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卓恩｜台湾“党外杂志”的兴起及其性质

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内容提要

　　台湾政治转型前夕勃然兴起的“党外杂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它的出现与“党外运动”兴起有直接关系，是基于“党外运动”的需要。“党外杂志”经历了开创、勃兴、淡去的起落过程，前后发行的种类近百种,派系纷呈。从主办者属性、杂志议题及表达的观点、国民党护党杂志对它们的认知等角度观之，其性质上属于“党外运动”的特定舆论刊物，实为“党外运动杂志”的简称。

关键词

台湾　　“党外杂志”　　“党外运动”

作者

何卓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台湾政治转型前夕勃然兴起的“党外杂志”，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对于观察战后台湾社会思潮和台湾政治体制转型，观察台湾转型以来主要政党特性，观察台湾舆论媒体，都有价值，需要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众多学科共同研讨。然而，由于“党外杂志”当时多处于地下状态，而且时断时续，岛内资料保存机构甚少收藏，致使这一研究即便在台湾本地也起步很晚，大陆学界则仅有零星文章粗略介绍。“党外杂志”的许多基本问题，如定义、兴起原因和过程、性质等都还没有得到很好厘清。好在经过“中研院”近史所、台湾大学等学术机构最近十年大规模征集和整理，研究的开展方便了很多。本文拟就“党外杂志”的几个基本问题，根据近年的一些了解，做一概论性的描述。

一、 “党外杂志”之所指

　　“党外杂志”中之“党外”一词，自国民党建立政权即已有之。李敖指出“党外”这个说法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完成后即已出现。当时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不承认国民党以外的一切政党的存在。此后一直沿用，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国民党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性，“党外”之说不再合乎时宜，逐渐淡出。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后，初期名义上仍尊重一同来台的民主社会党和青年党的政治地位，亦不常用“党外”。但随着国民党威权政治在台湾的确立，民、青两党或分裂或失声，1950年代中期以后“党外”的说法又开始流通。有研究者注意到，1956年青年党机关刊物《民主潮》曾经刊载过一篇批评“立法院”议事效率低下的评论文章，提到“党外没有敌对力量可与抗衡，党内派系自然产生”。这里的“党外”指的是国民党之外，说明当时将国民党以外的政治人物称为“党外”是通行的。而且国民党也习惯用“党外”指称不属于本党的人士。1958年县市议会议长选举，台中县正副议长当选人均非国民党籍，在国民党文献中被称为“党外人士”。1963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公开使用“党外”一词区分党内外。

　　“党外”的说法虽然早已有之，但“党外人士”以“党外”自居，却是直到1970年代台湾社会精英新生代崛起并广泛参与公职人员选举后的事。李筱峰在他的研究中说：“‘党外’一词，原本只是对非国民党籍的一个泛称，早期无党籍的候选人，多以‘无党无派’标榜，而少用‘党外’一词。自从黄信介、康宁祥崛起后，‘党外’一词大量使用，无形中‘党外’一词便成为无党籍中的政治异议分子所共同使用的号志。在这个界定含糊、定义笼统但却简短的号志下，一些政治异议分子经由数次的选举而逐渐凝结成一股在野的政治运动。”他提到1957年地方选举中发布的《在野党及无党无派第三届县市长暨省议员竞选人共同声明》等文件中，青年党和民社党以在野党自称，而自称“无党无派”者都没有使用“党外”一词自称。但到了1973年黄信介与康宁祥联手推动台北市议员选举，就打出了“党外四人联合阵线”的旗帜。此后“党外”一词才大量使用在各种竞选活动和文宣组织中，作为国民党以外参选和论政人士的共同标识和认同。“党外人士”还成立诸如“党外人士助选团”“党外候选人联谊会”“党外编辑和作家联谊会”“党外从政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团体。

　　相对李敖对“党外”的广义理解，李筱峰的概念使用显然是狭义的。李柏泉则结合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将“党外”一词在台湾的使用划分为三个阶段。1960年代以前是第一个阶段，“‘党外’是主要政党或一般民众偶尔用之，以与国民党有所区分，但不是主流用法，无党无派人士未以此自许。”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叶，是第二阶段，“‘党外’被广泛使用来界定非国民党人士，而无党无派之流，已开始陆续自认为‘党外’人士，但还未具有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特性”。第三阶段是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党外’成为鲜明的反对色彩，具有道尔政治反对理论中的‘可辨识性’特征，主要以反对国民党意识为基础，有政团雏形，1980年后更加入了筹组政党的组织目标”。第一阶段属于广义，第三阶段属于狭义，第二阶段则具有过渡性。

　　基于“党外”概念理解上的广狭差异，“党外杂志”这一概念显然也是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确实有不少学者泛称国民党在台统治时期一切非国民党人士所办的杂志如《自由中国》《文星》《大学》等杂志为“台湾党外杂志”。但这种说法显然属于事后的“认定”，不符合当时这些刊物的自认。这种泛称会造成概念内涵的含混，容易使台湾政治转型前夕的特定问题失焦，不适合严肃讨论这一时期台湾百刊争胜而又有显著共鸣的特定现象。所以本文所讨论的“党外杂志”，只在狭义“党外”的理解中使用，指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之前十余年间，活跃于台湾社会各种“党外”人士所办的、并且当时即以“党外杂志”自认的刊物，不包括以前各类非国民党或反国民党刊物。

二、 “党外杂志”兴起的机缘

　　“党外杂志”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其所以在1970年代中期出现并骤然兴盛，与“党外运动”兴起有直接关系。“党外运动”即“党外人士”开展的联合选举及与之配合的反威权争民主运动。“党外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机缘。

　　首先是国民党治理危机的出现。

　　“党外”的说法跟国民党的政权垄断分不开。国共大决战后，失败的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以“反共复国”为名维持在台湾的统治。这个“小朝廷”因美国对东北亚（朝鲜）战争的介入而转危为安，又因美国要从东南亚（越南）战争漩涡中脱身而由安返危。

　　国民党政权从内战后的风雨飘摇中重新站起，得益于美国巩固其第一岛链的需要。美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而与国民党政权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驻军台湾，全面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在政治上为其站台，承认其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支持它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继续代表中国，行使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利。国民党政权开始有恃无恐地在台湾建构情治体系为支柱的威权政治体制，无限期延长《戒严法》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适用，架空大陆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赋予国民的大部分权利。

　　国民党独裁统治使人民苦不堪言。正当台湾民众苦于寻找抗争道路的时候，国际冷战格局悄然酝酿着重大变化。美国“尼克松主义”于焉出笼。尼克松任总统后看到中共与苏共失和的新情势，着力于打“中国牌”，谋求与中国大陆红色政权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进行战略合作遏制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为此，美国对仍处于与大陆对峙状态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力度，开始做出重大调整。在其影响下，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台湾与美国等重要国家的“邦交”，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都出现重大危机。结果，1971年联合国中国席位易手；1972年尼克松到北京访问，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方面表示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提出异议，并承诺对台撤军减援；从1972年起日本等二十多个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在此大势下抢占先机，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外交部”顿成“断交部”。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断绝与国民党当局的官方关系，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以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与台湾的实质关系。

　　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既然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其基础必然也会是脆弱的，它因美国的进入而“安”，也会因美国的“退出”而“危”。外交变局直接造成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动摇，国民党当局“代表全中国”这个以往支撑其统治的信条无形崩塌。社会精英和一般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终于得到宣泄的机会，“革新保台”的声浪于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党外运动”烽火被点燃。

　　“党外运动”兴起的第二个社会历史机缘，是台湾政治革新内部条件的出现。最主要的内部条件，在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知识精英新生代的出现。

　　“中产阶级”为一个以经济标准为主的概念，指社会成员中收入水准超越温饱达到小康的人群。台湾本来以农业为主，国民党当局迁台初期，最大多数的人口仍处于争取温饱的水平。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特别是当局为巩固政权而实施土地改革，和推进公营为主的计划经济结构向民营为主的市场经济结构的转型，并辅之以宏观经济计划的指导（1953年开始实行“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到1960年代初除实施第三期“四年计划”外，还制定实施“加速经济发展十九点计划”“长期经济建设纲领”等），台湾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1965年后，台湾的经济逐渐迈向“起飞”阶段，人均GDP每年增长7%以上。从1970年到1980年，人均GDP由美金397元升至2389元，增加约6倍。这一时期当局推动“十大建设”，使台湾由劳力密集轻工业转型为技术资本密集的产业，促成1980年代经济大幅增长，产业出口大幅扩张，新台币大幅升值(对美元从1∶40升到1∶26)。到民进党成立的1986年，台湾人均收入达到4000美元，随后很快达到1万美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的起飞，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壮大。中产阶级意味着丰沛的社会力，是社会运动的沃土。

　　中产阶级不仅仅拥有充裕的财富，也常常拥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印证于台湾，在其经济起飞的同时，教育和文化也有跳跃式的进步。国民党迁台的第一个十年，因财政短缺，主要发展基础教育。到了经济开始起飞的1960年代，为适应工业化和集约化经济发展需要，当局大幅增长教育经费，将教育发展的重点转向发展中、高等教育，中等教育逐渐普及，高等教育迅速扩张（1980年大专院校达104所）。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文化设施也相应得到加强。这些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劳动力结构，而且也改变着青年一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因为在文化教育的内容上，虽然国民党一向将党义和儒家伦理作为文化教育的最高指针，但因为台湾对美国的强烈依存性，美国价值观对台湾青年和社会民众的渗透实际上反而更大。台湾社会藉由美国报刊杂志、文学作品、电影、电视节目等媒介，越来越多地了解和认识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开放的生活方式。结果，一则形成很多家庭“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子女教育路线图，一则也树立起民众心目中自由民主开放进步的社会改革愿景。这样，一个与以往动荡世代不同的、在殷实生活条件下受过完整教育的、知识结构中充满美国价值的新世代，茁壮成长起来，被称作“台湾新生代”或“台湾知识精英新生代”。新生代有强烈的社会参与冲动，不甘心于现有政治体制对参与空间的限制，勇于抗争，成为“党外运动”的生力军。

　　另一个内部条件则在国民党方面。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威权统治，实际上很大程度是政治强人蒋介石借助大陆时期“法统”而延续的个人统治。个人统治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将独裁扩张到极处，理论上并无边界；在时间维度上也可以突破形式上的制度障碍而强行延伸，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受到寿命的天然限制。强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最大的危机在权力交替上，最保险的交替当然是父子传承。

　　1971年“中华民国”丧失联合国席位时，蒋介石已经85岁高龄，1972年“总统”进入第五任，仍以“定邦大事舍我其谁”之势牢牢掌握中枢大权。但毕竟身体日渐衰老，1972年蒋介石两度住进医院，其健康从此一蹶不振，直至1975年4月5日离世。自从身体转衰起，蒋介石就开始为儿子蒋经国接掌中枢大权布局。其时蒋经国接班的最强对手陈诚已于1965年病逝，加以国民党改造后蒋经国已经掌控了军、警、特重权，且官职从“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至“国防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接班无大碍。1972年严家淦以任“副总统”一职为由请辞兼任的“行政院长”职务，蒋介石照准，随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长”，掌握中枢实权。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8年正式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但是，权力交替的顺利实现，并不等于治理模式可以完全一如既往。蒋经国时代的台湾社会，已经与蒋介石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强烈要求参与政治的新生代已经成长起来了。当体制的僵化无法充分吸纳这一新的社会势力时，社会秩序危机就容易出现。

　　对此，蒋经国、甚至晚年蒋介石已有一定程度的体察。早在蒋经国上位之前，1966年12月，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行政革新研讨会上已经提出“使行政革新成为我们全面革新、贞下起元的先导”，1969年1月继而提出“以党的革新为中心”、“进行全面的、深入的、持久的革新”，而随后召开的国民党第十次全代会通过了《政治革新要项》，将“刷新政风”“厉行法治”“健全机构”“改革人事”“加强研究发展”作为革新要点。接着蒋经国上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实施这一方针。“全面革新”的提出，既有为蒋经国接班预留政治遗产、使其有机会吸纳一批新人以排除老辈政治人物的影响之意义，也有为国民党向台湾内部扎根、寻求台湾内部支持以缓解统治危机的动机。

　　1972年蒋经国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为“反攻大陆”而设立的“国光作业室”也于当年最终裁撤。“新一代的领袖蒋经国先生体察情势之逆转，非加速政治改革无以图存。他一方面甄拔知识分子进入党的系统，期能发挥新陈代谢的功能，并鼓励年轻人积极建言，并推动政治改革。”于是，在1970年10月，蒋经国派秘书长张宝树邀请陈鼓应、王晓波等青年知识分子举行座谈，听取青年精英的政治和社会意见，并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大学杂志》聚集青年精英持续三年的论政，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出现的。《大学杂志》利用这个难得的言论空间，多人联名发表《给蒋经国先生的信》（1971年1月）、《国是五论》（1971年10月）、《国是九论》（1972年2月）等文字，大胆讨论人权、经济、司法、立法、监察、人事制度、社会政策、教育革新、地方自治、青年政治参与等方面，对“国体”“政体”与“法统”等问题，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对“法统”的挑战最为敏感，问政尺度突破以往言论，达到国民党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虽然这种言论最后受到压制，但不难发现国民党权力交替过程中，中枢人物蒋经国已经看到了以政治“革新”谋求新合法性基础的不可避免。这个内部条件，对于“党外运动”的开展来说，也十分重要。

　　“党外运动”兴起的直接机缘，是体制内革新的力度不足和体制外力量的集结。

　　台湾新生代参与政治和革新政治的要求，在体制内外皆有表达，而力度不同。就体制内而言，“由于长期深入民间，接触台籍地方政治精英，使蒋经国深刻了解到倘若国民党政权要在台湾生存发展，必须立即改变其人才甄补政策”，选拔台湾新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才俊”，吸收到党政领导层，充当国民党政权机构新陈代谢的新血液。《大学杂志》论政群体就有一部分被当局吸收，出现所谓“崔苔青现象”。蒋经国还透过青年救国团主任李焕，以“国家建设研究班”的名义，训练一批新生代精英，“其中省籍的比例逐渐接近平等的分配，因此在七零年代以后的党政高层人士，本省籍精英的比例大幅增加，使国民党不再是属于大陆人的政党”。这就是所谓国民党的“本土化”。这种本土化从另一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年轻化，因为新生代构成中，本省籍一定是主体。新生代进入国民党内，对于各方面政治革新的开展，无疑是重要的助力。

　　当然，体制内吸纳的新生代精英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在党内推动改革的动能也受制于僵化的体制和体制内的官僚主义。更多的“青年才俊”只能于体制外寻找参与政治机会，他们不满政治现实，在放胆展开政治斗争中逐步结集，与体制内保守型革新形成竞争局面。结集的纽带，是当局逐渐扩大的公职人员选举（允许“党外人士”参与竞争）活动。当局推动扩大选举，这既有加强政权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动机，也有为体制外社会精英中的活跃分子提供出口以减轻社会震荡、避免暴力革命的考虑。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就有局部选举存在，只是限定在省参议员、县市议员和县市长这些地方公职人员范围内。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均继续由大陆时期当选人员延任，作为政权“法统”依据，被民众戏称为“万年国代”。在台湾民众的强烈质疑下，从蒋经国任“行政院”副院长的1969年开始，当局决定在台湾地区对“中央民代”进行小额“增选补选”，为台湾民众参与“中央政治”打开了一扇小门。虽是小门，影响却非同小可。过去单纯的地方选举，竞选被分割在各县市，参选人员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整体力量；“中央民代”竞选则打破了地域隔离，使参选人之间有可能互相串联助选，从而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并将这种力量延伸到地方选举中。新生代“党外”精英正是在这种际遇下前所未有结集起来。

　　在1969年“中央民代”和地方选举竞选中成功当选的“立法委员”黄信介和台北市议员康宁祥，因其尝试性协作迅速崛起，成为体制外影响很大的政治新星。他们开始打破“国民党可以让个别的台湾人出风头，但台湾人民一定不能有组织的力量”的魔咒，将一次一次的选举动员整合成声势浩大的政治反对运动，“党外运动”因之兴起。1973年台北市议员选举时，黄信介与康宁祥联手推动“党外四人联合阵线”，“党外”结集的雏形已现。1977年合并举行五项选举，康宁祥与黄信介从南到北巡回助选，举办政见发表会，将全台湾“党外人士”初步串联起来，形成极具声势的“党外”势力。

　　“党外”串联助选的结果，“党外人士”在这次选举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举夺得30%的选票，当选20个县市长席位中的4席、77个省议员席位中的21席、51个台北市议员席位中的6席。其中许信良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张俊宏和林义雄当选为省议员，尤其不同凡响。他们作为中青年知识分子当选，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为“党外”参政议政运动的开展增进了动能。

　　“党外”联合竞选运动产生两个副产品：“党外”政治批判运动和群众街头抗议运动。“党外”政治批判运动的起点，为1975年黄信介、康宁祥创办的《台湾政论》所发起的时政批评。该刊虽然只出五期即被查禁，却揭开“党外杂志”前赴后继的序幕。群众街头抗议运动的发端，是1977年中坜事件。这一群众性抗议事件震撼了国民党当局，极大鼓舞了“党外”势力，成为“台湾政治气候的转变的关键”，后来广泛的群众动员成为“党外”政治开展经常使用的利器。这两个副产品一文一武，在“党外”活跃分子的刻意运用下，使“党外”选举运动很快突破选举本身，而造成一场综合性的反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民主运动。相应地，国民党体制内革新开始由主动转入被动。

　　“党外杂志”之所以在“党外运动”中出现，首先是“党外人士”竞选公职的宣传舆论需要。在之前，“党外人士”选举主要靠现场演讲。现场讲演的长处是可以将活生生的情感传递给听者，短处则是影响的范围小，发挥的机会限于法定的竞选时间，适合于少量人小规模的竞选活动。对于日益扩大阵容和规模的竞选活动来说，就需要有一种经常性的、易扩散的言论平台。选举运动发展到抗议运动就更需要有一种传播性广的媒体进行民众启蒙和动员。杂志这种具有连续功能、可以容纳多方面内容、发行范围呈开放性的舆论形式正好可以满足要求。其次，“党外”刊物的出现，也是“党外”不同政治团体或意见团体表达路线主张的工具。“党外”势力形成后，很快在“党外运动”路线上出现分歧。一派认为应该以合法选举活动、议会合法斗争为主要手段，慎用街头斗争；一派认为民心可用，街头斗争容易显示群众的力量，应作为反抗国民党的主要手段。随后又出现议会斗争中的“杯葛”与“协商”之争，斗争矛头上的“改革体制”与“体制改革”之争，道德戒律上的“鸡兔同笼”之争，国家认同上的“统独”之争等更多的分歧。这些认识分歧和策略主张的辩论，也需要通过杂志开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党外运动”舆论刊物是抨击国民党、抨击现有体制，系统阐述政治目标，提升公民素质的有力工具，这一点当然可视为《自由中国》以来知识分子刊物论政传统的继承。

　　“党外杂志”作为“党外运动”构成部分，伴随台湾政治转型前夕社会民主运动始终。

三、 “党外杂志”的起落

　　“党外杂志”经历了开创、勃兴、淡去的起落过程。

　　在开创阶段，“党外杂志”更多延续的是《自由中国》《时与潮》《文星》等刊物的书生论政传统，但言论议题主要承袭的是《大学》的风格，不以纯粹理念式的阐发为目标，而更多集中到现实政治的革新上。继1975年8月黄信介、康宁祥等人创刊的《台湾政论》之后，还有1976年2月原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苏新之女苏庆黎创刊的着力于“把整个台湾的社会跟历史展现出来”的《夏潮》杂志；1977年7月张俊宏、陈黎阳等人发行的接续《台湾政论》的《这一代》杂志（被查禁后1978年6月又出一期《新生代丛刊》）；1978年4月《大学》杂志创办者邓维祯新创的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精神的《长桥》杂志；以及1978年2月和5月分别脱胎于已有刊物的《今日府会》改版号和《富堡之声》革新号等。这些杂志讨论现实政治议题，也关注“党外人士”的选举参与，但介入不深，尚未直接成为助选工具，与群众街头斗争关联也不十分紧密。尽管如此，它们还是因文祸而很快停刊。

　　为遏制“党外”言论，1978年3月，国民党当局宣布停止杂志登记一年。未曾想，抽刀断水水更流，一年后当局恢复杂志登记时，“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出现勃兴之势。1979年4月陈婉真、吴哲郎率先创办《潮流》杂志，将“用年轻人炙热的心肠勇敢地道出大家久蛰的心声”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6月《这一代》社务人员创刊《青云》杂志。6月创刊的还有康宁祥任发行人兼社长的《八十年代》杂志，誓言要与台湾新生代“共同塑造我们的八十年代”。紧接着创刊的是7月推出的《大时代》，发行人陈阳德，旨在“努力促成政治中产多数的形成”以“共同开创大时代”。到了8月，最著名的“党外”“共同刊物”《美丽岛》创刊成功。《夏潮》杂志成员也再度活跃起来，9月和11月陈鼓应、王拓先后创办《鼓声》和《春风》，继承《夏潮》的左翼言论风格。如同开创阶段，这些杂志也先后被查扣、停刊或查禁。

　　《八十年代》出版到第七期（1979年12月），被处停刊一年处分。停刊期间，康宁祥新创《亚洲人》杂志于1980年2月开始发行，但到第二期（1980年3月）也被停刊一年。1980年8月他们又创办《暖流》杂志，结果当期被处停刊一年。次年三刊相继解禁，一度出现三刊并行局面，后来又在新的停刊中彼此接续，形成系列杂志接力，直到民进党成立。《美丽岛》系统也有新创杂志之举。黄信介之弟黄天福，曾任《美丽岛》杂志副社长，美丽岛事件中幸免于难，却仍心系《美丽岛》事业。1980年9月黄天福准备发行一份杂志承继《美丽岛》精神，刊名《钟鼓楼》，但8月下旬正当创刊号上机印刷时，即被警备总部强制收缴，并处停刊一年处分，成为第一份胎死腹中的“党外杂志”。1980年全新创办的杂志也有一些，如1980年10月王义雄创办的《海潮》杂志，以检视台湾生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为职志，“希望藉此探讨能建立一个全民所高度认同的社会”。

　　由于《长桥》被禁，1981年1月，邓维祯也创办新杂志《政治家》（仿效《八十年代》系列杂志接力方式，后来先后创办《民主人》《民主政治》形成姊妹杂志系统，1986年4月最后休刊），延续其“自由主义”声音，“思想上，鼓吹自由主义；政治上，建立西方式民主政治”。1981年2月郑临安创办《纵横》杂志，旨在以“纵横古今，放眼天下”的心情，来“面对时代的混浊、国族的创痛以及平民的苦难”，激励社会“坚决要走民主的单行道”和“提升政治道德的境界”。4月年轻一代的林正杰、林世煜、林浊水等筹备创刊《进步》杂志，在印刷厂装订时，遭警备总部以所发表《民主的实践就是进步的里程碑》等文章禁止发行并予停刊，刊物胎死腹中。6月黄石城创办《深耕》杂志，聘被查禁的《进步》杂志社长林正杰为社长、林世煜为总编辑，他本人担任发行人，后将杂志转交张俊宏妻子、“立法委员”许荣淑接办。这个刊物屡遭查办，后来相继创办《生根》《台湾年代》《台湾广场》《台湾潮流》《台湾展望》《伸根》等姊妹刊接续，直到1986年5月停刊。与许荣淑同时代夫出征的《美丽岛》受刑人家属周清玉，在《深耕》创办4个月后创办《关怀》月刊和《春潮》月刊，主要目标是关心人权和呼吁不分省籍，不计恩怨，“踊跃来参与爱民爱国的建设”。仍在狱中服刑的言论界“老顽童”李敖则在创办《千秋评论》月刊失败后，1981年9月以《千秋评论》丛书发行他的“不是杂志的杂志”（1984年他又发行另一种杂志型丛书《万岁评论丛书》）。

　　相对而言，1982年新创办的杂志略少一点。比较有影响的，一是4月王应杰等人创办《新生代》月刊，意在“希望由这本刊物的发行，能忠实地反映这一代的思想观念，特别是要表达我们对政治社会浓郁的关爱之情，并盼能藉此达到沟通上下两代和加强新生代之间意见的交流，相互了解，彼此共勉，以创造一个更团结和谐，更生意盎然的社会”。一是9月“监察委员”尤清创办的《博观》月刊，林浊水主编。刊物每期以一个主题做成专辑。1983年后改采“丛书”形式发行。

　　1983年“党外杂志”创刊又现热潮。除了前述《民主人》《生根》等接续性刊物以后，著名的新创刊物有《夏潮论坛》《前进周刊》《前瞻》等。《夏潮》杂志本来停刊一年后可以复刊，但因为其时同人所办《鼓声》和《春风》相继被查禁，又发生美丽岛事件（1979年12月）和林家灭门血案（1980年2月），政治气压极低，加以新出现的《暖流》等杂志也开始注意台湾历史和社会议题，觉得不必要重复，故没有按期复刊。直到《暖流》等同类宗旨杂志休刊，苏庆黎才于1983年2月复刊《夏潮》。碍于法律规定的复刊时效制约，复刊更名为《夏潮论坛》。从台湾期刊的登记体制上说，这个复刊应属一个新刊物的创刊。《夏潮论坛》发行到第11期休刊，到1984年3月出版《夏潮论坛革新版》，九期后再次休刊，1986年2月再复刊出版六期，7月最终停刊。《前进周刊》1983年3月由林正杰创办，是第一份以周刊形式出现的“党外杂志”，14日发行试刊号获得极大成功，28日创刊号正式推出，发行到第15期后，频繁遭到警备总部人员警告、查扣、查禁，到第19期（8月6日）被指令停刊一年。接着林正杰创办《前进广场周刊》继其业，后又创办了《前进时代周刊》《前进世界周刊》《前进每周一书》《向前看周刊》等接续性杂志，1986年4月终刊。《前瞻》是1983年10月“立法委员”费希平创办的月刊，其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民主”。《钟鼓楼》被截杀后，黄天福继续争取再创办新的杂志，1983年元旦，终于发行新刊《钟鼓锣》，要让钟声、鼓声、锣声同时响起以“唤醒中国的民主魂”，结果多期被查扣，11月被处罚停刊一年。

　　“党外杂志”勃兴的极峰出现在1984年。《深耕》系统的姊妹刊《台湾年代》《台湾广场》《台湾潮流》，《政治家》系统的姊妹刊《民主政治》，《这一代》的续命刊物《日月明》都在这一年创刊。另外脱离国民党的雷渝齐1984年3月创办《雷声》周刊，宣称在爱国家、爱社会、爱同胞方面会“比党内更党内”，在反特权、反贪污、反腐化方面，会“比党外更党外”。同月又有外省籍青年郑南榕发行《自由时代周刊》，聘李敖为总监，要“争取100%的自由”，后相继发展出子刊《先锋时代》《民主时代》《民主丛刊》《开拓》《发展》《发扬》《民主天地》《开拓时代》等周刊，编创人员各有变化。1984年6月党外青年活跃人物邱义仁、吴乃仁等创办《新潮流》丛刊，言论激烈且激进。6月12日黄天福再创《蓬莱岛周刊》以延续《美丽岛》和《钟鼓锣》，称“《蓬莱岛》就是《美丽岛》”。《蓬莱岛周刊》言论也很大胆，频遭整肃，遂又创《蓬莱岛丛刊》《西北雨周刊》《西北雨丛刊》《东北风周刊》《蓬莱人周刊》《蓬莱岛系列》《蓬莱岛文摘》等，持续到1986年8月结束。1984年出刊的新刊物还有黄煌雄创办的《开创》杂志和吴昱辉（在高雄）办的《新台政论》等。

　　勃兴阶段的“党外杂志”从月刊、半月刊发展到周刊，《前进周刊》和《自由时代周刊》获得巨大成功，在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同时，也为办刊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党外”刊物发展到这个时候，政治上的恐惧感和经费上的困难都已经不复成为办刊人的压力，相反还会给办刊人一种成就感。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开始，追随办刊，尤其是办周期更短的周刊，逐渐成为时髦，从而形成“党外”周刊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刊物不再像以前那样注重社会责任，内部利益甚至造成了一些恶性竞争。此一时期的党外刊物总量虽大，趋势上却开始逐渐退潮，走向尾声。在这最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值得一提的新刊物，主要有《新路线》周刊、《领先新闻》周刊、《第一线》周刊、《台北档案》周刊、《自由台湾》周刊、《自由天地》周刊、《政论家》周刊等，大多以“不偏不倚”“客观公正”为号。

　　1986年“党外”人士紧锣密鼓共同筹组有形政党，于9月成功建立民主进步党。国民党当局默认了它的存在，不久宣布解除长达40年的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民进党合法化，“党外”和“党外运动”时代由此结束，比周刊更具时效性的各类历史悠久的大型日报迅速取代了过去“党外杂志”的功能，“使党外杂志失去原有功能，而迈向消失的命运”。

四、 “党外杂志”的性质

　　“党外杂志”随“党外运动”之起而起，随“党外运动”的落而落，显示它在性质上就是“党外运动”的舆论刊物。这可以从主办者属性、杂志议题及表达的观点、国民党护党杂志对它们的认知等角度得到说明。

　　“党外杂志”的主办者很多本身就是“党外”选举和抗议运动的活跃分子。最初的“党外杂志”《台湾政论》的创办者黄信介、康宁祥，是“党外运动”最主要的领导人。后来《八十年代》系统和《美丽岛》系统，分别为两人新开辟的言论阵地，并且这两个阵地还延伸出其他杂志群：如办《开创》的黄煌雄在“党外运动”上属于康宁祥系统；《深耕》的许荣淑、《关怀》的周清玉、《钟鼓楼》的黄天福、《博观》的尤清等，都是接续《美丽岛》人员搞社会运动的健将，被称作泛美丽岛系人物；《夏潮》的苏庆黎、陈鼓应、王拓各自办了刊物，他们不是“党外运动”核心人物，但也积极参加到运动当中，有时还扮演亮眼的角色，被有的学者归入泛美丽岛系统。《前进周刊》《新潮流》等“党外”少壮派刊物，属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浪”。这些都可归于“党外运动”活跃分子办刊。显然，这些杂志带有“党外运动”舆论工具的功能，以服务于其政治运动为目标。

　　其他刊物主办者成分不一，多数是“党外运动”的同情者。办《前瞻》的费希平、办《雷声》的雷渝齐，是离开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办《政治家》的邓维祯、办《自由时代》的郑南榕和《千秋评论》《万岁评论》的编者李敖，则是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其他如《大时代》的陈阳德，《海潮》的王义雄，《纵横》的郑临安等，各有背景，均同情“党外运动”。他们所办的杂志无疑是为“党外运动”助威添薪的。

　　这两支力量身份或有差异，但都一边办刊一边加入“党外”的组织和活动，进入组党阶段时，他们大部分人也都身与其事。民主进步党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不同刊系杂志的大结合，只有少数人仍留在社会做“无党无派”。

　　“党外杂志”的议题，杨锦麟曾经有过归纳，分为七个方面，即:一、宣传“党外”政见,鼓吹民主政治,抨击“宪政危机”。二、批评台湾当局的内外政策,针贬弊政,揭露阴私。三、介入社会,关心社会其他层面的问题。四、报道岛内各地“党外”人士行踪,各地“党外”及国外台湾人团体动态。五、系统介绍和挖掘有关台湾史料,对台湾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加以分析评价。六、刊载“党外运动”内部的重大论战。七、宣传和报道大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新闻。笔者对主要派系刊物栏目（见下表）进行了一些具体的了解，从中不难梳理出“党外杂志”议题上的共同性，即几乎所有“党外杂志”都包含四大主题：选举宣传和选情分析；“党外”活动和“党外运动”路线讨论；政治诉求及其理论；社会新闻、政情解读及其他。只是各杂志轻重比例各有其特色而已。四大主题中，前三大主题是实质性的，都围绕“党外运动”而展开。

　　“党外杂志”的言论观点，在四大主题上都有表达，如在选举宣传和选情分析上，着力于丑化国民党和美化“党外”人物；在“党外”路线上，或主张“体制内改革”和议会斗争，或主张“改革体制”和街头抗议；在政情和社会新闻解读中常常借题发挥，将负面性引向国民党当局，将正面性接到“党外运动”上。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它们在政治诉求及其理论上的观点。

　　“党外杂志”的政治诉求包括政治制度诉求、民生政策诉求、国族认同诉求三大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的观点可以说基本是一致的，主张改法统，行民主，要求“中央民代”全面改选；主张解戒严，行宪政，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和司法公正；主张改革选举制度，要求完善选举罢免法。民生政策方面，基本以争取弱势群体利益为共同取向，包括劳工权利、女性权利、“原居民”族群权利，同时要求改善社会安全和生活环境，实现教育公正、公民建设、生态保育和非核家园。国族认同方面，“党外杂志”则表现出较大的分歧：《夏潮》系刊物、《前进》系刊物、《大时代》《新生代》《纵横》《前瞻》《雷声》等，主张本省与外省、乡土与国家的一致性，认同大中国，要求恰当处理两岸关系，确立务实的对外政策；《八十年代》系统、《美丽岛》和泛美丽岛系统刊物、《新潮流》等，在国家认同上日益“去中国化”，通过重述台湾史来建构台湾悲情和抗争，夸大省籍矛盾，要求“自决”前途；《政治家》系统、《自由时代》系统等刊物则前期主统，后期趋“独”。三大方面中，“党外杂志”的诉求重心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上；民生政策诉求具有动员民众的工具性动机；国族认同方面的诉求虽有实质性，但在当时仍然是服从于政治改革大目标的，所以尽管有明显分歧和对立，却能求同存异密切合作。如“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就是统派苏庆黎提议，“独派”“党外”新生代唱主角的一个“党外”社团。

　　“党外杂志”不止于坐而论道，同时也将社会反对运动的组织和发动作为目标，所以言行互促，越来越激进化。“党外共同刊物”《美丽岛》曾以“杂志服务处”的名义将组织延伸到全岛各地，俨然成为“没有党名的党”，终因“非法”发动国际人权日游行，引起国民党反弹而造成暴力事件。后继者更是花样翻新，频频制造各种“事端”，挑战国民党底线。当“党外运动”“冲冲冲”的时候，国民党虽也在致力“革新”，但节奏远远落后于“党外”呼求。纵然“党外”言论有温和与激进、左进与右进之分，但即使温和派，与国民党革新的节奏相比仍然是激进的，更勿论“党外”激进派言论，左进和右进国民党都不能接受。国民党试图在维稳中和缓改革，为稳住阵脚，保持政权的稳定，一方面动用行政资源对“党外杂志”实行查禁、查扣、停刊、取缔等处罚；另一方面也运用官办报刊口诛笔伐，而且还鼓励一些支持国民党的新世代分子创办新型刊物与“党外”打擂台。如比较温和的《中国论坛》《黄河》，比较激烈的《疾风》《龙旗》，强调国民党自改革的《秋海棠》等，这些报刊往往设立有批判“党外杂志”言论和回应“党外杂志”批判的专栏，都把“党外杂志”视为对抗国民党、制造街头骚乱的言论机关、“党外”反抗运动的工具。如《黄河》每期辟有“‘党外’随想录”，抨击“党外杂志”的“造谣生事”，《疾风》则迳称“党外杂志”为“黑拳帮”。

　　基于以上这些表征，“党外杂志”不仅仅是指前文所说的1970年代中后期到1986年民主进步党成立之前十余年间活跃于台湾社会的各种“党外人士”所办刊物，而且在性质上属于此间“党外运动”的特定舆论刊物。多元性“党外党”舆论刊物和助威刊物，不同于整齐划一的“政党喉舌”，也不同于帮闲式的“书生论政”刊物，实为“党外运动杂志”的简称。

扫

码

关

注

台湾历史研究

公众号