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严重的三个内卷化问题
“内卷化”,在近期成为了网络热词。我们对于所谓“内卷化”的理解是,明明外面存在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却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只能限制在一种内耗和低效的状态。而这种限制往往来自于主动地自我设限,形成作茧自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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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内卷化
教育内卷化表现在,现在的中国教育被一刀切的统考统招制度卡住了,明明考试大纲之外还有很多有用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学习,但是因为高考的魔棒,导致中学里的教学资源都集中到备战高考上。
学生和家长被迫加入“学历军备竞赛”,导致中学生多花将近两年时间复习准备中考和高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也因为高考的折磨,学生进入大学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大打折扣,反而错过了最应当提升自我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有能力的富裕家庭,已经放弃现行的高考和大学教育,用脚做出了选择。不仅有很多父母送孩子出国上大学,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将这个进程提前到把小孩送出国上中学。
教育内卷化的一个后果,是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无效投入越来越多,从而推高了抚养孩子的成本,压抑了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缓解教育内卷化的一个改革方案是缩短学制,在中学阶段取消中考,将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合并,并且缩短为中学四年;将大学教育分成基础的本科3年和研究生3年。鼓励学生就近读本科,重点大学则以培养研究生为主。
取消现有的高考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大学生毕业考试,以此作为录取研究生和找工作的依据。这个改革方案的好处是,把考试推迟到了大学毕业,给中小学教育松了绑,节省了至少两年的复习高考的时间。还可以把普及小学和初中的9年义务教育变成了普及10年的全部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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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内卷化
明明大城市在郊区和外围还有很多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受限于用地指标,导致大城市住宅用地明显不足,人为地推高了房价。目前,中国大城市的房价过高,远远超过普通工薪阶层的承受能力。
前两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CCTV2《大讲堂》电视节目中,在回答现场观众的提问“年轻人应该买房还是租房”时表示,年轻人“如果要结婚了,双方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六个钱包’能一起凑出首付,建议还是买房好”。“凑齐六个钱包”才够买房的首付款,可见房价之高昂。
那么,大城市的房价为何如此之高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大城市的住宅土地供应不足。比如《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要严格控制常住人口规模,至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按照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要求,锁定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并且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要求,无疑将进一步人为加大上海建设用地的短缺。限制城市建设用地的政策,会使城市的土地供应不足,从而推高了房价。而高房价是抑制大城市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上海并不真正缺地。根据《上海市第三次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据,2016年,上海市耕地面积达到19万公顷,相当于1900平方公里。作为一座城市,上海没有必要保有耕地来满足某种人为设定的农业自给率。
将这些土地用于提升生活环境,建设更多的住宅、商场、学校、医院、公园和各种公共设施,让愿意来上海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安居乐业,由此所带来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将远远超过将这些土地用于农业所创造的价值。
由于大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通常要小于中小城市,更小于农村,让愿意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能够在大城市成家立业、养儿育女,而不是回家乡去购买或者建造一年住不了几天的房屋,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其实会节省大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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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内卷化
内卷化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人口政策内卷化,明明中国有广阔的土地,在自然资源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大多处于世界中间位置。
从人口密度来说,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45人,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80位左右。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家的人口密度都高于中国,而这些国家仍然鼓励生育。
但中国的人口政策却自我设限,近几十年来,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尤其极端的是从1980年至2015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生育本来是人类繁衍和延续中最自然的一个环节,但却被计划生育政策套上各种繁琐的要求和规定,让人们处处受到掣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恶化了干群关系。长期限制生育的政策,加剧了新出生人口的塌陷、未来年轻人口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的宣传和限制,即便现在已经放开二胎,也难以改变人们已经将一胎家庭视为常态的生育观念,近几年生二胎的家庭远远低于预期。随着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攀升,中国的生育率还会一路走低,未来将成为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虽然国家统计局今年推迟公布2020年出生人口数据,但根据一些地区已公布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来看,与2019年同期相比,这些地区出生人口的下降幅度在11.9%至32.6%之间。详细数据见表1:
表1:2020年各地已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