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农户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基于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分析

农户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基于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分析

文章来源：谢治菊,王曦.农户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基于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4).

摘 要：政治上的参与、经济上的联合和文化上的认同，是乡村振兴背景下将农户组织起来的有效手段，其行动逻辑是实现了政治上的权利赋予与协商、经济上的利益共享与联结、文化上的村庄认同与包容。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组织化水平主要受微观层面的个体理性程度与再教育程度，中观层面的满意度、信任度与幸福感，以及宏观层面的公平认知与政策知晓度的影响。除此之外，合作社规模的大小，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此反思，加强党建引导、搭建组织化的平台载体、实现组织化的利益共享、创建组织化的治理体系是农户组织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密码，可持续领导力难以保持、“搭便车” 行为时有发生、产业风险比较明显是其存在的困境，可以通过有效培育乡村精英、增强农户主体意识、完善科学分配体系、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提升村庄文化认同等途径来优化，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组织化; 乡村振兴; 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谢治菊，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王曦，中共贵阳市云岩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

农民组织化可以有效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的问题，也可以使农民在市场化中寻求一席之地，因此，在有些学者看来，农民组织化的关键，是利用中国农村土地优势，借助 “三权分置” 制度让农地回归生产资料这一本质，重建新型集体 经济，再造村社集体［1］。一般来说，以 “家庭” 为单位的农民称为 “农户”，就此而言， “农民组织化” 是 “农户组织化” 的前提和基础。但从 “组织化” 的内涵来讲，农户组织化与农民组织化并无实质性区别，他们的过程都具有动态性、市场性、组织性等特征，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组织化。然而，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开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农民参与合作社最普遍的方式是土地入股，而中国传统农村的土地是以 “户” 为单位，因此，目前中国农村以 “合作社” 为载体的组织化，用 “农户组织化” 的表述更为恰当。恰如 2021 年 4 月 29 日审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十五条所规定: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和支持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健全村民委员会民主决策机制和村务公开制度，增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 要做到这些，将农户组织起来是有效的途径。故本文所指的农户组织化，是依靠一定原则，通过某种方式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发展，进而实现经济上的联合、政治上的参与及文化上的认同，以达成利益互惠、经济互长、地位互提的过程。本文以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为个案，对农户组织化变迁、维度、逻辑、影响因素和图景进行系统探讨。

一、提出问题: 农户组织化变迁及反思

农户组织化程度偏低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因为，分散的农户依靠自身实力发展困难较大，一旦涉及购买生产资料、出售农副产品、维护自身权益，就会显得比较吃力。然而，若是通过政府帮助或自发形式将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农户从传统农业模式过渡到现代农业模式，这会大大改善农户的命运，有利于农户参与市场竞争，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构建和谐农村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

改革开放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推行，在此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利益 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变化， 原有公社体制下的“组织化农民” 变成了以家户为单位的 “原子化小农”，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出现了明显的 “去熟人化” 倾向［3］。

进入 21 世纪，中国农村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用勤劳和智慧促进农村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指出，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 “三农” 工作就将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这是 “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将农户尤其是小农户组织起来。正所谓 “小农户长期存在是中国农村的现实，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4］。而组织起来最有利的制度条件就是发展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载体是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即“合作社”。由此，无论是从历史背景还是现实需要出发，探讨新时代农户尤其是小农户的组织化过程，都离不开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体经济的探讨。

事实上，现有研究已经发现这一探讨的意义，且主要聚焦于专业合作社对农户组织化的价值。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合作社促进了社会化分工的进一步形成，产生了兼业化，因此人们可以更专注地去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生产，改变贫穷的事业［5］。正因为如此，合作社在将农户组织起 来的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可以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增强在市场中的应对力量［6］; 可以有效提升农户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户参与市场的议价能力， 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7］。不过，专业合作社往往容易发展成 “大农吃小农” 的合作社，单纯靠规范合作社治理结构还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这说明，成功的合作社要具备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政府的财力和技术保障、成熟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农户的参与和社会的支持［8］。

总体来看，国外关于农户组织化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市场与合作社、市场与农户的关系分析; 而国内的研究，则聚焦于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在合作社带领农户组织化中的价值引领，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借鉴。然而，现有研究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还需要优化: 一是研究对象鲜有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村庄，二是研究内容并未对农户组织化的维度及逻辑进行系统分析，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分析框架: 农户组织化理论及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主要从农村市场化出发，将“农村市场化” 与 “农民组织化” 有机结合，倡导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将农户组织起来，以形成市场竞争力，提高农村市场化、组织化程度。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只有将农民充分组织起来，才能有效降低市场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9］。如果说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组织化理论更多强调农民政治上的组织化，那么，习近平的农民组织化论述，则更多是从经济的角度，探讨农户组织化中的市场行为和市场法则。

由此可知，农户的组织化至少有两个维度，即政治上的参与和经济上的联合。不仅如此，还有学者认为，农民的组织化是一个动态转变的过程，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还表现在文化上［10］。故，本文借鉴这些观点，从公共参与、经济联合与文化认同三个维度，来探讨农户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一) 公共参与

政治上的组织化，是指农户自发地以组织作为载体，反映自身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表达合理诉求，参与政治生活，从而争取与其他阶层同等权利的过程［11］。公共参与是农户政治上组织化的典型表现，是指农户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过程。毕竟，农户单打独斗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将农户组织起来参与公共事务才是有效的路径，有学者将这种公共参与称之为 “组织化公共参与”［12］。也即，通过组织化公共参与，能够使农户在生产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得以凸显。为此，本文从公共参与的角度，来衡量农户政治上的组织化程度，测量指标包括: 是否参加过村民代表大会、是否对村委会提过相关意见、是否参与过村庄公共活动等。

(二) 经济联合

经济上的组织化，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及在市 场化中处于一定弱势地位的农民根据相关原则，在经济领域自愿地将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弱、缺乏市场竞争的传统农业生产转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现代农业生产过程［13］。经济联合是农户 经济上组织化的典型表现，主要针对因个体力量有限而无法进入市场，或无法防范市场风险，或无法摆脱小农思想的农户，将其组织起来抱团发展经济的过程。农户组织化中的经济联合指标包 括: 是否参与集体经济发展，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实现了合股联营等。

(三) 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某种文化或规则的接受 和认可程度。村庄文化是农村社会秩序和社会结 构的重要载体，也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 途径，因而以加强文化认同的形式去巩固乡村社 会结构、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显得尤为重要。故， 对村庄文化的认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情绪、价值与行为，有利于产生集体意识和文化共同 体。农户组织化中的文化认同指标包括: 是否认同村庄文化，是否认同村庄理念，是否认同村庄 身份，如何看待村规民约，等等。

三、案例分析: 农户组织化过程及逻辑

为检验农户组织化的维度及其指标是否合适，本文以塘约村为个案进行分析。塘约村隶属贵州省安顺市，曾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省级二类贫困村，全村有 10 个自然寨、11 个村民小组、921 户，总人口 3524 人，2013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 4000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到 4 万元。2014 年 6 月 3 日的一夜暴雨让这个农民人均收入只有全省 70% 的省级二类贫困村更是雪上加霜。然而，经过几年的组织化发展，2020 年 12 月该村的人均收入已达到 23162 元、集体收入达576 万元。2018 年 3 月—2021 年 2 月，课题组成员先后 6 次到塘约村调研，调研共获得有效问卷 180 份，深度访谈记录 30 多个。

(一) 公共参与: 农户组织化中的赋权与协商

组织化是农户在政治上实现制度化公共参与 的有力支柱。尽管农村发展已经进入乡村振兴阶段，但大部分的小农仍在现代化的快车道旁缓慢 前行，一些小农在市场机制中徘徊不前。这就说 明，广大的农户还没有被组织起来，解决这一难 题的关键是赋权与协商，让其真正参与到乡村建 设中来。塘约村发展过程中，恰好实现了对农户 的赋权与协商，建构了平等协商的村民自治［14］。这样的政治赋权与协商，可从农户的参与程度、参与积极性、参与内容来体现。

从参与程度来看， 农户的参与水平较高，92. 7%的受访者表示参与过公共事务; 61. 8% 的受访者参加过村民代表大会，57. 3%的受访者表示给村民委员会提过意见。就参与积极性而言，塘约村村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较强，有 61. 5%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他们是积极主动参与， 有71%的受访者指出他们参与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权 利。从参与内容来看，超过 70% 的受访者以提出建设性的发展意见为主。

根据已有的研究，农户参与的人数占总人数 比重越大，组织化程度就越高，同时，参与规 模、活跃度和凝聚力，也是衡量农户组织化的标 准［15］。鉴于此，从上述数据可知，在广度、深度和厚度上，塘约村农户的公共参与都具有较高 的水平，这也是村庄从政治上将农户组织起来的 载体和表征。正因为如此，目前塘约村的凝聚力 比相邻的另外两个村庄要高得多［16］。事实上，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多中心治理是应对公共事务 管理效率低下的根本之道。一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 David Osborne)  所言，多中心治理可以让政府专注于做高品质的决策，至于一 些基层的服务性功能， 则交给社会组织去完成［17］。因此，面对乡村振兴阶段农村人力资本、社会服务、团结合作的困境，农户将个体嵌入村 庄公共事务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塘约村农户以公共参与的形式实现组织化中的权力 赋予与协商，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二) 经济联合: 农户组织化中的共享与联结

费孝通先生认为，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传统农户更倾向于耕地自耕以守护土地这个 “命根子”，或许这是导致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合作经济发 展缓慢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将 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通过 “村社一体” 的合作社给农民组织化提供平台，已成为经济联合的主 要道路［18］。一如塘约村这几年的进步一样，合作社带来的抱团发展和集体腾飞，是他们成功的 主要密码。由此带来的利益共享与连接，主要从 组织形式、组织程度、组织成效上来印证。从组织形式来看，塘约村农户组织化的载体是合作社 及其下属企业。从形成特点来看，专业合作社包 括农民主导、企业主导、村委会主导、政府主导 四种类型，塘约村灾后成立的 “金土地合作社”，主要是村委会主导成立的，是 “村社一体” 的合作社，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支撑。该合作社成立于 2014 年 6 月 10 日，启动资金是从当地农村信用社贷款的 114 万元。贷款后，全村农户以土地入股的方式逐步加入合作社。该合作社下设运输公司、建筑公司、妇女创业协会、市场营销中心、农技培训中心、劳务输出中心、水务管理工程公司和农业生产团队，其中，前四个以 营利为主产生经济收益，后三个以服务为主，这 些公司的收益和服务统一由村委会进行规范化、系统化管理，这一合作社是将农户利益进行共享与连接的载体。事实上，调查时有 96. 6% 的受访者表示，通过合作社来发展集体经济，很有必要。那为何发展合作社，访谈时塘约村党支部书 记 Z 某某①表示:当时我们村在沿海一带、安顺或是平坝从事建筑行业的大约有五百多人，从事运输行业的大约有一百多人，为此我们成立了运输公司和建筑公司，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把这些人留在自己的家乡。

在参与程度上，农户参与经济合作组织的程度较高。数据显示，42. 4%的受访者参与了集体经济的运营，49. 7%的受访者对村庄集体经济的运营情况很了解。不仅如此，有 89. 2% 的受访者表示加入了合作社，在这些人中，有 50. 9% 的人是主动要求加入。至于加入合作社的动机，主要是实现抱团发展，占 65. 5%;  加入的时间，60. 8%表示是四年以上; 加入的方式中，以土地入股的，占 75. 1%。

在经济组织上，塘约村的成效是显著的。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合作社不同，塘约村通过“七权同确”，实行村社一体合股联营，一定意义上来讲激发了农户的内生动力，将人力资本、土地资源等充分转化为经济价值，故而经济上的组织成效十分明显，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佐证: 一是村民的主观经济绩效。调查显示，89. 3%的受访者认为发展集体经济对其家庭有帮助; 另有 75. 6% 的受访者表示，加入合作社能够满足家庭的实际需要; 71. 8%的人表示合作社的分红是合理的; 87. 7%的受访者表示，加入合作社后家庭的收入提高了。这些数据说明，从主 观评价来看，组织起来的塘约村，经济成效是明 显的。二是客观数据。自加入合作社以来，受访 者 2015—2018 年人平均分红分别为 1188 元、1597 元、2070 元、2435 元，合计平均分红 6760 元，合计最高分红 34926 元。分红的变化，带来了塘约村村民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升，村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分别从 2013 年的3940 元、不足 4 万元上升到 2020 年 12 月的23162 元、576 万元，实现了整村脱贫。

既然经济组织发展成效显著，那么塘约村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利益共享与联结呢? 一是按股份分红。塘约村合作社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利益分配制度，明确规定合作社分红按 3 ∶ 3 ∶ 4 的比例进行，其中，合作社 30%，村委会 30%，农户40%，在村委会的 30%中，少量要发给贫困户分干股，而农户分红主要以其土地入股的比例为依据，按合作社年度总盈利的 40% 进行。二是获得劳动报酬。除分红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在合作社及其下属企业务工获得工资报酬。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全村已有 2000 多人在合作社及其下属公司就业，每天每人 100 ～ 150 元不等的报酬， 完全实现了 1 户 1 人就业或者 1 户多人就业的目标。三是共享村庄福利。通过几年的发展，塘约村还制定了一系列福利政策，如全年无违反“红九条” 的，村委会将全额给农户购买农村合作医疗; 考上大学的学生，村里面将给予几千元的奖励; 因病因灾陷入困境的家庭，村里会从集体经济中给予一定的物质救助。通过这三条途径，塘约村经济组织化中的利益共享与连接问题有效得到了解决。

农户经济组织化的逻辑是什么呢? 农村集体经济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物质基础， “村社一体” 的合作社是农民组织起来的有效载体。因此，农户经济上的组织化，往往是通过合作社 抱团发展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农户之所以要通过专业合作社将各自的利益连接起来，是因为过去农户直接与企业签订契约的农业 生产形式虽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但处于弱势地 位的小农户往往难以有效应对企业的违约风险与 市场不确定性。通过组建专业合作社，可以克服  “农户+公司” 的履约困境，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户决策的组织失灵与农产品交易的市场失灵 问题，降低交易成本，限制投机行为，从而让农 户与企业形成稳定的契约关系［19］。因此，经济上的联合是农户组织化的重要体现。

(三) 文化认同: 农户组织化中的规范与包容

文化认同是人类受某一群体文化的影响而产 生的行为模式。虽然文化变迁的速度不及政治、经济的速度，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更为明显和 突出。文化与制度紧密相关，是制度或日常生活 中形成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范总和。作为社会 治理的两条途径，制度与文化需要共存互动。鉴于此，2014 年洪灾后的塘约村，特别注重村庄制度与文化重构，并且以新村规民约的方式固定下来，由此带来的村庄规范与包容，主要可从理念认同、规范认同、身份认同来分析。

在理念认同方面，受访者对塘约村的发展理念、组织理念、村庄文化都有很高的认同度，其中 95. 5% 的受访者认同塘约村 2014 年水灾之后树立的 “穷则思变” 理念，97. 2% 的受访者认同村庄文化，97．% 的人认同 “村社一体” 的合作社组织方式。在规范认同方面，96. 6%的受访者对新村规民约——— “红九条①与黑名单” 是认可的，认为净化了村庄风气、规范了村民行为。同时，90%的受访者表示认同村里的三级调解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切实做到了 “矛盾纠纷不出组、寨、村”。在身份认同方面，86. 5% 的受访者认为作为塘约人有自豪感，96. 1%的表示

与过去相比塘约村的声誉提高了，98. 9%的受访者表示在子女婚嫁方面，同等条件下会选塘约村 或视情况而定。这说明村民对塘约村有很高的认 同感。其实不仅是塘约村民，外村村民也认为塘 约村发展很好。正如访谈时青庄村村民 Z 某某②所说: “我们村环境没有塘约村好，在山里头， 到处都在讲塘约村好”。

研究表明，基于兴趣与需求的组织文化可以 增加个体对组织的亲近感，可以吸纳更多的组织 成员来参与;  基于互助协作的文化可以夯实组织成员的心理依靠，提高成员的参与度;  基于一致价值观的组织文化可以增强成员与组织的互动， 形成情感意义上的认同［20］。塘约村的文化建构 满足了以上三点要求，所以成效显著:  近年来社会风气大大好转，不仅鲜有不赡养老人、邻里打 架等矛盾纠纷，村民的休闲娱乐也比较健康。一些村庄存在的赌博现象、大办酒席、好吃懒做、等陋习，都被以 “红九条与黑名单” 为代表的新村规民约一一化解。由此表明，塘约村的文化 建设，使农户组织化中的规范与包容问题，呈现 出较好的面向。

通过文化认同将农户组织起来的逻辑是: 文化首先为组织成员提供了共享的意义系统、观念体系与行为规则，具有认同、导向、凝聚、控制等功能，这一功能在组织成员相互学习、彼此影响、共同适应的过程中不断加深与强化［21］。接下来，村委会通过多种举措将村庄文化内化为农户的价值观与荣誉感，进而增强其对村庄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而引发更高级别的组织化方式。综上，塘约村通过多种举措让农户组织起来并一步步发展， 家乡越来越优厚的发展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村民回来。2015 年塘约村外出务工 350 多人，2016 年减少到 50 多人， 现在的塘约村已没有外出务工的村民。为何要 回村来发展，塘约村村民 XH① 告诉我们: “现在回来在合作社干，离家也比较近，什么大事小事、娃娃读书这些都能照顾得到，比外面强多了。”

四、理性探讨: 农户组织化的影响因素及反思

农户组织化水平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因素。微观层面，有人从个体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户的理性程度取决 于农户的文化程度，以及性别、文化程度、政治 面貌、收入等的影响［22］。不仅如此，农户的再教 育程度，也会影响其个体理性水平。鉴于此，本 文从个体背景变量和农户再教育程度来探寻影响 农户组织化的微观因素。中观层面，有学者分析 了满意度与农户组织化的关系，结果表明，成功 的农户组织化应该更多地关注利益分配的合理性， 并且应该关注农户的满意度与幸福感［23］。不仅如 此，农户对村庄的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组织化的程度。故，本文从满意度、幸福感、信任度三 个角度，来探讨影响农户组织化程度的中观因素。宏观层面，合作社所寻求的 “公平”，绝非 “均等”，而是一种以分配制度为核心、涉及民主权利 和经济利益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同时也是农户权益是否得到保障的重要因素。合作社理应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但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效率不高与公平感缺失的现象［24］。事实证 明，合作社公平问题受农户对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而公平认知又与农户对政策的知晓程度有关， 因此本文拟从农户的公平认知与政策知晓度情况 来衡量影响农户组织化的宏观因素。

为进行有效分析，此部分利用 180 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前，需要先对变量进行处理，具体步骤是: 先运用 SPSS 中的双变量相关，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然后，通过综合指标对农户组织化程度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为了数据上能够更直观的呈现，需要先对因变量进行处理，即选取公共参与、经济联合和文化认同三个维度上的相关变量，通过加权的方式获得综合因变量———农户组织化程度变量。接下来，用同种方式对自变量进行处理，获得新的自变量———宏观层面的社会公平认知、国家政策知晓度，中观层面的满意度、信任度和幸福感，微观层面的个体理性程度、农户再教育程度。最后，用所获取的新自变量和综合因变量逐次进行线性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户组织化程度影响因素之回归分析

注: ＊＊ p＜ 0. 05。

(一) 微观影响因素

1. 个体理性程度

所谓个体理性，是个体将个人偏好、差异或既定目标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的过程。如何衡量个体理性程度呢? 这与农户的性别、收入变化、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及是否户主等有着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农户的理智程度取决于农户的 文化程度［25］; 也有人认为，若是农民合作社不能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组织成员会拒绝加 入或选择退出［26］。这说明，收入变化也是农户 理性程度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有研究显示，政治面貌、婚姻状况等也将作用于个体理性程 度，影响农户组织化水平［27］。此次回归数据显 示，R2 为 0. 065， 显著性水平为 0. 018， 小于0. 05，说明个体理性程度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6. 5%的变化，即个体理性程度会影响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这种影响表现为: 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已婚、中共党员的受访者，其个体理性程度越高，相应的，他们的农户组织化水平越高。

2.再教育程度

农户再教育指对农村人口中已经构成生产力 因素的成年人进行的教育活动，形式大多以培训为主，载体大都为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 班) 。例如，在塘约村，81. 5%的受访者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培训，49. 7%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加过村委会组织的各种培训，有 48. 9% 的人表示参加的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组织的培训。至于培训的内容，排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名的分别是农技培训、政策宣讲和思想宣传。以培训为主的农户再 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其认知水平，也是提高其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探索。调查数据也显示，该回归模 型 R2 为 0. 275，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这意味着，农户再教育水平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27. 5%的变化，说明再教育程度对农户组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具体表现是: 再教育水平越高， 对农户的培训越多，农户组织化程度就越高。

(二) 中观影响因素

1. 满意度

满意度是农户对村庄事务和行为的评价，这 种评价往往在事后发生，是一种主观判断，旨在说明预期与现实是否一致。在以往研究中，学者普遍把诸如住房情况、基础设施、村庄环境、邻 里关系、矛盾处理、家庭收入、村规民约、集体 经济、社区文化、福利待遇、医疗教育、生活状 况等作为农户对村庄满意度的调查指标［28］。本文也借鉴此指标，以李克特 5 分量表为工具进行测量，结果显示满意度均值为 4. 10，说明村民对村庄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在高满意度状况下，回归分析的 R2 为 0. 223，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 说明满意度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 22. 3%的变化，解释力较好。这也表明农户满意度越高，其组织化程度越强。

2. 信任度

研究显示，内部信任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具有显著性影响，且社员对合作社管理者的信任是农户组织化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29］。因此，本文采用四个指标测量塘约村农户的信任度，也即 “整体而言，您对基层党组织、村委会、村支书、村主任的信任程度”，分别赋值 1 ～ 3 分 ( 从不信任到信任) 。数据显示，农户对村庄及其干部的信任度较高，均值为 2. 61。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该模型的 R2 为 0. 341，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说明信任度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 34. 1% 的变化，解释力很好。这也表明农户对村庄组织及干部的信任度越高，其组织化程 度越强。

3. 幸福感

关于幸福感与组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表明，参与社会组织对农户的幸福感有正向 的促进，因为个体参与社会组织能实现自身价值 并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能够扩大关系网，增加 自身经历，获取更多的平台［30］，即个人参与社 会组织的数量越多，幸福感越高［31］。二者的关 系反过来成立吗? 回归结果显示，R2 为 0. 077， 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说明满意度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 7. 7% 的变化，也表明农户的幸福感越强，其组织化程度越强。

(三) 宏观影响因素

1． 公平认知

高收入能够提高民众的社会认知水平［32］。塘约村的数据也显示，在收入水平较好的情况 下，民众对社会的公平认知水平较高， 占89. 4%。那么，这种高公平认知会对农户的组织化产生影响吗? 数据显示， 该模型的 R2 为0. 208，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说明公平认知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 20. 8% 的变化，解释力较好，也表明农户对社会公平认知程度越高，其组织化程度越强。

2． 政策知晓度

当问及 “您是否知道乡村振兴战略” 时， 有 86. 1%的受访者表示知道;  当问及 “您是否了解精准扶贫政策” 时，有 83. 9% 的受访者表示了解，这说明塘约村大部分农户对国家政策是知晓的，这种知晓对农户组织化有何影响呢? 数据显示， 该模型的 R2 为 0. 164， 显著性水平 ( 双尾) 为 0. 000，说明政策知晓度可以解释农户组织化 16. 4% 的变化，解释力较好，也表明农户对国家政策的知晓度越高，其组织化程度越强。

综上，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主要受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的影响。除此之外，有学者在探讨民营企业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过程中，通过询问商会的会员总数和会长职位，来佐证商会的规模大小对民营企业家组织程度的影响，数据显示是正相关［15］。这意味着，组织尤其是合作社的规模也会对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产生影响。这在塘约村也比较明显，塘约村农户组织起来的主要载体是 “村社一体” 的金土地合作社，该合作社采取 “党总支+ 合作社+ 公司+ 农户” 发展模式，按照村民自愿原则，将全村 921 户 4860 亩耕地全部折价入股到合作社，说明该合作社的规模大、人员多、辐射广，这也是塘约村农户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五、结论及讨论: 农户组织化何以可行

经由前面分析，此处需要讨论三个问题，分别是: 塘约村农户的组织化道路，有何启示? 农户的组织化过程，还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农户的组织化道路，该何去何从?

(一) 塘约村农户组织化的启示借鉴

一是加强党建引导。通过建立党员、村干部 积分管理考核工作机制，塘约村把村干部、普通党员工作成效的评判权都交到了群众手上，有效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凝聚力量推动农户组织化。二是搭建组织化的平台载体。要实现组织化，抱团发展是必然的道路。为带领全村群众抱团发展，2014 年村两委班子成员组建了以 “村社一体” 为特征的金土地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农户组织化的载体问题。三是实现组织化的利益共享。为何塘约村村民都愿意把土地股份量化到合作社? 关键是前述所分析的“433” 利益分配机制起了作用，这种共享机制有效地克服了组织化中的 “精英俘获” 问题， 保障了组织化中所有农户的利益。四是创建组织化的治理体系。面对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塘约村制定了 “红九条与黑名单”，树立了村规民约的权威性; 通过驾照式考评方式，强化党员和干部考核; 通过条约式治理，重塑村规民约，完善村级事务治理结构。

(二) 农户组织化的风险探讨

一是从政治上来看，组织化可持续领导力难以保持。纵观现有农村，能人缺乏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塘约村村支两委班子成员的结构来看， 总共 11 个人，年龄均在 50 岁以上，缺少年轻人，缺乏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乡村精英， 这对于领导力的新陈代谢、薪火相传有较大的影响，在保持村庄活力、保证工作稳定性和连续性 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户组 织化的可持续领导力带来的风险。二是从文化上 来看，组织化中的 “搭便车” 行为时有发生。在塘约村，合作社实行的是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的原则，这虽然尊重了农户的意愿和选择，但这种无门槛的进入和退出制度必将让村委 会承担更多的责任与风险，农户反而可以根据合 作社的经营情况和个人的收益决定是否进退。三是从经济上来看，组织化中的产业风险比较明显。通过组织化发展产业，仍面临一些风险，包 括市场变化、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塘约村的产业发展，这些风险都遇到过。例如， 2019 年连续的冰雹灾害与阴雨天气，让合作社损失了上百万元。这说明，农户组织化中的产业 风险，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三) 农户组织化的路径优化

农户的组织化道路，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 择［1］。不过，当前我国农户组织化程度较高的 地区，普遍存在政府 “输血式” 的帮扶，村庄的内生动力还未有效激发。因此，从政治参与、经济联合、文化认同维度出发，农户未来的组织 化道路，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有效培育乡村精英，保证可持续领导力供给。这就要求 在政府层面，建立健全乡村干部竞选机制;  创新精英吸纳制度，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才干的村民提供发挥才干的机会;  提高乡村干部的生活待遇，完善村庄公共服务，为精英返乡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增强农户的主体意识，发挥农户的主 体作用。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让更多农 户参与村庄事务，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充分尊重农户在村庄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合理分配机制，避免 “搭便车” 行为的发生。应建立有效的财务公开、监督机制，实 行选择性激励;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村庄经济均衡发展，加强内外监督，做好经济联结主体的认定审核及管理工作。四是建立风险防范机制，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应加强农业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将自然灾害的影响降到最小;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为农户提供实时预报和技术支撑，做 到信息共享、风险共担; 建立资金预留机制，为农户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五是提升村庄文化认同，为农户组织化提供制度保障。由于规则是制度化的基础，影响着农户组 织化的行为与实现程度，因此，应进一步应夯实 村规民约的权威性，打牢农户的组织化保障;  进一步深化村庄制度的规范性，有效制约利益主体 的行为;  进一步提升村庄的认同意识，发挥农户的主人翁地位;  进一步以内生性规则激发农户组织化的生机与活力，以公平性规则引导农户组织 化有序运行［33］。

［参 考 文 献］

［1］贺雪峰.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开放时代,2019(3) : 186－196+9．

［2］杨传喜,张俊飚.农民组织形式的比较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9(10) : 111－113．

［3］  张国亚.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局: 动力机制与现实约束: 以 A 村的个案研究为例［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8(3) : 64－68+63．

［4］王颜齐,史修艺．组织化内生成本视角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9(9) : 33－40．

［5］NOWAKMA.Five rules for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Science,2006,314(5805) : 1560－1563．

［6］王晓华．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经营组织化的制度逻辑［J］．江淮论坛,2013(4) : 32－37．

［7］崔宝玉,王纯慧.论中国当代农民合作社制度［J］.上海经济研究,2017(2) : 118－127．

［8 ］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 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J］.开放时代,2009(4) : 5－26．

［9］习近平.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 205．

［10］ 陈航英.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基于组织化的小农户与具有社会基础的现代农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19(2) : 10－19+15．

［11］ 张慧卿,刘醒.农民组织化的现实困境、成因及其改善路径: 兼评亨廷顿农民组织化思想［J］.农业经济,2016,34(3) : 83－85．

［12］ 汪杰贵.农民自组织公共参与行为失范与改进路径［J］.兰州学刊，2018(7) : 192－200．

［13］吴琦.农民组织化: 内涵与衡量［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14(3) : 125－127．

［14］谢治菊.扶贫利益共同体的建构及行动逻辑: 基于塘约村的经验［J］．贵州社会科学，2018,39(9) : 156－163．

［15］黄冬娅,张华.民营企业家如何组织起来? : 基于广东工商联系统商会组织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8,33(4) : 28

－55+242－243．

［16］陶元浩．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实证研究: 以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调查为例［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24( 2) : 67－76．

［17］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 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周敦仁,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8．

［18］张慧鹏.集体经济与精准扶贫: 兼论塘约道路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6) : 63－71.

［19］王晓华.城镇化背景下农户经营组织化的制度逻辑［J］.江淮论坛，2013( 4) : 32－37.

［20］乔纳森·R·汤普金斯.公共管理学说史: 组织理论与公共管理［M］.夏镇平，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23．

［21］苏雪梅.组织文化与员工认同［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64．

［22］石敏，李大胜，吴圣金．资本下乡中农户的合作行为、合作意愿及契约选择意愿研究［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1(2) : 100－110．

［23］徐旭初.简论农民组织化与乡村振兴［J］.中国农民合作社,2019(5) : 48－50．

［24］洪梅香.公平抑或效率: 合作社的异化及辨析: 兼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J］.东岳论丛,2019,40(5) : 138－146．

［25］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 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社会学研究,2006,21(3) : 1－ 38+243．

［26］徐理结.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与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6，27(1) : 57－65．

［27］孙晓春.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J］.学术研究,2008( 4) : 46－51．

［28］贺文慧,程实.基于农户满意度的惠农政策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13(2) : 12－17．

［29］廖媛红.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社会资本对成员满意度的影响: 以管理正规化程度为调节变量［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5) : 169－182．

［30］罗楚亮.收入增长与主观幸福感增长［J］.产业经济评论,2017(2) : 5－22．

［31］  PICHLER F. 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of young Europeans． feeling happy but who knows why? ［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6,75(3) : 419－444．

［32］黄艳敏,张文娟,赵娟霞.实际获得、公平认知与居民获得感［J］．现代经济探讨，2017(11) : 1－10+59．

［33］方帅,党亚飞.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实现: 基于规则供给的视角［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0,33(4) : 64－70．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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