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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疫情物资一再告急,公益救助到底出了啥问题?

郜晓文 中国慈善家杂志 2020-02-02
这次抗击疫情,从慈善角度来看,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是过于分散,各自为阵;二是过于集中,形成卡顿,形成慈善堰塞湖。


2020年1月30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一家专业生产医护用品的企业生产车间,工人在严格消毒环境下生产医护产品。中新社发  吉 喆 摄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全国慈善组织和社会力量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救援物资不断从各地涌向湖北疫区。但是由于组织和专业不足等原因,也出现了救援力量分散混乱、救援难以满足需求等问题。

 

如何进一步有效发挥慈善力量在抗击疫灾中的有效作用?1月31日,《中国慈善家》杂志专访了中国慈善联合会副秘书长刘佑平。


湖北当地救援力量严重不足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这次肺炎疫情爆发后,湖北疫区医疗物资那么匮乏?慈善救助总体上力量分散、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刘佑平:物资缺乏是多方面造成的:一是疫情比原来估计的严重,湖北等疫区需求量确实巨大,供不应求;二是非疫区恐慌过度,大量备货,加重了供需矛盾;三是捐赠物资从全国涌向湖北,湖北当地人手不足,形成新的慈善堰塞湖现象;此外,个别时候物资卡在中间环节。

 

如何提高灾害时期的慈善救助效率?从2003年抗击SARS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救助开始,中国慈善行业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次抗击疫情,从慈善角度来看,存在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一是过于分散,各自为阵;二是过于集中,形成卡顿,形成慈善堰塞湖。

 

这次抗击疫情的民间慈善救助,应该说中国人、中国慈善力量被广泛地调动起来了,慈善组织也比2003年SARS和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时成熟专业得多。但这次疫情与2008年的地震不一样。外地的慈善组织不能前往疫区,以免产生次生灾难,而武汉甚至湖北当地的慈善组织,确实无法满足这么大的需要和供给,而且这些组织的员工们非常辛苦,连续加班,疫情时间越久,他们的战斗力也会下降,可持续性就成为突出问题。

 

五家机构应牵头形成平台型合作网络

 

中国慈善家:当地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等官方指定的慈善公益机构应该如何与民间公益机构开展协作,在疫区救援工作中形成合力?

 

刘佑平:这次湖北指定了武汉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等5家机构,作为慈善救助的对接单位,这是特殊时期、特殊地区采取的一种非常规做法,集中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高效。

 

这种集中对接的方式,在非常时期可以采用。这应该是民间应急求助的一种协调机制,我相信这五家机构,平时在湖北应该也有较突出的能力,而且疫情发生后也主动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应该根据具体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完善。

 

一方面,慈善组织的应急救助,不能脱离整个应急救助体系孤立运作,而是大的国家应急救助体系的一个有效补充部分,政府的强制性、平等性救助,需要慈善来补充,慈善组织要发挥其机动灵活性、有效补充性的优势。这次这五家组织可能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加上持续时间一长,形成了新的慈善堰塞湖,这就要求整个应急救助机制更加科学、合理,政府、企业、慈善组织、志愿者、公众之间,要形成一种更加科学有序、协调有效而又分工合理的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慈善力量内部,也应该建立一种更加紧密的联合协调机制。这包括全国的慈善应急响应体系,和灾区属地的慈善应急救助体系。在湖北没有统一的慈善应急救助枢纽机构出来前,被授权的这五家机构应该牵头形成一种平台型合作网络。五家是枢纽,而武汉和湖北地区的其他慈善组织和志愿组织,则应该是这个网络中联络各社区和服务人群的终瑞组织,形成一个信息共享、资源递送、服务高效的慈善应急救助生态。当然,这个生态系统也应该与政府的应急救助体系是相适应的,是整个大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慈善家: 那么,慈善组织等社会力量在整个救助体系中的具体角色是什么?

 

刘佑平:紧急状态下的民间慈善社会救助,应该说主要是起补充作用。政府应该是应急救助的主渠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应急时期的救助,慈善力量不能孤立存在,而应该放到国家应急救助的大盘子里来整体战略思考,所以未来的改进,第一就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顶层设计思维,政府、军队、企业商业、社会组织、媒体、公民,要有一个大的体系。只有大的体系整体运作良好,慈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社会公众的爱心才会更有效果。

 

在现有国家应急体系下,要建立一种慈善力量(包括捐赠人、慈善组织、志愿者)有序参与应急救助的机制,这种机制原来民政部在推,后来应急管理部也在推,我们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等行业组织也在推动,民间还有很多自下而上的联合。大家都有此良好的愿望,知道联合起来才会更加有效率。

 

整个应急救助体系,除了各级政府、军队、慈善组织之外,还有整个社会,比如湖北的各事业单位,医院就是事业单位,学校也是;还有各个社区,中国的社区是自治组织。这些,都是这类应急救助中的重要机构。慈善组织在这次应急救助中,除了直接服务疫区灾民,就是要大量与医院、社区打交道,承担着大量资源递送、信息共享、高效服务。因此,未来希望能形成一种社区应急响应机制,这时候的慈善组织,本身就是社区中的重要力量,承担着更加大的责任,必须学会与社区中的各种力量打交道。

 

慈善制度体系亟待创新

 

中国慈善家:提高社会力量参与灾害应急救助水平的关键一步是什么?

 

刘佑平:汶川地震特别是雅安地震后,中国民间慈善救灾政策有突破。期待这次抗击武汉疫灾能够更进一步促进整个国家应急能力的改变和提高,慈善力量参与灾害应急救助也会产生一种新的积极的改变。

 

但要形成一种协调机制,到建立一个或多个应急救助平台网络,除了大家良好的愿望,还要有非常专业的能力储备,特别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能力。此外,还要有良好的政策支持,最最重要的,需要有一帮真正既有能力又有献身精神,还特别专业的人去推动、去设计、去运作、实施。

 

中国慈善家:疫情终将过去,适应未来社会救援需要,慈善组织应如何革新图变?

 

刘佑平:我最大的希望,是慈善制度体系要创新,要广泛地吸收市场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比如利用大数据来统计慈善需求,利用现代物流技术来调配物资,甚至利用机制人、无人机来实现疫区工作。

 

中国的慈善组织,要跟上世界的变化,不能再是传统的激情、加班、单干老三样了,要学会科学作战、协同作战,真正提高应急服务效率,无愧于人民的期待。


值班编辑: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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