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新冠肺炎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败
3月25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级研究员，政治科学家米卡·赞科（Micah Zenko）本周在美国知名学术刊物《外交政策 》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危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败》的文章。“这是比珍珠港和 9/11更严重的情报失败”，作者深刻检讨白宫的决策漏洞，推荐阅读。
以下为文章全文的翻译：
去年9月，我在华盛顿与一家《财富》（Fortune）100强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副总裁会面。我问了这位以前曾担任情报分析师很长一段时间的高管一个您会向任何风险主管问的问题：“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这位先生不加思索地回答到：“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始于中国某处并迅速传播。” 这位副总裁的公司在整个东亚都设有办事处，他解释了公司随后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以应对这一潜在的威胁。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以来，我经常想到这个人的先见之明的风险计算。大多数领导者缺乏进行基于风险的日常地平线扫描的自觉，只有更少的人仍然制定必要的应急计划。
更有远见的领导者则具有远见卓识，可以预先正确地识别出最大的威胁，从而提前制定和实施这些计划。
川普令美国人民跌入险境
可以说，川普政府在认真对待情报界关于新冠状病毒（COVID-19）爆发的连续不断的反复警告，以及大力推行与此预计的威胁相称的全国响应计划方面，全部都失败了。
联邦政府自己就有资源和权力来领导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应对该病毒造成的可预见危害。然而不幸的是，川普政府官员做出了一系列的判断（最大限度地淡化了COVID-19的危害）和决定（拒绝采取必要的紧急行动），致使美国人民跌落进本不会进入的险境之中。
简而言之，川普政府给美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战略意外。与以往的战略突袭不同—珍珠港事件、1979年的伊朗革命，尤其是911事件—现在正在发生的这场灾难是由前所未有的漠不关心，甚至是蓄意的疏忽造成的。
如果说9/11委员会的报告将基地组织的袭击归咎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到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而正在蔓延的新冠状病毒危机则完完全全是现任白宫的责任。
川普系统红灯在闪
9/11委员会报告的第8章的标题，“系统红灯在闪”，正来源于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乔治·特纳特（George Tenet）在2002年夏天所说的话。
当时，情报界的许多报告都表明美国境内即将发生航空恐怖袭击。不顾一些反恐官员已经发出的警告和疯狂的努力，9/11委员会仍然确定：“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该密谋的进展受到任何政府行动的干扰。……时间不多了。”
上周，《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情报界在一二月连续向白宫发出新冠状病毒警告，而这些警报对深受川普影响的高级政府官员没产生什么影响。
唐纳德·川普总统从1月22日开始对新冠病毒进行不断的嘲讽，这无疑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它。这是一个从中国来的人，我们可以控制住它。就会好的。”
川普的错误判断何以被贯彻执行
到目前为止，川普统的领导风格中有三点令人痛苦而显而易见的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现在正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新冠状病毒大流行。
首先，一个事实是，一旦他绝对相信任何东西，不管他对此考虑了多少，信息不灵通还是不准确，他都会完全依赖于最初的印象或判断。
领导者通常傲慢自大，过分自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权力的升级就证明了他们内在的智慧。但是，真正明智的领导人会真诚地寻求反馈和批评，积极开放，勤于思考，从善如流。众所周知，川普缺乏这些素养。
其次，特朗普的判断具有很高的传染性，几乎感染了与其接触的每位官员或顾问的思想和行为。总统将自己包围在跟他一样看事物，一样想问题，一样做事情的人里，对于这些“身边人”而言，这种影响力自然不足为奇，然而，他言而无当臭名昭著的的评论对那些曾经荣光重返沙场的军事、情报和商业领袖，竟然也产生了令人触目的影响。
如果有人不能够紧跟总统，他们就面临解雇或者随时可能被解雇。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近日有报道称，总统对不可或缺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下图）失去了耐心。
第三，糟糕的判断很快传染了联邦政府的所有决策部门，连合理的质疑都几乎没有，更不要说遇到任何抵抗。一般来说，联邦机构由白宫认为最有能力执行政策的官员领导，这些官员通常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不从属于川普。
更有甚者，历史上无党派倾向的国家安全或情报领导职位，也不再是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或专业知识以应对非政治职业人士提出的担忧的人士，取而代之的，这些职位也被愿意与白宫结盟的人充斥。
以上，川普最初的错误预判和陈述于是得以在执行层面贯彻实施。
川普将令美国人民付出数十年的代价
上述同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里，一位匿名美国官员令人震惊地引用了9/11委员会报告第8章那句著名的引言：“可能连唐纳德·川普自己都没想到，但政府中的许多人却明白-他们根本没法让他对此做任何事情。系统红灯在闪。”
既然川普早已得出结论，新冠状病毒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情报机构，运用流行病学模型的医学专家或公共卫生官员，也就不大可能再告诉白宫有什么不一样的情报。
就像前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那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对于情报机构的警告未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他说，“您警告过我，但没有说服我。”
而川普总统的大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不同的观点，即使警报再准确，也一样无法说服他。
在新冠状病毒爆发的初期，白宫的置身事外与漠不关心将是任何现代总统所能做出的代价最高的决定之一。
清晰的警告，关键的决策要点，曾经都在能够令美国本来可以做得足够好的足够长的时间内，摆在这些官员面前。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浪费远见，浪费时间的恩赐的方式，更不要忘记他们浪费的原因：川普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他的核心圈子更在过长的时间里推进了他的错误，直到今天，依然政策不力。
而美国人民，现在，将付出数十年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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