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棱镜 | “逆城市化”是怎么出现的：历史对未来的启示

美国地理学家布赖恩·贝利的《比较城市化》被誉为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化研究的最重要成果。该书梳理了19世纪以来城市化在全球各地的发展历程，重点考察了北美城市化的经历，并且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而言，回顾这部上世纪的著作，也许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

1.“城市化”与“逆城市化”：人口从集聚到分散

何谓“城市化”？贝利援引了蒂斯代尔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发表的《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观点——“城市化是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集聚点的增加，而是单个集聚点的范围扩大。在20世纪初的美国，有60%的人生活在农场和乡村，而到了1970年，生活在大都市区的人口比例达到了69%。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专家们才开始集中关心起城市问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在大都市区的分布模式则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特别是位于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特大都市区。而在大都市区内部，中心城市人口出现了净流出，而中心城市外围郊区带的人口净增加。贝利将这种新的趋势概括为“逆城市化”。如果说城市化指的是人口集聚，那么，将这种人口的分散化称为逆城市化也是合理的。

如何解释这种逆城市化的新趋势呢？贝利认为，过去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向心力在于工业，而随着交通改善、工业向更大范围特别是非大都市区扩散，传统区位因素的限制性被削弱了。此外，贝利还引用其他人的论述，将逆城市化与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联系起来：美国人之所以迁移到新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热爱新奇，喜欢接近自然，惯于自由迁徙，信奉个人主义。不过，贝利并未对此观点作出太多个人评判。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把视野局限在都市区这样的尺度上，就不难发现，美国这一“逆城市化”的趋势背后，是美国的产业中心从东北部向“阳光地带”的转移。对这一问题，笔者此前也介绍过斯托珀尔的研究。简言之，相较于产业变革的因素而言，笔者并不认为美国人的性格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2.“房地产热”何以促成“逆城市化”？

值得注意的是，贝利所谓的“逆城市化”不是指人口彻底离开城市，而主要是指人口离开大都市区的核心区域。在这一过程中，居住环境是一个重要变量。贝利注意到，“住宅建设和城市增长一直处于循环状态”。简言之，住宅投资构成了城市增长中几乎最重要的推动力：直到二战期间，美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宅；随着国家住房政策的改变，房地产市场开始繁荣，从1940年到1960年，拥有自己住房的家庭从不足40%跳升到65%以上。

那么，这对“逆城市化”有何影响呢？房地产的繁荣首先会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随即带来新的问题：住房的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家庭的增加数量。在全美国，1963-67年间，二者的差值是1000万。在芝加哥，1960-70年间，新建了48万套住宅，但只增加了28万多家庭。这就造成了如下结果：城市在空间上不断向外延伸，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搬迁到城市外围的新住宅，而老城区失修的旧宅则留给低收入群体，中心城市的居住质量和吸引力随即下降。

当然，这种逆城市化的趋势并不是单向的、绝对的。因为在许多人迁往郊区的同时，还有一些白领选择住在城市中心的新型高档公寓中，过上一种“新城市贵族化”的生活。经济学家弗洛里达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最近几十年，随着越来越多新经济阶层居住在市中心新开发的高端社区，“穷城市、富郊区”的分布模式已经变成了更为复杂交错的“拼布城市”。

这样一来，我们便从不同的空间尺度上看到了“逆城市化”的原因：一是在更大范围内产业发展导致的人口流动，人口会离开曾经工业繁盛的城市，随着产业转移而进入周围的地区，或者干脆到新兴产业崛起的地区工作生活；二是大都市区范围内，房地产的发展导致住宅区向城市外环拓展，引导更多居民住在了远离市中心的区域。就此而言，“逆城市化”并不是大量人口真的离开城市和城市生活，而是城市化在更大空间中的延展。

3.城市化的未来：各异而未知的新道路

贝利发现，“逆城市化”的趋势并非美国所独有。在1970年后，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离心化进程。“市中心人口停止了增长，城市环在扩展。”不过，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情况殊为不同。维林格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集聚成本是重要的考量。如果边缘区有更好的条件，而在城市中心区集聚的成本过高，就会出现产业、资本和人口转移的情况。因此，在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的边缘区域，新的聚集正在形成；而在一些边缘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向中心城市的集聚仍会继续。

贝利分析的逆城市化的几方面因素，可能也反映了中国的城市近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关于城市化的研究汗牛充栋，总有学者担心城市过度集聚的问题，也总有学者认为市场总归可以调节集聚。也许更现实的思考路径是：看看我们的城市，再看看其他地方，我们所面临的是何种情况？

当然，在所谓“逃离北上广”、“农民工离城返乡”等现象中，我们既能看到历史的影子，也能看到独属于中国的现象。贝利本人也强调，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市发展规律，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城市发展模式。总的来说，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历史经验表明：“规模和集中事实上是受限制的。在这些限制中，新的动力出现了，流行新的聚落体系，折射出国家相互依赖的新秩序、地方的新经济、社会-空间组织的新模式。”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模糊的说法。站在当时的背景下，贝利还设想，西方的逆城市化过程有可能消除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从今天来看，这一设想尚未落进现实。但是，模糊有时意味着更准确——因为城市化的未来，本来就不是定数。

今日编辑 / 范姝含

责任编辑 / 戴晟昱

审稿 / 郁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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