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观点视角】疫情防控背景下的基层智慧治理发展思考

12月15日，中央网信办基层智慧治理专家研讨会召开，会议由中国信通院数字孪生城市中心副主任王瑜主持，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局电子政务处处长张慧星出席并讲话，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沈体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亮、中国城市中心智慧低碳发展部副主任赵蕃蕃等专家出席，并围绕基层智慧治理的现状、问题、案例、发展方向等做主题发言。

数旗智酷创始人、首席研究员唐鹏就基层智慧治理研究做了分享，根据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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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数字鸿沟的问题；从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来看，互联网用户数已经破10亿，由此带来的我们对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的理解也发生改变：数字鸿沟从“获得不平等”变化为“使用不平等”，从“是否能够消费得起智能手机或互联网”，转变到“你上网消费什么”，是消费知识、学习技能，还是沉迷在“杀时间”的短视频？这里我们看到广场舞大妈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或华为手机，但他们的朋友圈转发最多的却是关于亲情孝道的PUA内容或者发布渠道来源不明的“养生知识”。

老龄化的问题；目前老龄化发展处于加速期，有研究机构甚至表明目前我国在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那么，这个形势下，基层治理必然要面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老龄化现状，比如城市的无障碍设施，农村的基础医疗设施配置。当然，更需要关注的是目前因为数字政府快速发展，各级政务服务App推出的“尊老模式”，通过放大字体、改变颜色、调整设置等构建“老人版政务服务”，我们需要思考这种适老化对基层服务而言是否真的是有效的？

流动性的问题；疫情防控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流动性的重要性，“流动性”在基层治理的涵义是我们的基层治理空间的范畴发生了巨大变化，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越老越紧密。我们也看到在疫情防控中某个城市推行“统一黄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其背后就是忽略了城乡之间、数字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流动性问题。

城乡黏连的问题（熊万胜语）；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破了60%，并且还在加速，那么随着都市圈、城市群、大湾区的发展，我们对城市化、城乡关系可能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城市二元制”的概念。城乡之间的当下关系可能不是“二元”关系，也不是“融合”关系，而是“城中有乡”（农民进城上楼，进入都市圈给子女孙辈料理生活等）与“乡中有城”（城市“资本下乡”带来产业模式、生活方式以及都市文化的下乡，文旅、乡村民宿等落地）的关系。因为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政策设计上，应该多关注这些新的业态和趋势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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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基层智慧治理的问题方面，除了动力机制、技术、资金、人员等内容，以及数字形式主义、智能技术的滥用、一刀切的问题等等，此外，我还想补充三个方面的问题——

技术应用层面：这是我们到底需要为基层的管理者和工作者提供、打造和设计什么样的应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不少地方还是纸质登记、手动录入等，是数字应用不好用？还是他们不会用？这里我觉得：基层治理的应用在技术层面应该要能实现数字时代的内容和传统的用户体验结合，就是使用操作体验上可是2G时代的，但智能服务的内容应该是5G时代的；

思路理念层面：这里主要是我们看到个别地方或城市，当他们意识到数字技术无法达到传统管理观念意识中的“效果”和“目的”的时候，他们整个系统就会迅速地“反弹”和“回调”，而这样做的后果比不使用数字技术对基层治理的伤害会更大，比如“统一黄码”，如果不采用健康码，这种地域性、单方面的政策实施可能只是影响物理意义上的某个城市的市内人员，但数字技术的应用让这一政策直接波及了全国拥有这个城市户籍的居民；

能力操作问题：这个主要是在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的工作过程中，基层政府发现数字时代的基层部门的治理资源与需要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不匹配，并主要体现在数据应用上——上级所设定的接种对象数据，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安人口办的数据、街道居委登记数据等均是不匹配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执法权的问题，作为没有执法权的基层管理一线部门，他们的压力和任务是最直接和最重的，如何“小马拉大车”地去协调条和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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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基层智慧治理的案例，国内外这些年涌现出了不少有特色的典型，这里主要分享两个，一个国内的，一个国外的。

国内的案例是深圳南山区的“党群G+”。他们在深圳前海靠海边的一个地铁口建立了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与我们一般对“党建”工作的理解不同，南山这个“党群服务中心”首先在设计上是从一个废弃集装箱的基础上改造过来的，然后通过符合年轻人审美区位的极简化设计，再将党建教育、便民服务、旅游安全、休闲服务等结合在一起，最终打造成为一个可传播、可参与、可互动的“网红空间”，将星巴克的服务调性纳入，并加入了5G网络驱动等智能化应用，如无人机、救生艇等。这与我们以往对基层党建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相比于说教式的意识形态宣贯，数字时代的基层党建创新更需要从用户接纳度、体验度与参与感来考虑。

国外的案例是德国汉堡的“寻找住所”。这是OECD在2019年全球社会治理创新报告中提出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的源起是因为德国曾经一度是难民涌入的集中地，德国政府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对难民接纳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态度，越来越多的难民对他们的社会治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更好地规划和落地难民营，以免对国内正常治理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他们的公共部门采用了一个用增强现实技术赋能智慧共治的模式——首先他们会选择和召集一批公众来参与难民营的选择和评议，就像观看电影一样，采用增强现实技术在城区内的几个目标地点上进行演示，将难民营投放到地图上，然后通过数字渲染演示推测未来对生活、管理、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最终选择各方都满意的一个地点来安置难民营。我想这是目前对“智慧共治”的最好阐释。

内容来源 / 数旗智酷，2021年12月17日

今日编辑 / 黄欣雨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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