为元统元年，即公元1333年）六月薨于家。同年十一月沙剌班传诏命揭傒斯撰神道碑，符合情理。揭公另记曰：
燕俗庙祀汉昭烈帝、关将军羽及秦蜀郡太守李冰甚虔。昭烈、关将军皆涿人，今州南十里楼桑村即昭烈故宅，其祀昭烈、羽宜，以乡里故。冰在蜀堰江水以灌民田，又凿石为五犀牛以压水怪，燕无洪河大川，岁多暴水故。涿之范阳礼智乡有益者，神巫王媪之子也。媪为巫余五十年，媪死，益袭其业，如媪之神，遂合所得施兴作昭烈帝及蜀太守庙于其里。前辽阳行省平章政事，今中政院使哈剌帖木儿相以私钱若干，而殿堂门庑象设器物之属无不备，元统元年九月十日为请于上，降香币以落其成。明年（1334年）三月六日，又言之奎章阁侍书学士沙剌班，使奏命臣傒斯纪其事于石，而上皆从之。[42]
这段材料反映的是，民间兴建汉昭烈帝庙的原因及沙剌班命揭傒斯为此庙落成撰述碑文之事。关于沙剌班的名讳，元代名公欧阳玄亦有记载：
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载门，奎章大学士臣沙腊班从言于上曰：“侍讲学士起岩服劳累朝，恩赉先世，将为碑铭，垂诸久远。”其敕翰林直学士臣玄制文，奎章阁学士巎巎书丹，奎章阁承制学士师简篆其碑首以赐，上允其言，于是，臣玄承诏讨论。[43]
通过以上三则材料可以看出，沙剌班分别在元统元年（1333年）、元统二年、后至元二年（1336年）出任奎章阁承制学士、侍书学士、大学士。翻检《元史·百官志》，至顺元年（1330年）后，增大学士二员（正二品），共四员，侍书学士二员（从二品），承制学士二员（正三品），供奉学士二员（正四品）。[44]如此看来，沙剌班在奎章阁的官阶秩品是逐年升迁的。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揭傒斯和欧阳玄以上提及的沙剌班当为畏兀儿人，与张掖唐兀氏刘沙剌班无涉。[45]元代知名文士虞集所撰《奎章阁记》有曰：“‘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奎章阁’，‘后文宗复位，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46]比较虞集和《元史·百官志》的记载，二者大致相同，只是对奎章阁大学士员额的记载略有出入。据此，沙剌班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并同时兼任经筵官符合制度规定的程序。依其定制，侍书学士仅设两员。沙剌班和铁木儿达识有可能同时担任此职。他们二人均有畏兀儿的血统，想必过从甚密，情深谊厚。
后至元六年（1340年），奎章阁罢废。沙剌班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此时，中书右丞虚位以待，时任枢密院同知的铁木儿达识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沙剌班对其子世杰班力荐铁木儿达识为中书右丞之事并非全然不知，不然，杨瑀何以发出“班亦未尝齿及之”的钦叹！
四、 元顺帝与世杰班家族的关系
元顺帝为何“允其请”？举荐者为何是世杰班而非沙剌班？
阿邻帖木儿和沙剌班父子是元顺帝非常信任的心腹重臣，关系非同寻常，《山居新语》的记载颇能说明这一点：
沙剌班学士者，乃今上之师也，日侍左右。一日体倦，于便殿之侧偃卧，因而睡浓。上自以所坐朵儿别真即方褥也。亲扶其头而枕之。又，班公尝于左额上生小疖，上亲于合钵中取佛手膏，摊于纸上，躬自贴之。比调羹之荣，可谓至矣！[47]
以上记事，同样见诸《南村辍耕录》卷二“隆师重道”条，必当录自杨瑀之书，无多发明，只是对个别文字稍加改动而已。如前文所述，沙剌班出任奎章阁侍书学士兼经筵官的时间约在后至元年间。“后至元”是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使用的第二个年号。毫无疑问，将自己所坐的方褥垫于班公枕下者是元顺帝，而躬身将佛手膏贴于班公疾患之处的人仍是元顺帝。君臣之间亲如手足的深厚情谊被杨瑀刻画得入木三分。其实，类似的记载远不止一处，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累朝于即位之初，故事须受佛戒九次，方登大宝。而同受戒者，或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答世”。一日，今上入戒坛中，见马合哈剌佛前以羊心作供。上问沙剌班学士曰;“此是何物？”班曰：“此羊心也。”上曰：“曾闻用人心肝为供，果有之乎？”班曰：“闻有此说，未尝目击。问之剌马可也。”剌马即帝师。上命班叩之。答曰：“有。凡人萌歹心害人者，事觉则以其心肝作供耳。”遂以此言复奏。上曰：“人有歹心，故以其心肝为供。此羊曾害何人，而以其心为供耶？”剌马竞无以答。[48]
上引文字不仅向我们透露了元朝历代皇帝须受戒九次后方登大宝的重要信息，而且还以对话的形式将君臣之间的睿智与幽默表露无遗。
或许正是基于沙剌班身为近侍的缘由，奎章阁个别臣僚的梦想亦由其代为转呈。杨瑀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揭傒斯天历初为奎章阁授经郎，时上自北来，一日，揭梦在授经郎厅，忽报接驾，急出门迎之，恍如平日。及入厅，坐定视之，乃今上也。时奎章阁官院长忽都鲁笃迷失、供奉学士沙剌班，揭以二公谨愿笃实，遂以此梦告之，后果相符。班公以揭公梦事闻之于上，遂得召见。[49]
如此看来，元代名公揭傒斯（1274～1344年）任奎章阁授经郎（正七品）并蒙赖元顺帝召见之事，亦与沙剌班奏闻“揭公梦事”有关。欧阳玄的《墓志铭》对班公荐举揭傒斯之事并未言及，只是记载说：“今上初即位。一日，使卫士召公至，则以内府所赐诸王缎表里赐之。将赐，躬自辨识，然后，以授讲经。退，又赐金织纹缎。”又，“天历二年秋，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教勋旧大臣子孙于宫中，公首被选。”[50]看来，揭傒斯在元顺帝即位之初的确被召见过并委以“授经郎”一职。藉此可以判断，杨瑀所记沙剌班“以揭公梦事闻于上，遂得召见”的记事是有依据的。
既然如此，举荐者为什么是世杰班，而非沙剌班？这是需要弄清楚的另外一个问题。
本文在前面已经引用了元统元年，元顺帝将新制“洪禧”小玺，贮以金函青囊，命世杰班掌管的史料。至于“洪禧”小玺的来历，杨瑀记载颇详：
国朝凡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文皇开奎章阁，作二玺，一曰“天历之宝”，一曰“奎章阁宝”，命虞集伯生篆文。今上皇帝作二小玺，一曰“明仁殿宝”，一曰“洪禧”，命瑀篆文。“洪禧”小玺，即瑀所上进者，其璞纯白，上有一墨色龟纽，观者以为二物相联，实一段玉也，上颇喜之。[51]
元顺帝令杨瑀为“明仁殿宝”、“洪禧”二玺篆文一事，同样得到杨维桢的证实：
天历间，自奋如京师。受知于中书平章政事沙剌班大司徒之父文贞王，偕见上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事，因命公篆“洪禧”、“明仁”玺文，称旨。[52]
“玺”又称“印”，古时尊卑通用。秦汉以后唯皇帝印称“玺”。若杨瑀所言不谬，“洪禧”小玺当属元顺帝的心爱之物。然而他却将其交由世杰班掌管，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至为亲密，非同一般。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几点：
其一，世杰班是阿怜帖木儿之孙、沙剌班之子，而阿怜帖木儿和沙剌班父子则是元惠宗特别倚重的大臣。这种家庭背景使得世杰班有机会与妥懽帖睦尔保持密切的接触。
其二，如前所述，世杰班生于延祐六年（1319年）。而《元史·顺帝本纪》记曰：1370年，惠宗殂于应昌，寿五十一。[53]由此推算，妥懽帖睦尔生于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丙寅（十七日），元史专家杨讷先生亦持此说。[54]仅就年岁而言，世杰班长元顺帝一岁。基于前者“尚辇奉御”的特殊身份，两人又属同龄人，理应意趣相合，实为心腹。更有意思的是，妥懽帖睦尔还具有葛逻禄人的血统。《元史·顺帝纪一》记曰：
顺帝名妥懽帖睦尔，明宗之长子。母罕禄鲁氏，名迈来迪，郡王阿儿斯兰之裔孙也。初，太祖取西北诸国，阿儿斯兰率其众来降，乃封为郡王，俾领其部族。及明宗北狩，过其地，纳罕禄鲁氏，延祐七年四月丙寅，生帝于北方。[55]
“罕禄鲁”即“哈剌鲁”的异称，唐代作葛逻禄，为西突厥的一部。“阿儿斯兰”是突厥语arslan的音译，意为“狮子”[56]。由此可见，元顺帝具有蒙古和葛逻禄人的混合血统。
其三，世杰班为事严谨慎密，势必赢得元顺帝的赏识和信任。这一点，本文在前面已有所涉及，此不赘述。
其四，元代畏兀儿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沟通蒙、汉文化的交流中扮演中介作用。[57]奎章阁学士院创建后，“特恩创制牙牌五十，于上金书奎章阁三字，一面篆字，一面蒙古字，畏吾儿字，令各官悬佩，出入无禁。”[58]畏吾儿字能与蒙古字、汉字同书于牙牌之上，足以说明它在当时是倍受重视且十分通行的官方文字之一。
其五，元顺帝皇后和沙剌班的夫人均为高丽人。《元史·顺帝纪九》记载，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丁未，皇后弘吉剌氏崩。十二月乙卯，诏立次皇后奇氏为皇后，改奇氏为肃良合氏，诏天下，仍封奇氏父以上三世皆为王爵”。[59]显然，至正二十五年所立次皇后，必为《元史·后妃传》中的“完者忽都皇后奇氏”，系高丽人，生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家微，用后贵，三世皆追封王爵。[60]据此可以断定，奇皇后是高丽女子，《本纪》和《后妃传》相互印证，可以信从。
高丽奇皇后的册立竟然与畏兀儿氏沙剌班有直接的关系。对此，《元史·后妃传一》记载：
初，徽政院使秃满迭儿进为宫女，主供茗饮，以事顺帝。后性颖黠，日见宠幸。后答纳失里皇后方骄妒，数棰辱之。答纳失里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争不可。伯颜罢相，沙剌班遂请立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正院。[61]
据此，高丽奇氏被立为第二皇后的时间大约在伯颜罢相的后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前后，[62]而正式册封皇后的时间应在伯颜忽都皇后殁没后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二月，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朝中大臣对拥立高丽女子为皇后一事并非没有异议。至正八年（1348年）十一月，监察御史李泌言：
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63]
很显然，将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盗贼滋蔓的原因完全归于高丽奇氏皇后身上，有失公允。但李泌的言语却道出了一部分臣僚的共同心声。那么，畏兀儿氏沙剌班为何在罢黜伯颜之后请立高丽奇氏为第二皇后？除了他善于揣摩元顺帝的心思之外，想必另有其他原因。元代后期，朝廷高官迎娶高丽女子为妻者不在少数，且成为一种时尚。《山居新语》卷二记载了如下一件事：
阔阔歹平章之次妻，高丽人也。寡居甚谨。其子拜马朵儿赤知伯颜太师利其家所藏答纳环子，遂以为献。伯颜即与闻之于上，乃传旨命收继之。高丽者歀以善言，至暮与其亲母逾垣削发而避之。伯颜怒，奏以故违圣旨之罪，遂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之。奉命唯务锻炼。适有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者，深为不满。时问事中秉权者阔里吉思国公，正卿朝夕造其门，委曲致言曰：“谁无妻子，安能相守至死。得守节者，莫大之幸，反坐之罪，非盛事也！”遂悟而止。正卿蒙古人，廉直寡交，家贫至孝，平日未尝嬉笑。与余至契，公退必过门言所以，故知此为详。至正初，拜御史而卒。[64]
“阔阔歹”又名“阔阔台”。元文宗图帖睦尔于致和元年（1329年）九月十三日荣登皇帝宝位，遂以致和元年为天历元年。据《元史·文宗纪一》，是年，“大都留守阔阔台为中书平章政事。”[65]检视《元史·宰相年表》，的确有一名为阔阔台者，于天历元年、二年任中书平章政事。[66]前引《山居新语》中的“拜马朵儿赤”，必非阔阔台高丽之妻所生，故有收继之念。幸赖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和阔里吉思仗义干预，才使其未能遂愿。
十分有意思的是，杨瑀次妻为高丽氏，[67]畏兀儿人沙剌班亦娶高丽奇氏为妻，且与元顺帝皇后奇氏同族。[68]沙剌班何时迎娶高丽奇氏？他与该女子有无后代？史无明文。元代科举中的高丽进士李榖（1298～1351年）在《金刚山普贤庵法会记》披露了这样一件事：
元泰定年间（1324～1327年），畏兀儿氏沙剌班因事至高丽王京，往游金刚山，访诸寺院，适见僧人智坚修葺普贤庵，许诺助之。后十余年，后至元二年（1336年）普贤庵僧达正入元，时沙剌班已官至元朝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达正拜谒之，沙剌班践行前诺，慷慨施钞五千余缗。其年，达正返高丽，以所施钞开禅悦会，并大兴佛事。[69]
至于沙剌班前往高丽的真实目的，史料缺乏记载，不甚明了。但他能践行对高丽僧人智坚的诺言，可谓诚信仁义之人。此外，元顺帝、沙剌班、杨瑀三人之高丽妻子间有无亲戚关系，史籍不著，难以考知。不过，仅从元顺帝如此器重沙剌班父子、杨瑀因“受知于中书平章政事文贞王沙剌班，偕见上于奎章阁，论治道及艺文”诸事看来，绝非偶然的巧合，想必与其妻均为高丽氏的背景或族属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元〕杨瑀著；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二，中华书局，2006年，第212页。
[2]〔明〕宋濂：《元史》卷一一三《宰相年表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2845～2849页。
[3]《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855页。
[4]《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第861页。
[5]《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71页。
[6]《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72页。
[7]《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77页。
[8]《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第3372～3374页。
[9]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页。
[10] 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原载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后收入氏著：《穹庐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1]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
[12]〔元〕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4～710页。
[13]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第708页。
[14]《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第3374页。
[15]《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78页。
[16] 据《元史·顺帝纪四》记载：“至正七年九月辛酉，以御史大夫朵儿只为中书左丞相”（第878页）；同年“十一月丁巳，命中书平章政事太平为左相，辞，不允”（第879页）。“十二月庚午，以中书左丞相朵儿只为右丞相，平章政事太平为左丞相，诏天下”（第880页）。显然，《元史·宰相年表》关于太平继铁木儿塔识之后担任中书左丞相的时间记述并非尽确，无论如何，他不应于是年九月十八日之前出任中书左丞相一职。
[17]〔元〕杨瑀著；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二，第212页 。
[18]〔元〕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77页。
[19]〔元〕杨瑀著；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四，第230页。
[20]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第708页。
[21]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第704页。
[22]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第704页。
[23]《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295～3300页。
[24]《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2814页。
[25]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第705～706页；《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321～3326页。
[26]《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2812～2817页。
[27]〔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一，第204页。
[28]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册）），第706页。
[29] 关于康里脱脱在江浙行省疏浚堙塞之事，《嘉靖浙江通志》卷三三《官师志第53》（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记载说：“康里脱脱，其父康里国王之族也。延祐元年，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车问民利病，咸谓杭城故有便河通于江浒，堙废已久。若疏凿以通舟楫，物价必平。遂命浚河，僚佐或难之，脱脱曰：‘吾陛辞之日，密旨许以便宜行事，民以为便，宜行之可也。’俄有旨禁勿兴土功，脱脱曰：‘敬天莫先勤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弥，土功何尤？’不一月而成，民至今便之。寻以疑似召赴阙，杭民数万，号恸遮道不得前。既至，仁宗察其无他，厚赐而遣之还镇于杭。未几，迁江西行中书省左丞相。后薨，追封和宁王，谥忠献。”如此看来，康里脱脱疏浚堙塞之事应在延祐元年。
[30]《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第3323页。
[31] 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册）），第706页。
[32]《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第3372页。
[33]《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第3372、3374页。
[34]《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第3373页。
[35]〔元〕黄溍著；王颋点校：《敕赐康里氏先莹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黄溍全集》（下册）），第707页。
[36] 据《元史·孛秃传》，孛秃为蒙古亦乞列思部人。早年追随铁木真，娶铁木真的妹妹帖木伦为妻。帖木伦卒，继娶铁木真之女火臣别吉。随后，他们世代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孛秃之子锁儿哈袭爵，娶皇子斡赤女安秃公主，生女，是为宪宗皇后；孛秃之重孙（即锁儿哈之孙）忽怜娶宪宗女伯牙鲁罕公主为妻，后又尚宪宗孙女不兰奚公主。而忽怜从弟不花，尚世祖女兀鲁真公主；其弟锁郎哈，娶皇子忙哥剌女奴兀伦公主，生女，是为武宗仁献章圣皇后，生明宗（详见《元史》第2921～2923页）。
[37]《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第2875页；《元史》卷三一《明宗纪》，第693页；《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第2923页。
[38]〔元〕黄溍著；王颋点校：《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八《敕赐康里氏先莹碑》，四部丛刊初编本；《黄溍全集》，第707、709页。
[39]〔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奎章阁记》，第215页。
[40]〔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第210页。
[41]〔元〕揭傒斯：《大元敕赐正奉大夫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董公神道碑》，《揭傒斯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
[42]〔元〕揭傒斯：《勅赐汉昭烈帝庙碑》，《揭傒斯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7页。
[43]〔元〕欧阳玄：《元封秘书少监累赠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齐郡公张公先世碑》，《圭斋集》卷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44]《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223页。
[45] 参见拙文：《沙剌班与〈金史〉编修》，《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46]〔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第215、214页。
[47]〔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第211页。
[48]〔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一，第199页。
[49]〔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一，第199～200页。
[50]〔元〕欧阳玄：《元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同知经筵事豫章揭公墓志铭》，《圭斋集》卷一〇，《四部丛刊》初编本。
[51]〔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三，第222页。
[52]〔元〕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77页。
[53]《元史》卷四七《顺帝纪十》，第986页。
[54] 参见杨讷：《刘基事迹考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4页。
[55]《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第815页。
[56]〔德〕A.冯·加班著；耿世民译：《古代突厥语语法》，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05页。
[57] 参见陈师得芝先生为拙作撰写的序言，见《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2页。
[58]〔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第214～215页。
[59]《元史》卷四六，《顺帝纪九》，第970～971页。
[60]《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第2880页。
[61]《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第2880页。
[62]《元史》卷四〇《顺帝纪三》记载说：“（后至元）六年二月己亥，黜中书大丞相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诏曰：‘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参见《元史·顺帝纪三》，第854页。
[63]《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83页。
[64]〔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第212页。
[65]《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第708页。
[66]《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第2829页。
[67]〔元〕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四部丛刊》初编本，第177页。
[68] 李榖：《金刚山普贤庵法会记》曰：“公名沙剌班，今为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室奇氏，善敬翁主出，东韩名族。”见《稼亭集》卷二，载《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8页。
[69] 李榖：《稼亭集》卷二，载《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第228页；桂栖鹏：《入元高丽僧人考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排：王常兴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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