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兴起使全球新闻格局和基础结构得以“重组”，传统新闻生产和分发模式的垄断性地位正在被分布式的“新新闻”生态和实践方式所取代。在新闻编辑室内部，“数字化”已经渗透至新闻生产的每个角落；在外部，控制新闻流（flows）的权力依循“网络化逻辑”（networked logic）对新闻机构、社交平台、算法和用户进行重新配置。相适应地，新闻研究也跟随这股浪潮在认识论上发生马茨·艾克斯托姆（Mats Ekstrom）等人所说的“新闻学的转位”（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首先，在新闻流通的全球网络中，“新闻生产不再发生在任何一个组织化生产的中心，而是越来越分散在多个不同的站点和平台上”，因此，研究的焦点从新闻编辑室转向外部的数字环境。其次，新闻实践的主体视角从生产者逐渐偏向用户，“公民新闻”“参与新闻”等术语层出突显用户在新闻消费和意义生产中的积极贡献，以致有研究者提出“参与生态”（ecology of participation）来概念化受众实践的多样性。在认知对象上，一个重要的趋势是超越新闻的文本及其生产，转而关注新闻流通（circulation of news）过程，以“承认新闻业固有的社会特性”。
传统上，概因“传播”已被默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或背景，新闻研究者选择在生产和消费“两端”之间“反复横跳”，却忽略或回避对“流通”这一宽阔“地带”做有价值的讨论。直至最近，关于数字技术的讨论在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与媒介与传播研究的交叉点上激发了新的构想。加布里埃尔·巴尔比（Gabriele Balbi）等人2016年在Tecnoscienza杂志上发起了题为“数字流通”（digital circulation）的双期特刊，将数字流通的物质“本体”（ontology）以及维持流通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作为核心对象，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数字生活与媒介技术的契机。由此，启发我们思考数字环境下的新闻形式流通的“传记”（biographies）和“生命轨迹”（life trajectories）及其如何“穿越不同的空间”并“为特定的政治所支配”。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更是明确地将“流通”置于数字新闻认识论（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讨论的中心，认为“若不讨论流通问题，新闻便无法被完全理解为知识”，并将新闻知识合法化延伸到这个术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流通实践和认知竞争层面。
文化语境下的新闻流通，试图摆脱特定的媒体“容器”及其文本的物质载体，讨论意义的传播乃至社会文化的生产。“流通的文化”（cultures of circulation）这一概念最早由本杰明·李（Benjamin Lee）和爱德华·利普玛（Edward LiPuma）提出，主张将流通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看成“人、思想和商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动”。比如，在新闻所联结的公共领域，流通的文化被传播于其间的文化形式（如报纸）所创造和激活，而这些形式的抽象本质批判性地承担和推动其自身的流通。在李和利普玛看来，将基于言语行为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延伸至其他话语中介的实践，为“自反性”（self-reflexivity）与流通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关键的洞见，并有助于理解其对“社会想象”的影响。换言之，流通概念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中抽离而成为一种意义创造的动态过程，以强调其“述行的（performative）特性，及其在构成客体、身份和时空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 然而，对新闻过程中“流通”的再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作为背景，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了描述电子通信过程的“香农-韦弗模型”，将“反馈”引入“信源-信息-信宿”直线传播模式，后被称为“循环模式”。对此，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1980年正式出版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一文中，沿用传统大众传播研究使用“回路”（circuit）、“环线”（loop）乃至“流通”（circulation）等词语概念化传播过程，但否定过分强调信息交换的线性模型。在此基础上，霍尔借鉴马克思的商品生产模式，将传播视为由生产、流通、分发消费与再生产等相互衔接而独立的“时刻”（moments）所生成和维系的结构。 在最初的论述中，霍尔从詹姆斯·哈洛伦（James Halloran）关于“大众传播的整体过程”——从一端的信息生产结构到另一端的受众接收和使用——所引发的讨论开始，强调了电视对“讯息”的生产和流通实践使其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生产。具体说来，社会和生产结构通过“符号-载体”（sign-vehicles）生产讯息，并借助一系列物质基础（如磁带、胶卷、发送和接收设备）和社会生产关系（如媒介机构内的组织和实践），以一种“散漫的形式”（discursive form）进行流通，然后经过消费或接受端的“解码”进入社会实践，并回到社会和生产结构。在这里，尽管“流通”只是更广义上的“循环运动”（circular movement）中一个部分，但在主导观念或意识形态经由中介的话语被“再生产”（reproduced）的过程中，“生产/流通”成为其间一个特权的或决定性的时刻。 在霍尔这条被广泛开采的“矿脉”上，亨里克·博德克（Henrik Bodker）将其视作理解数字环境下“新闻作为流通的文化”的起点，以关切多样化的新闻形式的相互交织和连接，以及构成和维持文化的方式。在他看来，文化视域下的流通研究考察的是“（持续的）意义和文化生产的潜在过程，而不是业已存在的意义的分发”，并进一步区分了“意义的流通”（the circulation of meaning）和“流通的意义”（the meaning of circulation）：前者的旨趣在于回答“特定形式的流通如何建立和维持特定的实践/行动/文化”，后者感兴趣的是“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流通构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霍尔所关注的流通过程“既是技术性的，也是诠释学的（hermeneutical）”，意义/意识形态通过物质的（“符号-载体”）的运动参与意义（再）建构，从而与李和利普玛理解“流通的文化”紧密勾连，即承认意义的“流通与交换”不仅仅是“传递意义的过程”，还是“构成自身的行为”。
（三）作为技术的流通：创新扩散与社会形塑论
在传播学中，以媒介技术为核心的流通研究可回溯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的媒介研究传统，关心媒体和传播技术的物质性（materiality）及其对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影响。其中，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将从古代帝国到广播时期的传播系统的特征描述为时空的“偏向”（bias），不同的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若某种媒介“笨重而耐久”，那么它更适合在时间上纵向延续中保存与传递知识；若某种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则它更适合在空间中横向地散播知识。伊尼斯的“时间-空间”二分法影响了之后包括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内的传播学者对媒介技术的理解，后者摒弃了美国主流传播思想中与空间和权力相关的“传递观”（transmission view），转而提出在时间上维系共同文化的“仪式观”（ritual view）。相比传播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宏观影响，麦克卢汉更强调技术对人的感官的延伸，尤其是电子媒介的发展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使人类沟通的时空范围缩小至“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规模。 然而，媒介理论学派被批评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色彩。直到20世纪90年代，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的技术决定论让位于“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以期逆转技术对人和社会“效果”的观点，呼吁关注“社会塑造、技术共享或协商意义”以及“作为产品和文化表征的技术系统”。为了理解新媒介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利亚·列夫洛夫（Leah Lievrouw）比较了媒介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条进路：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和社会形塑论（socialshaping of technology，SST）。这两支学术脉络共享了源自19世纪欧洲社会思想和芝加哥学派社会互动的理论根源，二者的共同点在于：（1）研究媒介技术的起源、用途及其发展过程；（2）将技术与人类行为、社会关系和文化相关联；（3）考察人对技术的选择和技术采纳或使用的后果；（4）关注促进创新或实践的信息流和传播关系。 肇始于20世纪初，扩散研究与新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通联系最为紧密，主要解释新技术如何、为何以及以何种速度在特定的社会系统中传播，在方法论上采用将个人影响、说服理论与网络分析相结合的路径。扩散范式对新闻流通的物质性的观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新闻创新本身通常是物质性的，它可以是一种设备（如电子新闻采集器）、一套系统（如分页系统、内容管理系统）、一种实践或模式（如计算机辅助报道、付费墙）被引入新闻编辑室，其技术特征如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等影响扩散是否成功；另一方面，扩散网络的社会关系是物质基础，由可被直接观察和报告的行动、互动和接触构成。 依据列夫洛夫的观点，与扩散在技术起源、行动者和动态等要素上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不同，SST倾向于在所有技术要素上拥抱“偶然性”（contingency），即技术的发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存在多种可能条件”。SST领域研究者力主“打开技术的‘黑箱’（black-box），将社会-经济模式嵌入技术内容和创新过程的分析中”，旨在批判创新的“线性模型”和技术决定论，并强调人类的“选择”（choices）和行动在技术变革中的重要性。其中，“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视角经由“阐释的灵活性”和“闭合”等概念来描述技术物的社会建构过程；而“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则将人、物质制品和机构视为具有同等影响技术发展潜力的“行为体”（actants），将SST引向一种更辩证的、相互塑造的观点，即技术与社会是相互构成和决定的。 综上，新闻流通研究至少存在三种研究传统或面向，它们之间除了共享了“流通”的隐喻之外，还在存在以下共通点：首先，研究的注意力都离开了媒介生产及其产品形式的类别或特征，转而关注广义上的新闻流通过程或现象；其次，都运用一种结构化关系的视角看待新闻的扩散和传播，将不同的新闻行动者并置于相互连接的信息交换环境中，并与外部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相互塑造，而成为结构性情境的一部分；最后，物质性是三者的共同关切，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嵌入强化了新闻流通研究的唯物主义取向，通过对新闻物质性和数字化的追踪，打开传统新闻生产和技术的“黑箱”。 然而，不同研究路径的差异也为该领域的理论化和方法论整合带来了困难。例如，相比于实践视角对短期的、具体的、中观的新闻流和扩散现象感兴趣，文化和技术取向更侧重长期的、抽象的、宏观的意义和物质交换或发展过程；在方法偏向上，流通实践研究借助定量和网络方法来形式化和建模新闻流通的过程和模式，流通文化研究继承传统上对话语或象征的阐释或文化经济的结构分析进入数字新闻流通的“日常生活”，而技术流通研究采用“物质敏感性”（material sensibility）的策略“跟踪”数字场域中的新闻行动者及其物质交换。
数字对象的数据化和网络化特征，为社会科学使用大规模的、可检索的数据追踪新闻流过程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大数据和计算化的方法在新闻生产和接收研究中的应用和潜力已经被广泛讨论，但对新闻流通的关注依然不足。本文认为，可以从物质和文化的双重面向展开对作为社会过程的新闻流通研究，而阿帕杜莱开发的文化流动分析框架即“形式的流通”（the forms of circulation）与“流通的形式”（thecirculation of forms）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前者与形式发生流通的路线（circuits）、速度（speed）以及规模（scale）密切相关；后者强调不同的形式经过“彼此协商（negotiation）与张力”产生新的语境，进而“塑造在地化实践的实际内容”，霍尔的编码/解码、李和利普玛的“流通的文化”均在此列。 “新闻的流通”意味着对象化的新闻形式在离散的物理或数字空间之中的扩散过程，（大部分时间）经过相互连接的新闻网站、机构网点、社交媒体或博客的方式，并且不同的新闻行动者卷涉其中。在分析方法和模型上，我们可以采用传统扩散研究路径，通过速率方程描述新闻在社会系统中采纳者随时间增长的速度、规模及其整体的扩散曲线，例如，观察在线新闻生态系统中“热门新闻”的扩散动态；其中，经典的巴斯模型（Bass model）可用于刻画创新与模仿机制影响下的媒介技术或新闻创新的扩散过程，比如研究欧洲国家宽带技术的普及。在扩散网络中，“门槛”（threshold）和“临界大多数”（critical mass）概念可用来解释人际或社会影响，而受众的新闻接触可被视为“简单感染”（simple contagion）的过程；甚或传染病模型也被引入假新闻扩散研究，模型化为“传染”或“病毒式传播”（viral spread）的动力学过程。 在另一条路径上，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所考察的“新闻扩散”（news diffusion）是新闻“事实”在一个松散的“新闻生态系统”（下文提及）中流通和转化的过程，而不是公众对特定事件获知程度的逐渐提高，以“复杂化”（complicated）既有的信息扩散模型。在方法论上，采用“网络民族志”（network ethnography）的研究进路，“在多个地点或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比较后，对有目的抽样的子群进行田野或深度访谈”，而新闻扩散分析仅是更大的民族志研究中的一部分。朱丽叶·德迈耶（Juliette De Maeyer）等人则采用“社会-历史”方法通过追溯“元新闻话语”中物质痕迹来研究“新闻对象”（objects of journalism），其假设-归纳路径为：（1）确定特定对象（如超链接）为系列中的一部分并与其他对象（如引用）进行比较；（2）获取并探索元新闻话语，重构特定对象的社会史。可以说，这类社会-技术视角没有超出新闻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news）的范畴。 最后，以意义/文化为中心的“流通的新闻”视角从数字对象的物质形式切换至文化的抽象形式，以探讨诸如社交新闻的分享、转发、点赞等行动对新闻记者或受众的社会实践或身份意味着什么。“流通是一种有着独特的抽象、评价和约束形式的文化过程”，李和利普玛继续补充，这一过程“由特定类型的流通形式和围绕它们建立起来的阐释社群之间的交互产生的”，新闻流通文化则由（非）专业的新闻行动者对新闻的认知、解释和共享话语进行（再）生产。然而，数字技术宰制下的新闻流通模式对传统新闻理念、实践和边界形成挑战，数字对象可以识别流通的文化，但相逆的过程是不能“还原的”（reducible），“更多的处于危险，或流通中”。这一点被上述卡尔森的研究所论证，他指出数字流通引发了新闻领域的认知竞争，不同行动者围绕“什么应该/不该是新闻知识”进行认知权威性的争夺。雷茨奇和博德克也意识到了数字对象只是意义生成过程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并沿袭了卡琳·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的“认知对象”概念来突出流通的新闻对象具有“展开本体”（unfolding ontology）的特征，而新闻记者对事件建构意义的特权正在被数字媒体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